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江亭记

三国时期地方学校没什么特殊之处，县、郡、州至中央的太学，就这么一个系统。

正常情况下每个地方都有学府，东汉三国的名士大多靠家学或自学，通过地方学校学习，并且以学术成名人物很少。

若东汉末年诸侯陶谦，通过个人努力考上诸生，又被举为茂才（秀才）。

姜维好读郑学，一路走向了州从事。

那时郑玄早就死了，姜维自当是在地方学习了郑学。

地方学校跟东汉的孝廉制度或有一定关系，郡国向朝廷举荐的人才需要考察品行和才识，地方政府对当地有才识的学生自当有所管理。

所谓的地方学府有的受到太守重点支持，有些是地方名士个人讲学，官府没有反对也没有什么支持，学问足够出众，名气足够大，会得到举荐去做官。

也有名士不做官后跑去教学，如虞翻被孙权安排到交州后，仍在在交州开办私学，弟子有数百人之多。

正是今有朱一旦非洲警告，古有吴大帝交州旅游。

办私学的名家还有马融、郑玄、卢植等大名人，就不一一详说了。

只要师傅名气大，不走官学渠道也有出路。

“单骑逼退孙权十万大军”的刘馥进入合肥后，其中一件功绩就是聚集有文化的诸生，重建学校，目的是恢复经历诸侯混战以来，地方政府的正常秩序。

扬州的首府合肥在刘馥数年经营下恢复秩序，战备充足，即便在刘馥死后，孙权十万大军围攻合肥三个多月也无法将其攻下，故有刘亡灵单骑逼退孙权一说。

故刘馥这所学校可以叫做“合肥学府”或“亡灵学府”。

杜甫的祖先、名将杜预的爷爷杜畿上任河东太守后，着手恢复河东郡秩序，各种行政工作都亲力亲为，政绩考核常为天下之最。

其中工作之一是杜畿重新开设学宫，还亲自拿着书卷给人讲课，河东郡儒学大兴，培养的儒士极多。

荀彧的别传描述杜畿简傲少文，学术水平应该不高，主要是给地方人打打基础，普及知识。

说来这杜畿不仅跟戏志才、郭嘉并列，孙子杜预博览群书，综合成绩超强，人称“武库”。

河东名儒乐详是杜畿学宫的教授之一，担任的官职是郡文学祭酒，后来被举荐为太学博士，而且还是魏国博士里水平极高一位，他的弟子有数千人之多。

我怀疑西晋寒门名士乐广可能跟乐详有些关系，但两人不是同一户籍。

像“名满京城”毌丘俭、“地图专家”裴秀、“诗人”杜挚这样的河东名士也没明确记载有在郡里读书，这种学校对本有学家的士族而言是否有太大影响，不太好说。

故杜畿这所学校可以叫做“河东学宫”。

孙权的堂兄孙瑜礼待济阴人马普，让马普教授庐江郡的将领、官吏子弟数百人读书，正式设立官学，还设有食堂，待遇极好，但需要官僚子弟才可以去上学，孙瑜本人也是一位读书爱好者。

由于孙瑜手下以江西人居多，故可称为“江西学府”或“庐江学府”。

曹 *** 亦曾设立教师，教授亡去将领、官员的子弟。

吴郡才子顾邵与诸葛瑾、张承、步骘合称五君，顾邵的名号是虚心的长者，他出任豫章太守，会考察小吏才能，令优秀者入学进修，通过教育改善社会风气。

南北朝的怪谈小说《殷芸小说》描述了顾邵【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

】的故事。

顾邵毁坏鬼神庙宇，破除封建迷信，推广知识教育，遭到了鬼怪上门威胁，经过长期骚扰，顾邵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也没不肯为那鬼怪修复庙宇，遂病重而死。

顾邵这所学校可以叫做“豫章书...”或“长...学府”。

魏国名将王基出镇荆州，把江夏郡的治府推进到前线夏口一带，并对当地进行发展，为伐吴进行长久的战备工作，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修建学校。

故这所学校可以叫做“王基学府”或“魏国武汉学府”灭吴名将王濬担任广汉太守时，有叫李毅的担任学校的主事，或者说是校长（古代时负责地方学校的官员属于小吏，地位不高）。

王濬作为郡领导，来到学校视察，得知学校学生有八百多人，学有所成者只有百人，教育效果不达标。

李毅用孔子弟子三千，学而有名者只有七十二人进行反驳，得到了王濬的重用，在王濬伐吴时担任参军。

李毅的爷爷李朝当年正是随刘备伐吴后大败，病逝于永安。

故广汉郡这所学校可以叫做“武侯学府”（王濬谥为武侯）或“李毅吧”。

类似以上这些都是有记载他们修办学校，类似司马朗、张既、贾逵、郑浑等著名地方官员，当然都曾进行过发展地方学校的工作，只是史上没有详细描述他们这方面政绩。

在那个文化普及低下的年代，地方学校主要还是确保一些基层人员的文化水平，至少能读懂公文，承担起地方文书往来的工作。

像诸葛亮、陆逊、司马懿这种都是有学家底子，再外出游学与名士交流的人物，他们跟地方学校出来的寻常学生比起来，恐怕是大学和小学的差距。

当然，三国时期也有“地方大学”，比较著名的是刘表在荆州开设官方学校，吸引许多读书人来读书，这些人都有一定知识基础，彼此间交流、学习，算是强于寻常地方学校的一所大学了。

《后汉书.刘表传》记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

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往来荆州学术圈的有司马徽、宋忠、傅巽、刘叡、王粲、刘廙、韩嵩、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诸葛亮、庞统、向朗、尹、潘濬、赵戬、士孙萌，但具体有谁专门进过刘表所办的学校就不太好考究，像这种学术圈子，曹 *** 和孙权那边也都有。

所谓的皇家书院就是太学与东观，不过这是两个机构，东观侧重管理书籍，太学侧重于教授，只不过官员通常都是一伙人。

东汉中期还设立了秘书监来管理图书，这个建制延续到了魏国，而魏国不再有东观。

东汉末年的东观名人有卢植、蔡邕、杨彪，承担着东观里藏书、校订、教学等工作，这些人本身也大有名气，弟子众多。

若吴相顾雍是蔡邕的弟子，蜀主刘备是卢植的弟子，魏司徒王朗是杨彪父亲杨赐的弟子。

此前的东观名人还有“文学模仿大师”扬雄、“《汉书》作者”班固、“大发明家”张衡、“大儒”马融。

曹魏自建国以来，太学一直在发展，魏明帝曹叡之时，太学生数量已经增至千余。

依照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职位。

但是由于长期战乱破坏了学术环境，初始教学质量并不太好。

《三国志王朗传》引注《魏略》有详细记载：“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

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

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

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

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

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

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

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

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

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

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

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 *** 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嗟夫！学业沈陨，乃至於此。

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但“王元姬的父亲”王肃此举似乎是为了垄断教育话语权，借用权势大力家学发展成“王学”，成为了魏晋之际的官学，意图压倒东汉末年以来流行的郑学，西晋还设立有博士专门研究王学。

由于王司徒父子又是兰陵侯，我们可以叫这门学术叫“兰陵王学”。

至末年时曾有太学生三千请求司马昭让“卧龙”嵇康到太学教书，魏末时太学规模已经很庞大，然不久后魏国灭亡。

蜀汉亦有太学、东观，但由于蜀地学术发展不突出，太学似乎没什么可道之处，陈寿记载的蜀地学者多是私学大佬，他的师傅谯周从典学、劝学、太子家令等职位出身，属于官学教师了。

《三国志》作者陈寿曾出任东观秘书郎，这也是他撰史的基础。

此前提到司马徽的学生尹默就是蜀汉著名的学官，曾教授过刘禅，所以刘禅是司马徽的徒孙。

孙权那边也设立学官，建国后有东观，相关记载亦并不多。

吴国末年，吴后主孙皓曾经答复东观令华覈请辞：“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

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

”从孙皓的描述就能看出东观的作用，但随着知识份子士族化，读书是出仕的渠道，又有多少人愿意把学问传授给外人呢？各大家族垄断知识才是常态，能教授高等教育的当然都是贵族子弟居多。

吴国还有大儒程秉是郑玄的学生，后他担任太子太傅，教授孙权之子孙登学问。

“孟尝君”的后代薛综由于家学过硬，三代人都负责过太子的教育。

有个中亚移民来的和尚康僧会还曾是孙权的博士，这是早期外国教师。

但似乎东吴的官职都被世家子弟所垄断，寻常人读书相对没什么出路的样子。

至吴国末年，甚至有教育荒废的趋势，于是吴景帝孙休又再重振教育，设立了许多博士，若《吴书》的作者韦昭就是孙休的博士。

有个说法南京大学最早始于孙休设立的国家学校，所以韦昭应该是南京大学最早的教授之一。

那时候像有些人想象中有一处神秘学校，教授了一大群治国安邦的人才，这是不存在的，有通过家学走向政治的是权贵子弟，能够享受国家教育资源的也是那帮人居多，更因为士族的崛起，垄断知识现象越来越严重。

到了科举制诞生，学校发展才逐渐走向平民化，但垄断教育资源仍是不变的走向。

后汉三国时期并无书院这种教育组织机构，真正的教育机构有家学和私学两种，而书院正式创建于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