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答苏武书

李陵答苏武书 为什么苏轼认为《答苏武书》非李陵所作？

是李陵写。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讨论起于刘知己。

《史通·杂说》：“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

”⑴继而苏轼《答刘沔都曹书》指出：“及陵与苏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

”⑵其后不少人如梅鼎祚、浦起龙等都附会这一说法，不同的只是在伪作的时间上各有意见而已，其中以浦起龙推测的时间跨度最长，认为其出于汉末至晋初的某一个时刻。

综观各家看法，视《答苏武书》为伪作大致有三点理由：⒈文体不类。

以刘知己、苏轼的词采音句观为代表，其后储欣作了“神气骨力”的补充；⒉明显抄袭《汉书》和《报任安书》。

因为《答苏武书》用语与《报任安书》近似，而相当多的人认为《报任安书》后出，所以李文为伪作。

⒊《汉书》没有收录。

持这一观点的人并无特别的理由，只是认为如果出自李陵之手则班固必定录入本传。

在武帝时，文风还是以追逐语词文采为主流，而形式上的趋于工整排偶则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

加上后世以文章名的如贾谊、枚乘、东方朔、司马相如之流同时又以辞赋名，其疏、书、策、对中注重文句已不足为奇。

李陵天汉二年出征，其时文事甚为壮观，尔后行文沾染奢华的西京气也是很自然的。

西汉文虽有质干苍厚如董、晁者，亦有明丽响亮如邹、枚、贾、马者，后来的古文家为了“道”的目的，厚董、晁而薄贾、马，辗转演绎，以至于留下了西汉文稳重沉实的评价，实在是一大误会。

所以因注意文采，讲求句式整齐来否认《答苏武书》为西汉文，并没有什么道理。

同时，聊可为佐证是匈奴冒顿的《遗高后书》：“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

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⑺排对也较为整齐。

现在留存的匈奴文极少，难以了解其时北地文风，这一例子大略能够窥见南风北渐之消息，所以李陵文工整铺张，不足为奇。

《答苏武书》不仅丝毫没有魏晋的淡泊脱俗，文中充满怨望之语与家国之思，所言本事和《汉书》、《报任安书》无不契合，同时又照顾到语言禁忌，，作伪如此细密，不是魏晋作风。

就避讳而言，讳称始于周，至于秦汉，制度渐臻完备，东汉尤甚，如“恒山”为“常山”，“蒯彻”为“蒯通”，“庄助”为“严助”等。

《答苏武书》中有“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句，语犯恒帝刘志讳，汉末人断不至于此，所以不会是东汉末年所出。

而李文并非没有照顾到这个问题，中原对蛮夷羌狄少数民族，尤于北方匈奴，每称“邦”少称“国”，李文中有“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又有“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云，它如“胡地”、“塞外”、“绝域”、“异域”、“朔北之野”、“蛮夷中”等等，可以看出是由长期小心养成的一种习惯。

由此判断，我认为李陵文出于昭帝时较出于汉末，其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它也不太可能出现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班固的《汉书》时代。

《答苏武书》和《汉书》的相近，大致有两处：一处为任立政招李陵时，陵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李文中则是“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

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耶？”另一处为李陵至北海劝降苏武时所云汉主刻薄寡恩一段话。

汉世法令苛刻，李陵降后，罚及老母，妻孥收族。

一方面李陵对归汉确有恐惧之心，另一方面，汉统治者的作为又让李陵心寒，并常以此为自己久降不归自解，从而减轻因为负汉而自责的心情，并求得他人的理解。

《答苏武书》中的这种表露，完全符合李陵降后终于客死匈奴的本事，和后来所谓“南人羁北”的情况大不相同，拘于这一点认为李文为伪作，显然没有什么道理。

《汉书》何以不选《答苏武书》，这一问题稍有些复杂，因为涉及刘向父子和班固，所以它具有两个不同的理解方向。

首先是《汉书·艺文志》为何不予存目？将《汉书》的“纪”“传”与《艺文志》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班固与刘向父子选取文章有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渠道。

班氏较为注重疏、策、议、对和书，而刘氏则比较注重观念性内容，由于体例的差异，这种区别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相当多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用“互见”的方式将两者混同起来，认为凡《汉书》中即不存目又不选录的文章一定可疑。

而实际上今天谁也不知道《艺文志》之言“贾山八篇” 、“邹阳七篇”所指者何，其中是否有《至言》和《狱中上梁王》。

同样，很多文章并没有在《艺文志》里存目，其中不仅包括枚乘、贾捐之、司马相如，甚至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如此。

班固编辑《艺文志》时更象一个“文抄公”，仅仅“删其要”而已，明显的例子是，《艺文志》中只载刘向而无刘歆。

其次，就班固而言，他不可能将所见到的全部西汉文章都收入到《汉书》的“纪”、“传”里（这一点又可以和《艺文志》相对照），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找不到任何理由让他为这篇文章负责。

不过既然从古到今许多人非常愿意在这一问题上纠缠，我觉得也可以提出几点相关的意见。

第一：苏武的处境。

苏武归国之后，一开始处境很尴尬。

始元六年苏武回京师，次年，左将军上官桀之子上官安伙同桑弘羊、燕王谋反，苏武的儿子坐罪死。

苏武本人也因和上官桀、桑弘羊有旧而失去了典属国之位，并险些身陷囹圄。

苏武一生为人谨慎，李陵书轻薄高皇帝，且从文、景直骂到武帝，无论从自身境况或素来品性看，苏武都不太可能将李文轻易示人。

梁章巨《文选旁证》引翁方纲的话说，《答苏武书》“若作于西汉时，吾知子卿得书，且投之水火，泯其踪迹，必不传至今日矣。

”⑼这番话尽管有些夸张，但也算是略微猜对了苏武当时的心态。

由此看来，李陵文可能以一种非正式的渠道流传于世，班固治史非常严谨，这可能成为其不收录李文的一个原因。

第二：班固的态度。

班固治史多有取舍，他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而范晔则批评班固“序事不激诡，不抗乱”、“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

”⑽李陵文亢奋激动，语多不逊，并隐隐以胡人自诩。

尽管班固非常同情李广一门，但由于思想观念的原因，即使有李文在手，也可能舍弃而不采录。

第三：班固的处境。

撰写《汉书》时，班固的处境也是不妙。

他因私修史书而下狱，幸赖班超上书才得以免。

后汉光武帝而下，对前汉帝王视为宗祖，极其尊重，从避祸的角度考虑，班固也可能不收录李文。

《汉书》保存了大量的西汉散文和辞赋，使我们有幸得见当时文事之大略。

但随着唐初修史之风引发的史学评论、古籍整理和古典辨伪，却过分地依赖早期史籍经典，带有明显的证伪扩大化倾向，这种影响一直流传至今。

李陵《答苏武书》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以《汉书》不载来认证其伪，并不是完善的推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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