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教育

[拼音]：qinhan shiqi jiaoyu

公元前 221年，秦王赢政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立国13年，被陈胜、吴广发动的农民起义推翻。经楚汉战争，刘邦消灭项羽势力，于公元前 202年建立汉王朝（史称西汉，或称前汉）。公元 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国号新，西汉灭亡。公元23年，农民起义推翻王莽“新政”，皇族刘秀窃夺农民起义果实，于公元25年重建汉王朝（史称东汉，或称后汉）。公元 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秦、汉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进行探索的时期。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吏师制，取消学校；汉朝则以秦为鉴，在儒家思想指导下，重视学校，推行教化，并首创太学和郡国学，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王赢政兼并六国后，为适应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治的需要，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

中国文字产生很早，新石器时代即出现彩陶刻划文字。殷商出现甲骨文字。西周始有大篆（亦称籀文），及至战国，各国文字虽同本于大篆，但因长期的封建割据，各国文字受方音的影响，出现许多不同方音的假借字，同时各国书法形体也有差异。“文字异形”，对推行统一政令不利。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下令整理和统一文字，规定以统一前秦国小篆（亦称秦篆）为统一的书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母敬分别编写《苍颉篇》、《爰历篇》 和 《博学篇》字书，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并供学童识字之用。 字书四字为句，押韵， 便于诵记，为中国蒙学识字课本之先驱。整理统一后的文字，笔画多求简省，形体亦力求规范，今存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及峄山、会稽刻石的摹本，可窥其一斑。与小篆通行的同时，民间又有隶书的出现。隶书在小篆基础上改曲笔为直笔，变圆形为方形，化繁画为简易，使书写更为方便。秦王朝刑罚苛严，公文浩繁，隶书之兴，适其需要。今出土的秦简，书体多用隶书，即可证明。整理和统一文字，是秦王朝对中国历史作出的一大功绩。

秦孝公用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变法，把“公”和“忠”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排斥儒家的孝、悌、仁、义等德规范。由于变法的胜利，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新秩序，故自秦昭王起及至秦始皇统一全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观念，逐渐被秦国统治者所重视。秦简《为吏之道》载，“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这说明“孝”道不仅已被承认，而且提到了与“忠”相辅的地位。公元前 210年，秦始皇又提出妇女的贞节观念。在会稽刻石上记载有“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但是，秦王朝推行封建道德规范，主要不是以教育为手段，而是仍依法家的“立法化俗”的思想，单靠刑罚的胁逼，故其效不显。

博士官之制，起源于战国时齐鲁等国。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因袭其制，征召六国博士70人于朝廷，规定博士的职务是掌握古今历史文化，备作政府顾问。博士除参议政事外，亦有以私人名义传业授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在咸阳宫设宴，仆射周青臣颂扬始皇“威德”，特别提到，秦始皇改分封诸侯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自古以来的帝王所不及。博士淳于越当即指责周青臣阿谀逢迎，并反驳说，帝王分封子弟功臣为诸侯，这是古代的传统制度，“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将这一对立意见，交丞相李斯审议。李斯认为，各个时代的制度，都是因时而变的，古代的制度，不足效法。接着就指控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还指出，“学古”的根源是在于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于是，提出“禁私学”的建议。具体实施方法是：

（1）凡秦纪以外的历史书和非博士官所掌握的诗书、百家著作，一律送官府焚毁，只有医药、卜筮和农业用书除外。自命令下达之日起，逾30日而未将应烧之书烧毁者，施以黥刑，并罚作 4年筑城苦役。

（2）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而不检举者同罪。

（3）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下令执行。这就是历史上的 “焚书” 事件。秦始皇晚年，迷信神仙，欲求“不老之药”。公元前219年，遣徐市（fú福）等下海求仙。徐市等一去不返。公元前 215年，再令方士卢生、侯生求仙觅药。卢生、侯生求仙药不得，恐被处死，又相约逃去。秦始皇大怒，在“焚书”的次年命御史拘讯有牵连的方士和儒生，最后亲自圈定“犯禁者” 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

秦王朝时期的统治者不重视学校教育，忽视儒生的作用，“焚书”、“坑儒”，这是加速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汉王朝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完成了文化教育政策上的大转变，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并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废除“挟书律”，诸子思想日见活跃。由于长期战乱和秦王朝的苛政，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汉初统治者，为复苏社会经济，信奉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加上当时战争余火未熄，政权亦处于诸侯王半割据状态，所以统治者对教育事业尚无暇顾及。儒家在汉初不被重用，但一些儒家学者却在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为以后汉王朝制订文化教育政策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他们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取天下” 和“守天下” 的时势任务不同，统治者采取的治术也应有所不同。认为秦王朝的灭亡，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继续执行法家路线造成的。汉初政治家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策略性建议。他认为对人民的统治，应以“教化”为主要手段，而不可单靠刑罚，因为刑罚只能“诛恶”，不足以 “劝善”，“劝善” 要靠教化。文帝时，贾谊继承陆贾的教化思想，进一步提出推行教化的关键是在各级官吏，因此主张“敬士”、“选吏”。选吏必须用士，用士之道则在于“敬士”。至武帝时，董仲舒适应武帝时期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汇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见董仲舒）。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建议，并加以实施。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下令置儒家五经博士，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定儒术为一尊。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经丞相公孙弘再次奏请，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此为太学之始。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令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令州郡举茂材、异等。

汉初承袭战国遗风，诸侯王多招客养士，被招养之士，不限于儒家。自武帝始，采董仲舒之议，崇尚儒经，“以经术饰吏事”，儒经便与仕途结合。国家设太学养士，以经术取士，士人亦“以经术进”自勉，社会上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说。 经学的昌盛，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至东汉，班固在《东都赋》中以“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赞其盛况。纵观两汉，学校制度分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之分；私学又分经师讲学和书馆。

即太学。武帝时置博士弟子50人。博士弟子入学资格，一由太常选拔“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次由郡国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平帝时，规定元士的子弟也可入学。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又规定自大将军至600石官吏都可送子弟入学。太学学生名额代有增益。西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东汉顺帝时增至 3万余人。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送子弟入学。太学教师皆由博士充任。西汉以名流升任，东汉选博士得经过考试。太学以儒家五经为教学内容。西汉末，出现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今文经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经晚出，以战国时古文字书写。同时，经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说，也有差异。今文经得到政府的支持，太学所准立的皆今文经博士。古文经只在民间私学中传授。两汉时期，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故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形成师法和家法。某一经的大师，如得到朝廷尊信被立为博士，这个经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相传，又别为章句，便成家法，故一经有数家。两汉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两汉今文经学，重在“微言大意”，意在“通经致用”。东汉时，今文经学与谶纬迷信糅合，解说章句烦琐。当时就有人批评这种教育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太学博士的教学方式，除个别传授外，还由高足弟子转相传授和集合弟子“大讲授”等方式。太学注重考试，西汉时每年考试一次，其方式是“设科射策”，类似今日的抽签答问考试，分甲乙两科，以区别程度的高低。经考试，发现有下材或不能通一经者，即令退学。东汉桓帝时，改为每二年考试一次，通过者授予官职，不能通过者，允许继续学习。因考试甚严，又无学习年限的规定，故有太学生“结童入学，白首空归”者（见中国古代中央官学）。

即郡国学。首创者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蜀地文化落后，文翁为淳化民风，选派郡县小吏至京师受业于博士，研习儒经，学成归蜀，委以官职。文翁又在成都市中，修筑学舍，招收下县子弟入学。数年后，蜀郡为之一变，可与文化较发达的齐鲁之地媲美。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郡国学日见推广。郡国学设郡国文学官充任教师，其别名有文学祭酒、文学师、文学椽、文学主事椽，郡国学学生则称文学弟子。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看，东汉郡国学更盛，不少郡守皆热心于创办学校。 尤引人注目的是， 除中原地区外，当时的边陲之地亦办了学校。创办地方学校的目的，在于通过儒家经学来宣传孝悌仁义等封建道德，以改造民间风俗。两汉地方学校，对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见中国古代地方官学）。

经师讲学是汉代教育的另一种重要形式。经师讲学，其中有居官教授，而大多数为一代名儒自立“精舍”（亦称“精庐”）“隐居教授”。《 汉书 》、《后汉书》 的《儒林传》 以及其他列传中，记载甚多。东汉经师讲学之风更是盛况空前。一些经师鸿儒，及门弟子和历年著录的门生，常有数百、数千之众，乃至万人以上。求学者亦不顾背井离乡，远行千里，负笈寻师。在私人精舍中，师生关系尤为亲密，学生对师长恭敬礼让。两汉经师讲学之所以兴盛，一方面是受国家“以经术取士”的影响；另一方面私人讲学思想束缚较少。太学博士多专一经，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讲学常兼授数经。东汉经师，有的不仅精通儒经，还兼及天文、历法、算学、律学等知识的传授。如何休“善历算”，郑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郭躬通 “小杜律”，钟皓 “以诗、律教授门徒”。东汉时，除经师私人讲学外，民间还有传授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如名医华佗以“刳破”（外科手术）和针灸传授弟子。涪翁著《针经脉诊法》传于弟子。樊英、 段翳、 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传弟子。东汉方技之术，虽多杂以迷信，但诚如范晔所说：“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

亦称书舍，为两汉儿童识字习字之场所。书馆教师称为书师。中国字书最早起于西周《史籀篇》。秦始皇时， 李斯、 赵高、 胡母敬分别编写 《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书师将此三篇合一，统称《苍颉篇》。合一后的《苍颉篇》，四字为句，押韵，断60字为一章，计55章，3300字。后扬雄作《训纂篇》，顺续《苍颉篇》，剔除《苍颉篇》中重复字，计89章，5340字。班固又补作 13章， 计 102章，6120字，均无复字。和帝时贾鲂，又作《滂熹篇》。后人以合并后的《苍颉篇》、《训纂篇》、《滂熹篇》统称为《三苍》。两汉儿童的识字课本，除上述四字为句的字书外，还有间以七字、四字、三字为句的字书，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编的《急就篇》皆是。《凡将篇》已佚，《急就篇》今犹存。《急就篇》以63字为一章，共32章，2016字，内容涉及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应用字。汉代儿童，约8、9岁入书馆学习，年限不定。习完字书后，即进而学习《孝经》、《论语》，以作学经前的准备。汉代书馆的实际状况，无详备资料可查，今仅从片断记载中窥其一二，王充《论衡·自纪篇》说，他“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书师在教学中常采取体罚，此记载甚明。入书馆学习需交纳学费，并非贫家儿童皆可入学。

参考书目

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61。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