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哪些现实主义政治家，都做了些什么

美国有哪些现实主义政治家，都做了些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美国外交中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现实主义是在同理想主义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蔓延，使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望和华丽词藻不攻自破，于是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在呼吁人们起来与法西斯做斗争的过程中毫不留情地批驳理想主义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各项主张。
他们提出：在国际事务中，道德说教是无法抵挡权力和利益的诱惑的，人类应该面对严酷的现实而不能陷入和谐的空想。他们主张外交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攫取权势，权力政治虽然不符合抽象的公理和道德，却非常切合具体国家利益的道德。
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两位，一是世界上第一位国际关系学教授，英国威尔士大学的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 1892-？），他提出了现实主义最早的三个基本观点：（1）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一切政治活动都是权力政治。（2）有权力才谈得上道德、民主和正义，道德、正义是相对的，是权力的产物。（3）政治不能脱离权力，政治活动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卡尔首次系统地批判了理想主义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形成；另一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1904-1980），提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更加突出权力的概念，他把现实主义引向鼎盛并迅速地渗入美国的外交实践中。现实主义理论造就了两位杰出的外交家兼理论家乔治· 凯南（George Kennan 1904-2005）和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23-今）。
“二战”不仅把美国推向了世界政治大舞台，而且美国在战争中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国力、军力都高居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的超级大国。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60%，黄金储备的70%，拥有最庞大、装备武器最先进的海、陆、空军，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美国凭借这一优势地位，先后出台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艾森豪威尔主义”，制定了遏制（Containment）战略，用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和防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来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遏制共产主义成为美国长期不变的战略目标。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转折，它表明美国已将威尔逊理想主义抛之一旁，而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也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已由地区政策转向全球政策，由原来的海外扩张转向全球扩张。在遏制战略的指导下，杜鲁门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亚洲、欧洲、非洲建立了军事基地并将拉丁美洲看作是美国的后院。尽管此后美国历届政府都提出了带有本届政府印记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遏制政策的核心和实质没有变，不管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
遏制战略是由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兼理论家乔治·凯南首先提出，他的遏制政策也被称为凯南现实主义理论。1947年7月，作为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曾向国内发回一份8000字的电报，并用笔名“X”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苏联行动的根源》，这份电报和这篇文章随后成为美国战后“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战略框架，影响战后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乔治·凯南一生目睹了一个被两个大国捏在手中的世界，并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乔治·凯南因冷战出名，因“遏制”成名。他的一生都与苏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就战略研究而言，苏联是他的敌人；就历史研究而言，苏联又是他的伙伴。乔治·凯南熟知苏联，认为“那是一个没有高速公路网，却能凭借原始粗糙的铁路网，而很快成为工业强国的国家”；“它的统治者在管理的经验和技巧方面史无前例，它支配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精力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的资源，只要它内部的统一被打破，就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不起眼。”后来发生的历史果然证明了乔治·凯南的预言。
乔治·凯南的现实主义思想还集中在他对道义和外交关系的分析上，他认为美国旧时外交政策的最严重缺陷是不恰当地强调“法律——道义因素”，因为法律——道义学派忽视了政治问题的国际意义和国际稳定的深层根源。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实力的逼近，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想与美国共同主宰天下，野心急剧膨胀，处处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等原因，陷入被动，战略态势上逞“苏攻美守”局面。这一时期美国先后出台了“肯尼迪和平战略”、“尼克松主义”和“卡特主义”，在外交上奉行均势战略和大国外交战略，特别是苏美首脑之间多次会晤，签署有关限制反导d条约、裁减核d头、禁止核试验等条约，力图保持两极均势和大国平衡，同时为了从战略上牵制苏联，美国痛苦而又果断地抛弃了国民党台湾，同中国大陆改善了关系以牵制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而当时中国与苏联也正处于交恶状态，这一时期成就了一位著名的外交家亨利·基辛格。
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乔治·凯南一样，基辛格也是以学者和决策者兼于一身为特点的，如果说乔治·凯南是以苏联而蜚声世界的话，那么基辛格则以中国而饮誉全球。基辛格强调个人外交和秘密外交。他的“穿梭外交”和“越顶外交”成功地实现了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打开了中美友好的大门，曾令世界为之瞪目。
基辛格崇尚现实主义权力论，赞赏均势论，认为必要时国家应运用权力实现国家目标，但和乔治·凯南相比，他更显自由主义倾向，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有三个突出点：（1）重视大国外交；（2）国际因素优于国内因素；（3）政治家对外交伦理负有个人责任。
上述现实主义要旨构成了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均势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维持均势是核心政策，判断是主要手段。
然而国际局势真是风云莫测，瞬息万变。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宫，抛出“里根主义”，声称“以实力求和平”，要“重振国威”，并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同时对苏联又采取强硬措施，同苏联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使苏联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而此时苏联却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国际上空前孤立，加之与中国交恶，其经济发展步伐迅速放慢，与美争霸渐渐力不从心，战略态势上逞“美攻苏守”态势，里根此时偏偏又搞军备竞赛，欲把步入衰退的苏联经济拖垮，迫使其改变战略，谋求与美国的缓和，此时的美国已从“越战”中脱开身来，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方面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一方面提出国际政治新思维，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力图缓和美苏紧张关系。
在上述背景下，乔治·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明确提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是战略重点，对苏联不能只是简单地、消极地进行遏制，而是要大胆地超越“二战”后长期奉行的遏制共产主义政策，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积极主动地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使其重新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从而开创一个“超越遏制”的新时代。
“超越遏制战略”实际上是“遏制战略”的继续和发展，但其目标要比遏制政策大得多。前人不断“栽树”，老布什大收“和平演变”之“硕果”，这其实是历任美国总统播下的“遏制种子”所结之果。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结束，美国现实主义“遏制战略”和“超越遏制战略”是强大的外因。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崩溃，近50年的“凶恶敌人”一下子消失，国际舞台上由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变为美国“一超独霸”。美国人欣喜若狂，d冠相庆，谓之为“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心理上反倒显得无所适从。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又抛出了“克林顿主义”，针对全球形势变化，调整了美国对外战略，即“扩展战略”。在外交上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把在全球促进民主与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大力推进人权外交（老布什）；其二是积极推行预防性外交，防患于未然，提高国家安全系数（克林顿）。具体表现在：积极鼓吹人权大于主权，动辙以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他国内政；重视大国外交与合作，特别是与中国、日本和欧洲；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多边体系，实现美国主宰全球的意图。
克林顿入主白宫八年，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时期，财政由赤字变为盈余，美国国力变得空前强大，在国际舞台上无人望其项背，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举步维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小布什上台后自然是牛气冲天，处处咄咄逼人。
美国当前的全球战略是维持并加强其“一超”地位。新旧世纪之交，小布什政府制定了“新帝国大战略”。目前，美国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遏制威慑”战略已被“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战略所取代。根据这个战略，美国对于新兴大国的战略方针必然是双重的，即扶植和支持那些它所认定的所谓民主国家，而遏制和打击那些它所认定的所谓专制的，并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
美国根据自身的全球目标和利益取向采取了不同的复合型战略和策略。其实质不外乎两种，战略遏制和战略合作，其遏制不排斥合作，同样，其合作也不忘记遏制。以当前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布什政府十分重视印度的经济潜力及其在地缘政治和亚太安全中的作用，称印度为美国的“天然盟友”。近几年来，印美关系不断升温，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不久前，布什新政府国务卿赖斯的亚洲之行首选印度，她在出访前称美方重视美印之间“已经转型的关系”，这表明美国迫切希望将印度纳入其战略轨道，为其全球战略体系及亚太战略建立一个新支点，在地缘政治上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美对印关系是战略合作型的，是战略合作大于战略遏制。我们要明白，虽然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诩，但输出“民主”、动辄打“民主”旗号的美国也决不愿意看到一个和它平起平坐的印度，所以美国在明着同印度合作的同时，也时刻不会忘记暗中遏制印度。
与此相反，美国认为“红色中国”的发展将可能威胁其“世界霸主”地位，因此，遏制和延缓中国的发展就成了美国的既定政策，美多方阻碍并施压，要求欧盟推迟解禁对华军售就是一例，扶持台湾跟大陆对抗更是尽人所知。也就是说，美对中关系总体上是战略遏制型的，但鉴于中国在诸如反恐、朝核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对抗、与中国实行接触与合作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往往在中国“愤怒的边缘”上“及时刹车”既是明显的征兆。因此，美对中的关系是战略遏制大于战略合作。
究其根源，合作战略和遏制战略分别植根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想，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外交上的具体体现。
以上是美国以“二战”为界前后两个时期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外交思想中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不同时期的美国外交思想明确地分为两种类型，或把两者截然分开，而只能说是前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占上风，后一个时期现实主义占上风。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的差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不同，实际上，这两种思想之间常常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理想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候，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最终催生了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彻底消失和完结，理想主义的很多思想仍然顽强存在着，并且不时地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方略中。尤其是近年来，理想主义的裁军、维和、国际公约、国际道德、抵制、制裁、谴责、国际法、国际组织、仲裁机构、国际法庭、公众舆论、世界秩序、战争法等思想和概念也在各国媒体上频频出现。而在美国国内，无论是两次悍然入侵伊拉克、或对南联盟进行狂轰乱炸，或在阿富汗进行所谓“反恐”战争以及现在对伊拉克实行军事占领期间，美国民众均在国内各地接二连三地进行大规模地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发动战争，制造流血冲突，破坏世界和平。而喜欢“动粗”的小布什两次竞选均以微弱优势当选也说明了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