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导体产业--模仿只是过渡 创新才能走远

中国进口半导体总金额远超石油，国产化之路仍任重道远。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2014年出台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擘画了中国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

从世界范围看，半导体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总产值已停滞增长第七年。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之后，新的突破性增长点在何方，困扰着美国硅谷的产业巨头和众多创业者们。

对中国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批科学家、企业和研究机构投入半导体研发，加上近几年包括《纲要》在内的“强芯”政策的扶持，中国国产半导体经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发展面临着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多重难题。

在展讯联合创始人、北京清芯华创投资公司投委会主席陈大同看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早期的自力更生、政府主导逐步发展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产业基金的运作撬动了更大的资本力量，而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带动了海归与国内技术人才集聚的产业现状。

陈大同于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考入清华大学，是国内首批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其后于1989年留学美国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95年和2001年，陈大同分别在美国和中国参与创办了Omnivision（豪威科技）和展讯通信，前者致力于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后者研发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均一度成为全球同行业的引领者。2008年，展讯在美国上市后，他投身风投，领导了一系列集成电路领域的投资。

从1978年开始进入半导体专业学习到现今，陈大同见证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成长以及所处世界地位的变革。中国半导体产业四十年的风雨兼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种种演进的注脚。近日，澎湃新闻在北京专访了陈大同。

【对话】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四个阶段

澎湃新闻：1978年你从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换到半导体专业，到现在等于同半导体打交道40年时间，你怎么看中国这几十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陈大同：感触特别深。第一阶段就是在我出国前，国内全是自力更生。

中国半导体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就开始了，当时距离世界水平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几乎是同步开始，但是由于两件事，一是“文革”，另一个是“闭关锁国”，所有的技术、工艺、设备全是自己做，慢慢被国际先进水平拉开了差距。

等到1980年代初，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中国距离国际水平已经差得非常远了。当时国内半导体研究水平最高的是两个研究所，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但是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只做一件事，叫做“逆向设计”，实际上就是解剖芯片，分析之后再重新做出来。像当年英特尔CPU8088、8086，几十万、上百万个晶体管，我都能把它分析出来，还能把它做出来，这能力非常了不起，但是没有任何的正向设计能力。这种逆向设计是为了“追赶”，为了打破国外的禁运，但完全不是真正的“赶超”。

第二阶段从1980年代末开始到整个1990年代，政府想通过国家意志引进国外技术来做。当时有两个国家项目，一个是“908工程”，引进六吋生产线；另一个叫做“909工程”，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八吋生产线。909工程几乎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工程，投资大概一百个亿，想引进最先进的设备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最后证明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因为它还是一个完全国有的、没什么激励机制的模式，需要国家不断输血。908跟909这两个工程，基本上证明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样做事是做不通的，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

下个阶段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这个阶段以几件事作为标志。

2000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真正跟世界接轨的合资半导体代工产，中芯国际和宏力建立，这样，芯片设计公司的产品就能在国内加工了。同时，国家当时的信产部下发“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其实18号文件主要是起到一个号召作用，它让大家看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许多海归都是看到18号文件，再加上国内有了代工厂，然后才回来办设计公司。

还有一件事，从本世纪初开始特别是2005年以后，硅谷VC（风险投资）开始向国内投资了。有了资金，有了代工厂，有了国家政策支持，这三样使留学人员能够下决心回来创业了。展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