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简介: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这里山川交错、峰岭纵横。相传上古的神农氏曾经在这里遍尝百草，为人民治病，由于山高路险，神农氏就搭架上山采药，后来百姓为了纪念神农氏，把这里称为“神农架”。
历史文化：
神秘而又奇特的北纬30度线从神农架穿过，“野人”之谜，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汉民族神话史诗《黑暗传》、川鄂古盐道、土家婚俗、山乡情韵……这些优美而古老的传说和古朴而神秘的民风民俗，更増世人对神农架的向往。这里山峰瑰丽，清泉甘冽，风景绝妙。被誉为“不可替代的世界级垄断性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的理想胜地。
特色动植物：
动植物：金丝猴（神农顶景区大龙潭景点可以和金丝猴互动，但要单独的门票。神农顶景区小龙潭可以免费看见金丝猴，但不可以互动）、娃娃鱼（关门山景区里面免费看）、鹿（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可以看，关门山也快了）。千年杉王（八个成人合抱，在神农坛）旅游区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保存着完美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区内有维管束植物2419种，受国家重点保护的有34种。脊椎动物336种，其中兽类75种，鸟类有308种，两栖类23种，爬行类有40种，鱼类47种，国家重点保护有67种，昆虫600余种。
特色风景：
景区名称：天生桥、神农坛、关门山、神农顶、大九湖、国际滑雪场、红坪画廊、犀牛洞、燕天风景区、燕天滑雪场。上面说的是神农架的景区，在景区里面还有很多景点，比如关门山里面有很多植物园，有养蜂场等。神农顶有金猴岭、大/小龙潭、神农鼎、神农谷、原始森林等。大九湖有落水孔等。
编者按：六十年一甲子，一部乡村发展史，就是一部共和国发展的历史。从大寨到小岗，从南街村到华西村，从乌沙村到三元里……这些中国村庄的代表，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模式，为中国乡村命运的转变作出了最生动的注解。
这些村庄，或因为重大事件，或由于重要人物，从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转而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意义，并成为时代变迁的标志。
曾经，大寨是全国农业发展的样板；小岗是包产到户的急先锋；南街村意欲走向“大同世界”；大邱庄因“以钢为纲”而红极一时；华西村更有着不同“版本”的传奇色彩；而名不见经传的乌沙村和三元里，和许多村庄一样，还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
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结局。江苏华西村，2008年年产值据称高达450亿元；小岗村也在寻求转型；大邱庄则否定了当初的发展模式；外企的进入让乌沙村一夜间“麻雀变凤凰”；至于三元里，城市和工业化的发展，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受益……
在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特地回到当年乡村，带您回到历史现场，一起去寻找那段历史的记忆。
大寨：七千分之一的奇迹
20世纪60年代，全国曾展开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40多年过去，工业化已成为大寨发展的新动向，目前该村仅有不到10%的人在从事农业。
“大寨羊毛衫，温暖您的心”；“食大寨陈醋，走健康之路”。站在大寨村口，环顾四周，能看到的，除了这些醒目的标语，还有大寨牌水泥、大寨酒、大寨牌衬衫、大寨牌铝塑管、大寨牌核桃露等广告，与村口大门上鲜红的“大寨”二字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标语，相映成趣。
20年前，人们很难想象，一个200余户人家、500多口人，总面积仅有188平方公里的小山村，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它依然不断被人们提起。
处于太行山腹地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解放前，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群众生活困苦。解放后，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集体，决心改变落后面貌，战天斗地，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开辟了层层梯田，通过艰苦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64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寨从此成为农业的一面旗帜。
1980年代初，全国掀起包产到户的热潮，大寨独走自己的集体之路。今天，纵观全国发展较好的7000个村庄，基本上实行的都是土地集体耕作，大寨就是其中之一，成为不走寻常路的七千分之一，并且一直充满独特的活力。
今天，当我们再次将焦点转移到大寨时，包括小岗村在内的很多村庄，关注的已不再是大寨的农业经营模式，而是它的“非农”产业。
依托名地、名人，打造大寨品牌，可以说是大寨人最精明、最成功之处。如今的大寨，拥有30多个冠有“大寨”字样的知名品牌，“大寨”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给村里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来大寨旅游的客人，要求喝“大寨”酒，饮“大寨”核桃露，吃“大寨”压饼、窝头。在着力打造“大寨”经济品牌的同时，“大寨”品牌所凝聚的巨大精神价值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了解。大寨的当家人郭凤莲自豪地说：“我们利用品牌搞联合，利用资源出产品，既宣传了大寨本身，又把温暖送给人民，还提高了经济效益。”
抓住机遇的大寨，如今已开发成为一个成熟的农业旅游区。层层梯田庄稼葱绿，片片池水波光旖旎，处处果园硕果累累。现在，只有不到10%的人在从事农业，更多的是在企业里做工人，毕竟林立的旅游公司、毛纺厂、针织厂等都需要工人。虽然仍旧实行公社分配制度，但也不排除家庭经营，只要每年向公社交1000元钱，就可以享受公社的福利。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金照发。
“如果农业是大寨立村之本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大寨的强村之路，艰苦奋斗就是大寨的创业之魂。”这是郭凤莲常爱说的一句话。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大寨早已隐去了它神秘的光环，回归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它行进得沉稳而踏实。
南街村：“大同”道路能走多远
一度被媒体称为“红色亿元村”，曾以“共产主义小社会”理念而闻名。
6月，正是河南农村的麦收季节。
现代化农业机械的引进，大大缩短了农民们的麦忙时间，南街村周围的麦田里，远远望去，只留下大片大片收割机作业后整齐的麦茬。正在路边忙着晒麦子的村民高兴地说，“今年麦子有好收成了”。几天前，他们的“班长”王宏斌顶着晌午的大太阳，带着领导班子站在地头，指挥他们收小麦。
南街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融资方式历来备受争议，自从南街村股权改革被媒体曝光后，王宏斌似乎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1986年，全国农村纷纷推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南街村却在王宏斌的带领下，重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进行了股权结构变更。这次股权改革彻底使南街村这个“共产主义新农村”、“红色亿元村”的形象土崩瓦解。一时间，“共产主义样板村股份化了”、“领导私分集体股权了”、“南街村集团快破产了”……各种质疑声音不绝。王宏斌，这位南街村集团的掌舵者、当家人，当年集体化道路的践行者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人断言：南街村，这个坚守了近30年的乌托邦式理想行将终结。
事隔5年，批评惋惜的声音逐渐淡出，在这块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或褒或贬的争议背后，南街村依然还在坚守“毛泽东思想、集体化经济才是致富法宝”的精神。
不管外界的批评如何尖锐，王宏斌并不认为南街村集团的改革是对集体化经济的背叛。在他看来，南街村集团的股权改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适应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全是一种形式，为了凑够股东人数”，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证明股改后集体经济性质没有变化的是，王宏斌等股东还领着村里统一的福利，每月拿着250元的工资，从没拿过什么分红。对于外界的质疑，他把2004年南街村的股权改革归结为自己“对有关法律文件学习不够”。
就在舆论纷传，南街村走“大同”道路的理想将破灭之时，记者在南街村看到，村民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这里的村民依然住在统一的村民楼里，免费享受读书、就医等多项福利待遇，月月都能领到工资。每日清晨《东方红》的歌声依然那么嘹亮，工厂里的工人们仍然忙碌万分。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2004年后，南街村其实还是在坚持走集体化的老路子，“班长”每月还是拿着一成不变的250元工资，村民们几乎还是享受着统一的福利。如果说变化，那就是“旅游景点比以前多了两个”。
有人说，南街村的发展模式自始至终是个错误，但不管怎样，南街村依然在“大同”的道路上前行，至于未来的前景如何，要交由历史来见证了。
小岗村：徘徊在集体与个人时代
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末，率先在全国实行“大包干”，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进入21世纪，小岗村开始重走“集体农业”之路。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又是从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开始的，小岗村作为改革的先锋，受到各方瞩目。想象中的小岗村是凤阳花鼓、改革先锋、朱元璋……没有到过小岗村的人，总是先入为主地给小岗村贴上各种标签。
沿京沪线，经安徽蚌埠，一路向东，车行三个多小时，正午时分，驶入标志性的楼牌后，终于进入小岗腹地。走在小岗村，有两座“雕塑”格外引人注目，一座是新扩建的大包干纪念馆，一座是村民文化广场上石雕版的邓小平语录，这两座东西相望的“雕塑”无声地述说着改革先行者的辉煌。而村头成片的葡萄架、蘑菇大棚和玉米地似乎又在不断地昭示着这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
1978年，为了生计，小岗村18个人，在“生死状”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这份“生死状”拉开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序幕。“大包干”让小岗村声名鹊起，并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包干”的历史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没有包产到户，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小岗“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将这句说了无数遍的话，再一次郑重地告诉了记者。说话时，严俊昌把双手扬得很高，仿佛两只手想同时触摸历史和今天。
30年白驹过隙，这18个村民签下的“生死状”还历历在目，功劳簿上却爬满了灰尘，拔得改革头筹的小岗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却丢掉了改革的先机，没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起得最早，走得最慢”成为农村改革以后小岗村获评最多的按语。
2004年，安徽省财政厅干部沈浩进驻小岗，成为村里的带头人。摆在沈浩面前的还是那个老问题：温饱解决之后怎么办？“一家一户的土地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急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小岗村村支书沈浩说。小岗村似乎又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困境。游走在集体与个人间的小岗村一度迷失了方向。
走在小岗村的青石路上，不时遇见前来参观交流的团体，就在好奇的人们试图剖析改革先锋的“特质”时，小岗村已然谋求变革。沈浩一行13人三次南下华西村“取经”，华西村一派豪华都市景象让小岗人“心动不已”。沈浩决定，“重走规模化集体耕种和兴办乡镇企业之路”。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从集体经济出走30年后，小岗村有朝一日要重新“归队”。当地人爱说，“求变是小岗村的宿命”，果不其然。
小岗人决心把敢闯的精神继续下去，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被列入发展计划，2006年，严金昌以500元／亩的价格把10亩承包地租给上海一家养殖公司，用于发展种猪扩繁基地。他还接受了公司聘用，成为养殖场管理者。据他介绍，目前全村出租或流转规模已经达到600多亩。
记者离开小岗时，村里正请专家作总体发展规划。目前小岗村基本形成了“现代农业——旅游产业——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共识。沈浩说：“有了长远规划和长效发展机制，不管以后谁离职，小岗都会保持发展的连续性。”此言不虚，小岗村目前正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穷则思变，剥去小岗村那道光环，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和全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一片土地，一方百姓，由于没有更多的优势，面临着解决温饱后的出路问题，求变是唯一的希望。小岗村又是不同的，它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普通农村的缩影，解决好小岗村的出路问题，就能解决好中国多数农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小岗村的出路就具有了更重大的意义。
大邱庄：草莽时代的乡村印记
钢产量丰富，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其后，随着禹作敏的锒铛入狱，“大邱庄模式”终告失败。改制后的大邱庄镇，经济正在逐渐复苏。
车子从团泊洼水库旁驶过时，有微风在湖面上掀起些许涟漪，让人不由得想起诗人郭小川的诗：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当年这首《团泊洼的秋天》，让人们记住了美丽的团泊洼。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大邱庄横空出世起，团泊洼便已降为它的注脚——只有在提起大邱庄时，才会顺便提到它。
在百亿路口，满载钢管的卡车，首尾相接，等待着从路口通过。如今的大邱庄镇，已是全国的“焊管之乡”。这个称呼似乎没有人太在意，曾经的“天下第一庄”威名远播，大邱庄的后来者难以超越。
《纽约时报》曾于1992年报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时钟回拨30年，70年代的大邱庄还是 “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的光景。
1977年，禹作敏的“大邱庄神话”开始上演。这个崇拜大寨、视陈永贵为榜样的中国传统农民，并没有走传统的农业发展道路。从他通过轧钢赚下第一桶金开始，到津美、万全、津海、尧舜四大企业集团陆续建立，大邱庄逐渐形成“以钢为纲”的工业集体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发展到顶端时，有人称中国农村即将进入“大邱庄时代”。
1993年，禹作敏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从“神坛”落入监狱，中国农村不仅没有走入“大邱庄时代”，连大邱庄自己的时代也戛然而止。
大邱庄随后经历了系列改革。大邱庄村改为大邱庄镇；四大企业改为四个街区；经过产权改革，集体经济转向民营；“从摇篮到坟墓”的14项福利制度陆续取消。在钢铁市场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大邱庄一度没落。
几番阵痛之后，大邱庄镇经过艰难转身，已在渐渐复苏。2002年以来，随着我国钢铁市场整体形势向好和企业产权关系的理顺，大邱庄开始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通过主动承接天津滨海新区产业转移和天津市内冶金企业外迁，2007年，大邱庄实现销售收入318亿元，占天津钢材产量30%以上。
如今的大邱庄依稀又见到了当初的繁华，记者看到，豪华车在黄山路上穿梭，百亿路两旁大小企业林立，成千上万吨的钢管不停地从这里运向全国各地。大邱庄复苏的原因，专家认为一个是改制，通过吸纳大量个人和社会的资金，盘活了企业；另外是中国整体钢铁市场景气的大环境。大邱庄镇办公室主任杨明隽也认为改制至关重要。但改制同时给大邱庄带来的贫富分化，则让一些村民仍留恋禹作敏时代。
大邱庄神话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法律意识淡薄，游戏规则待定。“一切向钱看”的基层创业人所置身的时代，隐约还透着草莽的色彩。而禹作敏，则为大邱庄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编辑短评
中国乡村发展路在何方
1935年，风华正茂的费孝通来到太湖东岸一个小村庄，写下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这本书很快被认为是打开中国农村社会的一把钥匙：“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重新回到那些明星村庄，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去感受那曾经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同样，我们试图从这些小小的“标本”里面，发现中国乡村发展的“密码”。
74年前，费孝通指出中国在庞大人口压力下，只能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工业发展后要发展小城镇，各地的情况不同，可以闯出不同的城乡发展模式。今天，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已经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
这条道路首先是渐进的，根据不同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改革和建设事业。从农村改革突破，到建立市场经济，再到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改革在各个阶段上虽然重点不同，但都依次递进、一脉相承。在新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下，农业和农村发展将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趋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解决新的发展阶段下的“三农”问题。
这条道路还是多元的，根据中国东中西的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其乡村发展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中西部地区则有很多农民工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为家乡带来大量财富，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同时，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农民工返乡创业，一种新型的在乡村成长的工业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中西部农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这条道路更拒绝西方发达国家的的大农场模式，这种模式在与中国有相近国情的巴西、印度有足够多的实践，已经证明不是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好办法。显然，我们现在关于“三农”的探讨有大量的伪问题，有大量的一厢情愿。有学者主张“土地私有”以后就万事大吉，有学者认为“土地集中经营”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但这些论点明显没有照顾到中国的现实。
作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农村问题急迫而重要。事实证明，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能克隆其他国家的农村发展模式，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做法没有先验之谈，也没有一定之规，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在发展中总结。现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战略问题，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我们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相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中国的农村发展之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视地方实践，因地制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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