澳大利亚中学教师

澳大利亚中学教师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中小学教师地位不高是困挠教育的一大问题。为了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形象，促进教育发展，增强澳大利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澳大利亚教育联合会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AEU）于1997年5月向澳国会参议院就业、教育与培训和青年事务委员会（Senate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Committee）提交了关于教师地位现状的调查报告。报告详尽分析了影响学校与教师地位和形象的各种因素：政府政策及财政、学术标准与教师责任、媒介、公众态度、市场、课程、资金筹集、社会变革、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新技术发展、教学环境、工资、师资供求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改进措施。本文择其要旨而述之，以期我们对澳大利亚教师之现状有所了解。

　　1.政府政策及其财政

　　现今，学校和教师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和迅速的变革，然而政府对待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的态度却是矛盾的，因为学校教育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这必然给政府的预算以很大压力。政府的一些咨询顾问机构甚至在缺乏分析的情况下，以不合逻辑的口吻断言，学校的开支可以降到政府所能支付的最低开支水平而不会降低教学水平。而国际劳工组织（ILO）在其发表的1996年度报告中说：“现在，公共教育服务的作用在澳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世界经济的变化要求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和更多理性的以及更广泛的政府干预和资源动员，教育和培训在提高国家竞争力上已成为国家政府之中心。”“但不幸地是，很多国家效仿美国，削减公共开支，公用事业私有化，出现了贫困加剧和收入的分配不公。”这些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公立学校的教师责任增加而同时赖以工作的资源减少。结果，教师处于两难境地，渴望教好学生，但资源不到位，现在又削减教育经费。

　　政府精减机构，责任下放，公共服务供应和财政收入的恶化，经济理性主义者的理想，政府调控力度的削弱以及教育市场化运动已经改变和削弱了澳大利亚的公共教育供应。

　　做为竞选辩论的修辞润色，教育部长和政客已经在贬低学校和教师了。为了给他们推行的“改革”蓝图加点色彩，先拿学校开刀，缩小规模、削减经费。这种政治把戏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真正的教育。

　　“公立对私立”学校的辩论对学校和教师的地位产生了不利影响。公立学校在此类辩论中从未赢过，教师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官员的孩子是不会去公立学校的。

　　如此，教师发现他们被铐住了，不停地挣扎以获取资源和好一点的待遇。政府有意削减教育经费，在宣传上暗示教师对资源和工资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给学校的拨款已经超出，增加投资只是浪费，因为公立学校的教师的工作没有成效。近来，政府通过象企业那样的讨价还价要求教师在合理的工资待遇和教学条件之间二选一，即要么选工资待遇，要么选学校条件。

　　政府还在寻求在教育上“工业化”和“专业化”的决断。联邦教育部长在一次讲话中甚至说“教的职业愿望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之类的话。教师不明就里。加温那（Ray Cavenagh）总结到：二战以来，教育上每一点缓慢。但是有成效的进步都是教师艰苦斗争取得的。政府在每一点上都以此讨价还价，并也希望教师积极参与这些讨价还价并且就学生与家长讨价还价。这种观念表明了现代政府道德上的弱化。

　　相反，政府似乎喜欢吹捧私立学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政府财政的变化表明公立学校部分问题之解决就是向私有化发展。结果，中产阶级的父母也越来越倾向于私立学校，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看做是“好家长”的标志，对公立学校渐失信心。

　　2.学术标准与教师责任

　　近来关于学术标准问题的辩论也是政治家们削弱公立学校的例证。对目前状况的任何理性评价都不会导致目前的标准处于危机之中的结论。来自“第三届国际数学与科学研究”（Third InternatioalMathematics and Seience Study）的报告表明澳大利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结果表明只有八个国家（在四十五国中）在数学上四个国家在科学上超过澳大利亚，总成绩只有七国在澳之上。”怪就怪在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教育官员想尽力引起公众对现有的学校的学术标准的危机感。并且极其错误地暗示，澳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识字问题。这意思是说他们是文盲。并在各种场合重复此观点，似乎表明公众也持有这种观点，责任应在教师和学校身上。

　　政府和教育行政当局推行了一次新的考试--国家测试（National Testing）。“目前，这项考试在教育上并没有什么积极效果，却导致了对教师的专业评价的不信任和对教师地位更不良的看法”（AEU语）。一些教师在给AEU的陈述中叙述了这些影响教师的后果，“……所有的教师都知道关于学生报告和评价的重要性并且他们也在做（也乐于改进他们的工作），但是当政府或家长社团要求一定的过程，而这些对教学来说没有用或与学习过程无关时，相应的工作就会紧张。当这些要求是针对教师没有教给学生基本的读写算技巧，孩子没学到什么，学校监督是因为我们懒惰，不公开我们做些什么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以掩盖我们的失败的时候，我们真是气极了。”

　　在澳发生的这一切纯粹是英国的翻版。《泰晤士报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了教师的沮丧和政府政策的关系：

　　“英国教师的士气已低到极点了。教师对被迫执行政府不得人心的政策而同时又不得不忍受公众对他们的责备感到沮丧，士气低落和气愤。”

　　“他们厌倦了大班额教学……并且他们决定投票选掉那不得人心的政府，他们痛恨这样的政府，并且认为政府应对目前国家教育的现状负责。”（1997.1.1.1）

　　“八个教师中只有一个愿意干到退休年龄，并且辞职的人数已超招聘的人数”。（1997.1.17.P1）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更换职业的教师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在50％到60％之间）。

　　3.媒体的偏见

　　很遗憾很多媒体支持这场削弱学校的运动。对教师形象的消极报道经常见诸极端，而且很明显带有极端性和偏见。大多数情况下，对学校和教师的攻击是错误的、未经证实以及带有政治倾向性。

　　近来，克里斯托夫?班地克（Christopher Bantick）在他的文章《教学现实》（Teaching Reality）评价到：“总得说来，教学是一项低技能、低冒险的专业，在智力上要求也很低”，“长长的假期就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实惠，而其他工作很难有如此之长的假期。”（《信使报》97.3.4.P15）同样，弗兰克?代温（Frank Devine）的《孩子比教师的自豪感更重要》（Kids Matters More Than Teachers Pride）（《澳大利亚人》97.3.20.P11）也表明了他对教师与专业有关系的“自豪感”的十足无知。这两个例子说明媒体把“诋毁教师”（teacherbashing）变成一项“运动”。

　　幸运地是并非所有的媒介都对学校都进行消极报道。但教师的总的看法是：媒体对他们不友好，把他们当做一个可以随便打的靶子却不给他们以任何争辩的机会。

　　4.公众评价

　　尽管政府和媒体攻击学校与教师，但公众对教师与学校的评价仍然很高。调查表明教师的诚实和道德水平远高于其他职业人士。摩根盖洛普民意测验（Morgan Gallup Poll）就诚实与道德所做的调查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说明。在过去二十年里，教师的诚实与道德水准提高很大，1996年有68％的人认为如此，具有讽刺意味地是新闻记者的诚实和道德水准极低，国会议员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1996年昆士兰教师联合会（Queensland Teachers‘Union）委托民意测验机构做了一项相同的测验，结果表明公众对教师表示了水平很高的满意度，公立学校学生家长的满意度更高。

　　实际上，教师发现学校所在社区的民众对他们表示了极大尊敬和理解，并给以很高评价。教师对政府与媒体表现出的与公众相反的评价感到困惑。很明显，普通民众似乎比政府更了解学校的需要，也乐于为此付另外的钱，那么政府削减学校经费的决定似乎不是基于民众的授权了。

　　5.市场与教育

　　工商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在如下四个领域里对学校产生了冲击，学校教育的性质，学校教育管理、课程、资金筹集和赞助。

　　学校教育的性质竞争性的教育市场可以解决如经济、社会、文化或其他领域的问题的观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但把此应用到教育领域是否成熟并且是否符合教育学的原则也值得商榷。教育是使学生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而竞争的后果产生输家与赢家，这有悖于教育的基本宗旨。

　　政策的制定者却满脑子这种观念。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象在其他领域里一样，是基于对经济理性主义观念的信奉，而不是根据那些熟悉教育问题的人的教育观点。由此对教师的地位产生了如下影响：

　　1）他们的价值观，社会道德观念和文化观被斥为背时货并且被指责为拒绝面对社会现实。

　　2）对他们自己的职业前途和知识的关心的任何辩白都被看做是自私的，只顾自己的小家等等。结果，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受到侮辱。加温那Cavenagh（1996）评论到“……体制和政府试图把教学的’职业动力‘变成’表演动力‘，把教师置于一种属于久远以前的监控机制之下……”。

　　这并不是说教师及教学不去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是政府的改革形式、媒体和其他商业因素对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去帮助他们却又责备他们是失败与不称职的。

　　学校教育管理学校的管理方式也浸透了竞争哲学思想，政府竭力倡导管理上的“市场力量”（market foices），市场上会有合适的、正确的和自动平衡的解决办法。在此环境中，公众的利益问题也就无关紧要了，教师的地位被进一步地削弱了。教师所主张的理想教育和学习文化正被竞争性的市场模式所代替，而这种模式认为教师是可延伸的商品、学生是装配线上的部件，可以成批地廉价地被制造出来。肯威（kenway）明证了把学校推向市场的过程和在教育体系中产生的隔离（desegregation）：

　　“为把学校推向市场，政府采用了4D方案：放权（devolution）、分区制（dezoning）、非制度化（deregulation）和隔离（desegregation）。教育体系中……至少在理论上市场是依靠竞争的，因此学校与学校竞争，家长与家长竞争。如此，任何合作、协作和责任分担、权利共享必是荡然无存。个人看其他人为竞争对手或敌人并且必须和其针锋相对，教育体系被隔离。”

　　但是，联邦政府似乎正刻意追求教育进一步市场化，教育部长又重提办学权力的下放和分权管理会带来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在市场上，学校必须相互竞争以取得家长的支持，这不可避免地产生输家和赢家，竞争并不一定导致教育质量之提高，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因为一个学校的成功是以另外一个学校的失败为代价的，并且失败的学校总是在贫穷地区，学生的家庭背景总体上来说较差。竞争使得失败的学校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这并是说学校的管理不需要改革。马金森（Marginson）等指出：“并非所有的权利下放都到底了，而有些教育决策的控制又‘再集中’（recentralization）。权利下放不应是政府推卸提供资源责任的借口，学校的主要精力也不应放在与其他学校的竞争上（似乎这成为成功的进一步刺激和压力）。”未来的挑战是分权要落实到底以加强教育所赖依发生的权利、资源和结果。

　　课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课程和工作之间荒谬的关系也贬低了教师的形象，普遍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学校在促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人们得出结论认为，失业与学校的教育水平和实践有关，而从逻辑上说，教育应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社会来说，学校实在容易成为经济低迷的替罪羊。发展职业教育以增加就业，后果是学生不能就业，无疑人们又在怀疑学校了。普教与职教的冲突总是存在，但新课程的开发和实施又不容易。学校培养的人才与工商业的要求不符，支持资源又不到位，这不难想象教育界与工商界的关系紧张。工商界抱怨学校的育人观过时，要求学校开设更广范围的课程，而学校却重传统的教育价值观。

　　政府和教育行政当局在此领域缺乏创意，而又站在这场冲突的局外。企业界与学校在联合已做了很多有创意的尝试。如维多利亚（Victoria）的“教师去工业实习项目”Teacher Release IntoIndustry Programe TRIP）给了教师以在其他工作上的有益经历。此项目正在全国蔓延开来。“全国学校网络”（National School Network）组织鼓励教师参与此类实践活动并进行自检。但是政府的支持却很勉强，令人难以理解。

　　资金筹集与赞助经济优先（economic imperative）使政府更不愿出钱以维持公共机构，但是却对私人赞助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它们根本没有对学校和教育机构去获取赞助、对学校和学生施加的各种商业压力所造成的道德和伦理上的两难进行讨论，而只一味地削减开支，为避免各方政治利益的冲突，表现出完全的独裁。教师和学生不知怎么办才好。教师参与筹资活动使他们处于道德与职业选择的两难境地，也改变了他们与家长的关系。学校的校长对此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也不能解脱出来，一些资料表明了校长的态度：

　　“我很幸运有一些有影响的、乐于出钱的家长支持我们。”

　　“学校的富裕程度不同使学校的差距很大。在高收入区可以收取高额费用和筹措到更多的资金。我们学校很穷，缺乏机动性。”

　　教育的传统价值观在此受到严峻挑战。筹资问题已是学校与低收入家庭良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教师强烈认为这项活动消蚀着他们的职业地位并限制了花在专业上的时间。

　　6.社会变革

　　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变革也反应在学校里，家庭破裂和关系紧张，青少年自杀、无家可归、吸毒、虐待儿童、失业、不平等和暴力等。父母的经济水平和能力限制了孩子的教育经历和水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难以受到合适的教育。政府为所有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是其应尽的道德与法律义务。澳大利亚在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方面（fair go for all）有公认的良好传统，但被一些因素腐蚀掉。现在认为孩子会超过父母的观念不再行得通了，儿童越来越不如其父母了。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澳轻视传统智慧、孩子的教育与权利，导致轻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因而轻视教师。

　　政府不能再继续采用受教育机会与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师生均感沮丧。政府不去支持他们而却期望他们采取其根本不能采取的措施去解决问题。

　　7.劳动力市场

　　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机会必然影响到学生对教育或就业的选择。这就要求教师能够提供给学生多种就业途径的知识。教师不能创造工作机会，因而工商界对教师的批评就集中在教师未能为学生就业提供准备上。把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准备做为衡量学校成功的标准的副作用，就是在失业高峰期责备教师和学校是失败的。教育发展前景的规划和咨询工作经常忽略教师，当教育有过失时，工商界和公众眼里的教师的形象和地位无疑在下降。

　　8.职业教育

　　中等教育水平的职业教育之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技能。然而现在的学生要从事几种工作，其职业生涯也将多次改变，教师能为学生在校期间提供多少项技能才行呢？教师必须了解最新就业／职业信息，并与政府、私人机构、雇主（协会）以及中等后教育机构保持密切关系，谁会认为这项工作是轻松的？如果支持资源到位，这可能有助于提高教师地位，然而教师与就业市场无直接关系，批评也就不难想象--没有提供合适的劳动力。教师就是“三明治里的肉”（meat in sanwich）夹在政府的承诺和教育培训结果之间，倍受夹板气。

　　9.新技术

　　现代社会要求学生中等教育结束后必须掌握一定的新技术和知识，显然这也要求教师掌握同样或更好的技术知识。但现在雇佣的大多数教师进入教育领域时并没有被期望掌握这些。目前，教育体系很少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支持以便教师去掌握和应用新技术。学生在校外使用的和在校内的新技术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事实上，学校里新技术的发展应归功于一些有献身精神的教师。政府对此的应答是相当不合情理的。一方面希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掌握新技术知识，一方面又不给学校和教师提供任何支持。

　　10.工作环境

　　学生有权力获得一个安全与免于搔扰的学习环境。但教师的人身安全、工作的满意度和职业责任感却由于搔扰与谋杀事件的不断增长而每况愈下，学校的暴力事件不再是局限于纯肉体的伤害事件，流行的形式是对女孩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搔扰。教师常常困扰其中。在一些极端的事件中，教师甚至受到肉体的伤害以及财产破坏但又必须去干预那些潜在的危险的情况，但公众并不支持学校采取积极手段以制止暴力事件的发生。马丁（Martin）说到：

　　“今天的教师面临着更大挑战。首先他们必须保证学校正常运转，不能因一部分有行为问题的学生而中断教学，又要承担建设性地处理学生的行为问题的责任。”这必然产生压力和紧张。暴力的威胁也使未来教师对教育职业望而却步。

　　政府需要反省他们对学校的期望。学校与教师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政府的责任不能推卸到学校肩上，学校需要帮助与支持。

　　11.工资

　　作为一种职业其地位下降还表现在收入上。受过四年培训的教师起始工资为＄31，000，而一个差不多水平的工程师为＄33，200。1991年开始工作的一位教师现今工资为＄40，600，相同水平的工程师为＄54，000。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教师的工资收入急剧下降。教师1974年的工资收入是成人就业人员平均周薪的146％，到1995年一月份只是108.29％了。一个中学资深教师的收入自1982年到1995年下降了＄11，448。退休金同样也被削减。

　　教师对那些高喊削减工资和退休金的政治家的不满日益增长，因为后者的工资和退休金却在上涨。拿1996年在塔岛为例，一个最好的教师的工资收入还不到一个普通议员基本工资的60％，这还不算议员额外的高额津贴。瑞?加万纳（Ray cavenagh）总结了对教师目前的看法：“教师是以学校为本的人，他们只知道工作越来越艰苦，公共的挑剔越来越尖刻，并且他们不得不应付更多的问题。然而，有一件事他们很清楚，就是他们的工资已经封顶了。他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工资收入和那些在新兴工业领域里资格和他们相同甚至不如他们的人的收入的巨大差距。他们看到他们孩子的收入比他们的长得快，也听到了关于他们假期和双休日的争论--那些老生长谈，他们气愤难当。”

　　给教师的补偿哪里去了？到了教室外的行政管理者手里去了。因格瓦森和查德伯恩（Ingvarson or Chadbourne）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校管理者的地位远优于教师，即使教学对于学校来说更关键。”“钱付给哪些教课越来越少的人。”“教学三十年，工资达到最高水平，但如继续从事教学，那么工资一直停留在相同水平到退休。”

　　并非没人建议采取措施，如按资格划分“等级”。但是重要的是教师的分级应使他们留在教学行列而不是进入行政管理领域。这些观点是成熟的，但实施严重缺乏力度。而有些地方给教师分级，增加工资却伴随着增加工作量等条件。

　　公众中还有一种看法是学前班教师只是“保姆”而不是教育工作者。这使幼儿教育工作者很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