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这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早年满怀敬意，对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评价。
八个天才的叛逆
“叛逆!你们这群叛逆！”
1957年的一天，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威廉姆.肖克利在接到包括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等八位年轻学者的辞职信时，勃然大怒，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年轻人们面面相觑，但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们曾经的“伯乐”，离开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肖克利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怒气稍平，口气改了一下，把他们称为“八个天才的叛逆”。
肖克利对包括诺依斯、摩尔在内的这八位年轻学者有知遇之恩。诺依斯曾回忆接到肖克利的邀请电话时说：“那就像是接到上帝打来的找你的电话，肖克利是半导体电子业界最重要的人物，能帮他工作就像是能加入职业棒球大联盟一样，表示你的能力受到肯定。”
当然这些年轻学者本身也个个才华横溢，他们一起的努力成就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辉煌。肖克利曾称他们为“我的博士级生产线”。
也许正所谓“同患难易，共富贵难。”1956年12月，肖克利获得了诺贝尔奖后，局面发生了变化。肖克利曾说他接受诺贝尔奖时感觉自己是丘吉尔，实验室里的年轻学者以为这是肖克利的玩笑话，但实际上这是肖克利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专利署名上，肖克利曾说专利只能署一位发明者的名字，“灯泡只能顶在一个人的头上。”但是，在下属进行重大专利申报时，肖克利总将自己列为共同发明人。
肖克利的态度有时让人无法承受，譬如他有一次责问一个年轻学者：“你在哪所学校读书？你确定自己真的上过学吗？这么简单的东西你竟然不懂？！”
在诺依斯眼里，肖克利开始变得自大和行为古怪。当时诺依斯也已成名，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声誉，而肖克利却对他的工作产生了猜疑，请求贝尔实验室重新检测他所做的实验数据，这让诺依斯无地自容。诺依斯说：“这里真的需要我吗？如果他可以让贝尔实验室解决我目前所要解答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是否无足轻重呢？”
实验室气氛异常压抑，知情人后来回忆说，肖克利获奖后的数月内，实验室像一个“精神病院。”戈登.摩尔曾说：“当实验室里出现一件小事故后，肖克利会要求我们用测谎仪来测试谁说了谎，谁又是无辜的。”作家大卫.卡普伦曾评价肖克利是“物理天才，但却是个管理白痴。”
不满在酝酿，一些人暗地里串联，准备出走，自行创业，后来成为这个“叛逆”小组领头羊的诺依斯却是最后一个加入的，这埋下了下一场“叛逆”的伏笔。
这个小组向一家投资公司发去一封信，称：“我们这个团队经验丰富，技能多样，精通物理学、电子学、工程学、冶金学和化学领域。”并表示他们会在半导体领域开展业务。这封信辗转到了仙童照相和仪器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IBM当时最大股东的谢尔曼.费尔柴尔德手中，他慧眼识珠，决定投资。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导体公司成立。
冷战背景下的仙童快车
1958年1月，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开始建造B-70轰炸机，这种飞机当时被称作“有人驾驶导d”，IBM负责为飞机生产导航计算机，但IBM缺少用于计算机制造的硅晶片。仙童半导体公司获悉这个消息后，让费尔柴尔德说服IBM给他们一个机会。
IBM的工程师们起初对仙童公司有疑虑，但是他们被告知：“你们最大的股东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投资了100多万美元，所以应该信任他们。”不久，仙童公司得到了IBM的金额为1.5万美元的第一份合同。
合同金额虽然不大，但这是来自蓝色巨人的啊！仙童公司一炮打响，业务开始蒸蒸日上。喜欢搞科研的诺依斯，起初婉拒了担任公司领导之职，但母公司也没有安排其他人来领导，诺依斯也就成为事实上的负责人。在他的运筹下，公司业务得以迅猛发展，同时，其一整套制造晶体管的平面处理技术也日趋成熟。
当时，仙童公司里的科学家赫尔尼已把硅表面的氧化层挤压到最大限度，并形成制造晶体管的独特的平面处理技术，这让硅晶体管批量生产成为可能。“用这种方法既然能做一个晶体管，为什么不能做它几十个、几百个，乃至成千上万呢？”1959年1月23日，诺依斯在日记里兴奋地记录了这一切。随后，仙童公司的半导体流水线很快成型。
一切都有条不紊，但随后发生了一件让诺依斯恼怒的事。1959年2月，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工程师基尔比准备申请集成电路发明专利。消息传来，自认为在集成电路发明上领先的诺依斯十分震惊，他认为基尔比的方法看起来是像用蛮力，把一块半导体做成某种形状，使之产生一些电阻区域，再用导线将这些区域连接，这需要通过大量的手工劳动才能实现，很笨拙。而诺伊斯评价自己的技术是在“懒汉式思维”的指导下， 摒弃了用导线联接电子零件的费事模式，一切从简，因此便于大规模流水线式的生产制造。
仙童公司也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争夺集成电路的发明权，两家公司开始旷日持久的争执。法院最后采取了一种和稀泥的做法，判决集成电路是一项同时的发明。基尔比被誉为“第一块集成电路的发明家”，而诺依斯则被誉为“提出了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集成电路理论”的人。
集成电路的出现，使得原先占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庞大计算机，可用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块微处理器所代替。集成电路诞生初期，价格高昂贵，1961年春天时，一块集成电路市面价格高达120美元，这让普通的用户望而却步。但当时，美苏两国正展开太空间角逐，肯尼迪总统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承载宇航员的阿波罗飞船上的计算机上采用了仙童公司上百万块集成电路，这给这家公司带去了滚滚财源。随后，军用市场的扩大带动了民用市场的拓展，1964年，集成电路有了第一次民间应用：Zenith公司将它用到了助听器上。
仙童半导体公司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的同时，八人小组在技术研发上继续保持着实验室般的严谨，学术造诣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准。
1965年的一天，摩尔从硅晶体车间归来，回到办公室，坐下来，取过一把尺子，用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张草图，并以此为核心写了一篇文章。这篇刊在《电子》杂志上的文章后来被归纳为众所周知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或者说，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将翻两倍以上。
“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擎旗。”到了1967年，仙童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这在当时来说是成绩辉煌。仙童在业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据那一年进入公司的虞有澄博士（后来曾任英特尔公司副总裁）回忆说：“进入仙童公司，就等于跨进了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大门。”
滋生的不满导致决裂
“如果诺伊斯爬到船上，他一定会成为船长。”
创业八人组的一位成员曾这样不无嫉妒地评价作为公司管理者的诺依斯，一位成员在打印公司员工名单时，将另外七名创始人的名字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唯独诺依斯例外，把他放在最后面，暗示诺伊斯是最后一位加入他们“叛逆”团队的。
这种心结自公司成立时就出现了，不过，初期暂无大碍，因为一方面是飞速发展的经营业绩暂时掩盖了这一切，另一方面是因为诺伊斯崇尚简单和效率，对另外七名创始人的管理采取了无为而治的办法。而且诺伊斯本人比较低调，他没有豪华的个人办公室，没有司机，没有专门的停车位。
作家史蒂芬.科维说过：“获得道德威信的唯一办法，就是展现你的品质与贡献，以值得人们信赖和信任的方式生活。”
对创业小组的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公司的管理毫无章法，在诺伊斯的指导下，公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流水线管理制度。在流水线上， 穿着统一的绿色尼龙服装的女工，除了两次短暂的休息和午餐时间外，中间不允许站起来，要去洗手间，也必须获得批准。有的女孩子为了中间能休息一下，只好谎称头疼。不过，这些女工认为在薪酬和福利非常优厚的仙童工作很体面。
半导体制造业不仅需要工程师的精心设计，也需要流水线上工人的熟练 *** 作。诺依斯认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比精密的设备更重要，所以他力图在公司打破有形的等级差别，他让管理层和员工共用一个无差别的食堂。他还在周末举办经理与员工同时参与的咖啡座谈会，努力形成良好的团队氛围。诺依斯的这些举措在当时的美国企业中也是比较超前的。
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但到了60年代中期，仙童半导体公司开始面临危机。首先是半导体市场的蓬勃发展，让仙童的创始八人组成员和核心骨干面临着一个选择：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创办自己的公司，许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们称前者“乏味”，后者充满着“鲜血的味道”。管理学家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曾提到：“人们选择是否参加某一特定的协作关系时，以下列两点作为依据：（1）当时的目标、愿望和推动力；（2）个人认识到的在他之外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机会。个人受到以上两点的影响和支配而修正自己的行动，组织则由修正后的个人行为而产生。”
其次是仙童母公司开始更多地插手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经营，把他们的利润大量抽走，而诺依斯认为应该把钱更多地投入到电子半导体领域，双方矛盾开始出现。
最后是母公司对他们的某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所带来的隔阂。一次，诺依斯坐飞机到母公司参加一场会议，当时下大雪，住在旅馆的他找不到车，只好徒步顶风冒雪去赴会。当他精疲力竭地赶到会场，却发现会议室内空无一人。诺依斯多年以后对此事耿耿于怀，称他千里迢迢冒雪而去，而母公司的高管们却畏缩在温暖的家里不肯迈出家门。
1968年8月，诺伊斯与摩尔、格鲁夫一起辞职，离开仙童。
他们三人首先去拜访风险投资家阿瑟.罗克，只带着几页简陋的业务计划书。罗克没有细看那份计划书，他认为其中最有含金量的几个字就是“鲍勃.诺伊斯”，于是很快就答应为他们投资250万美元。
后来，罗克回忆他可没有为天使投资人准备繁文絮节的项目建议书，他认为只凭诺伊斯的声誉就已经足够了，于是只发出一份内容只有一页半的简单通知，甚至许多人在看到它之前，就踊跃地把钱投了过来。
诺伊斯、摩尔、格鲁夫这次创办的就是英特尔公司。公司起初计划取名为摩尔-诺伊斯（Moore Noyce）电子公司，但在英文里，Moore Noyce听起来会让人误以为是“more noise”（更多的噪音）, 因此他们从Intelligence（智慧）中取材，其名为Intel。也有种说法，称Intel 是“集成电子”（INTegrated Elcetronics）的缩写。
散落种子后的蒲公英风华不再
“AMD是硅谷的中心。英特尔和国家半导体公司只能靠边站，而前方是由枯枝支撑的公司，自然是暗指仙童。很远处，才隐约屹立着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70年代初，在创始人杰瑞.桑德斯的授意下，AMD公司推出了这样一个满含争议的动画片广告。对于仙童公司，桑德斯也一直怀恨在心。
年轻的桑德斯的梦想曾是成为一位电影明星，挣很多的钱，有漂亮女人相伴，但早年打架留下的歪鼻子使这个梦想成为泡影。他转而做推销员，在摩托罗拉当销售经理时脱颖而出，被业界认为是一等一的推销高手，于是很快被挖进了仙童公司。
仙童公司是桑德斯的英雄用武之地，他升迁很快，薪酬丰厚，但是生活仍入不敷出，因为他花钱似流水。他说金钱是人一辈子的纪录。
在诺伊斯、摩尔、格鲁夫一批骨干离开仙童去创办英特尔时，作为仙童销售高管的他仍不想走，其分管的销售团队也很稳定。可是不久莱斯特.霍根博士接管了仙童公司，桑德斯作为异已分子被清洗。桑德斯分析：“说到莱斯特.霍根对我所怀有的成见，我想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力主打破陈规陋习的人，这也就是说，如果国王当真没穿衣服的话，我肯定就是第一个站出来捅破事实真相的人。”
突如其来的解聘，让桑德斯措手不及，由于平时的大手大脚，他没有什么积蓄，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妻子泪眼汪汪，痛苦像突然降临的冷雾笼罩在他的头顶。他回忆说，老朋友们也似乎突然不认识他了。他的自尊心遭人践踏了，曾考虑过自杀。
但桑德斯最后振作了起来，准备筹措资金成立一家新公司，但他的声望、运气没有诺伊斯那样好。他说诺伊斯总炫耀创办英特尔时只用了5分钟就筹集了500万美元，而他在创建AMD公司时花了500万分钟只弄到5万美元，命运对他似乎很残忍，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美国演说家丹尼斯.威特利说过“赢者的优势不在于天生禀赋、高智商或天才。赢者的优势全在态度，而不在才智。态度是成功的标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69年6月20日，AMD公司成立。
正所谓“惟有感恩并积恨，万年千载不生尘。”桑德斯怀着对仙童的敌意，雇佣了许多在仙童工作过的人，包括被仙童解雇的人。他说不会去考量他们的忠诚，主要想让他们别害怕，因为他自己品味过恐惧的滋味。
在60年代中后期，一批有仙童基因的公司纷纷成立，除了有诺伊斯这样主动离开仙童创业的，还有桑德斯这样因遭解聘而被动创业的。仙童则每况愈下，虽然不像桑德斯形容的那样像“枯枝”。大家都清晰地意识到，仙童再也不是“淘气孩子们创造的奇迹”了。
莱斯特.霍根博士接替了诺依斯的工作，为了显示仙童公司的求贤若渴，他被给予硅谷 历史 上最高的待遇——3年100万美元薪金外加60万美元股票。他在仙童执政了 6年，竭尽全力，让公司销售收入增加了两倍。但是，仙童的灵魂人物已经离开，在他们成立的新公司的挤压下，仙童的崩溃已在所难免。
1974年，精疲力竭的霍根，把大权让给了36岁的科里根，后者带仙童度过了一段蹉跎时光。70年代末，科里根认为挽救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最好途径是把它卖掉，最后一家经营石油服务业的法国施拉姆伯格公司，以3亿5千万美元收购了它。虽然仙童在诺伊斯离开后已淡出公众视线近10年，但硅谷人获悉它被法资企业收购时，还是唏嘘不已。
施拉姆伯格公司入主后，仙童曾招聘到一批研究人工智能的人才，他们原本可以让仙童快速进入机器人生产领域，却因各种原因错失机遇。在连续亏损后，仙童又以原价的三分之一被转卖给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公司。在这里，仙童半导体品牌一度寿终正寝。
硅谷热源
“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途径。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还不到24人。”这是作家埃弗雷特.M.罗杰斯在《硅谷热》中对仙童的描写。
仙童半导体、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对硅谷的贡献最大，他被誉为“硅谷之父”，他成名后，对硅谷的一些后起之秀非常提携，譬如曾热心指导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诺伊斯妻子安.鲍尔斯曾说丈夫对待乔布斯就像是“对待一个孩子，但并非一种施舍的方式。他可以让乔布斯进进出出，或者躲藏在角落里。”70年代末，乔布斯会定期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前往诺伊斯家中，与他一起在地下室中畅谈电脑的未来之路。
随后，苹果热浪喷薄而出。
本文参考文献：
《硅谷热》 作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朱迪斯·K·拉森，译者：范国鹰、刘西汉、崔工、陈晓玲、黄方毅、张彤、高铁生，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
《The Man Behind the Microchip》 作者：Leslie Berlin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年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特种经理人的培训手册》 作者：安迪·格鲁夫，译者：安然 、张万伟 ，中信出版社，2010年
《极客：改变世界的创新基因》 作者：姜洪军，科学出版社，2013年
本文作者姜洪军，著有《极客：改变世界的创新基因》、《乔布斯和他的对手们》、《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微软王朝危机》、《中国互联网商业英雄列传》、《对话新锐CEO》等图书，开有线下讲座《创新学》。
姓 名：李欢迎 学 号：20181214053 学 院：广研院
原文链接：https://xueqiu.com/7332265621/133496263
【 嵌牛导读 】 ： 半导体的应用领域很广，在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通信系统、光伏发电、照明、大功率电源转换等领域都有应用，可以说是现代科技的骨架。半导体应用的关键领域便是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发明起源于美国，后来在日本加速发展壮大，到目前在韩国台湾分化发展。本文旨在介绍日本半导体的发家史，体会上世纪美日之间在半导体产业争霸上的血雨腥风，同时从中寻找一些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经验。
【 嵌牛鼻子 】 ： 日本半导体产业
【 嵌牛提问 】 ： 日本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在美国技术封锁的牢笼中走向世界？
【 嵌牛内容 】
在集成电路行业，全球范围内的每一次技术升级都伴随模式创新，谁认清了技术、投资和模式间的关系，谁才能掌握新一轮发展主导权，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计划便是例证。日本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有了研究基础，发展至今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型演变的历史，其中从1976年3月开始实施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是一个里程碑。
日本集成电路的起点
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实施前，日本的集成电路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作为冷战时期美国抵御苏联影响的桥头堡，日本的集成电路发展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63年，日本电气公司便获得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平面技术授权，而日本政府则要求日本电气将其技术与日本其他厂商分享。以此为起点，日本电气、三菱、夏普、京都电气都进入了集成电路行业。在日本早期的集成电路发展中，与美国同期以军用市场为主不同的是，日本在引进技术后侧重于民用市场。究其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事建设受限，在美苏航天争霸的过程中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只能用于民间市场。正是如此，日本走出了一条以民用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集成电路发展之路，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度赶超美国。
日本政府为集成电路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1957年制定的《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71年制定的《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1978年制定的《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加上民用市场的保护使日本的集成电路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施压下，日本被迫开放其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市场，而同期IBM正在研发高性能、微型化的计算机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6月日本电子工业振兴协会向日本通产省提出了由政府、产业及研究机构共同开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想。此后，日本政府下定了自主研发芯片、缩小与美国差距的决心，并于1976—1979年组织了联合攻关计划，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计划设国立研发机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所。此计划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家公司为主体，以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为支持，其目标是集中优势人才，促进企业间相互交流和协作攻关，推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的提升，以赶超美国的集成电路技术水平。
项目实施的4年间共取得上千件专利，大幅提升了日本的集成电路技术水平，为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集成电路竞争铺平了道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把握世界竞争大势、研判未来发展方向，需要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专业认知作为支撑。尽管事后看，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实施效果非常理想，但是实施过程却并不顺利。根据前期测算，计划需投入3000亿日元，业界希望能够得到1500亿日元的政府资助，后来实施4年间共投入737亿日元，其中政府投入291亿日元。其间，自民党信息产业议员联盟会长桥木登美三郎多次努力，希望政府追加投入，但是未能如愿。政府投入未及预期，参与企业的士气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当时，参与计划的富士通公司福安一美说：“当时，大家都有一种被公司遗弃的感觉，而且并未料到竟然研制出向IBM挑战的产品。”
投入不及预期，再加上研究人员从各企业和机构间临时抽调、各行其道，一时间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开发很不顺利，不同研究室人员间互相提防、互不往来、互不沟通的现象十分普遍。 此时，垂井康夫站了出来。垂井康夫1929年出生于东京，195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理工学院电气工学专业，1958年申请了晶体管相关的专利，是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1976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会成立时被任命为联合研究所的所长。
垂井康夫在当时的日本业界颇具声望，他的领导使各成员都能信服。 垂井康夫对参与方进行积极的引导，指出参与方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在基础技术开发完成后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开发，这样才能改变在国际竞争氛围中孤军作战的困局。垂井康夫的努力，很快为研发人员所接受，各家力量得到了有效的融合，而历时4年的风雨同舟、协同努力成了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最好推力。除垂井康夫外，当时已从日本通产省退休的根岸正人功不可没。当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会设理事会，日立公司社长吉ft博吉担任理事长，但是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根岸正人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
根岸正人有多年推动大型国家研究计划的经验，他对计划各参与方的能力、利益诉求都颇为了解，在计划中通过其有效的沟通化解了冲 突，为垂井康夫成功地凝聚团队做了背后的铺垫。 可以看出，在集成电路的研发攻关中，除了资金和资源投入外，团队协调和技术融合更是成功的关键。
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的组织架构来看，除垂井康夫领导的联合研究所外，先前成立的两个联合研究机构也参与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分别是日立、三菱、富士通联合建立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以及由日本电气和东芝联合成立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三个研究所分别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的研发，其中联合研究所负责基础及通用技术的研发，另两个研究所则负责实用化技术开发（重点为64KB及256KB内存芯片的设计及开发）。在各方的协同努力下，参与方都派遣了其最优秀的工程师。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肩并肩地在同一研究所内共同工作、共同生活、集中研 究，在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工艺技术和测试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中，联合研究所主要负责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的攻关，其他技术的通用部分也由其负责，实用化的开发则由另两个研究所负责。
具体来看，六个研究室中，分别由不同企业负责协调：第一、第二、第三研究室主要攻关微细加工技术，分别由日立、富士通和东芝负责协调；第四研究室攻关结晶技术，由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负责协调；第五研究室负责工艺技术，由三菱负责协调；第六研究室攻关测试、评价及产品技 术，由日本电气负责协调。微细加工技术是计划的重心，从联合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来看，日本当时开发了三种电子束描绘装置、电子束描绘软件、高解析度掩膜及检查装置、硅晶圆含氧量及碳量的分析技术等。垂井康夫评估说，计划实施完毕后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已和IBM并驾齐驱。在计划中，日本企业对于动态随机存储器有了深入的理解，其更高质量、更高性能的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为日本赶超美国提供了机遇。
从1980年至1986年，日本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26％上升至45％，而美国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则从61％下滑至43％。 1980年，联合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已全部结束，而另两个研究所则追加资金（共约1300亿日元）作进一步的技术开发， 以1980年至1982年为第一期，1983至1986年为第二期。 这些系统化的布局为日本的半导体行业腾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人员来看，计划开展期间的联合研究所研发人员数量为100人左右，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的研发人员数量为400人左右，日电东芝信息系统则为370人左右。在后续投入阶段，研究人员数量减少，1985年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研发人员已减至90人左右，而日电东芝信息系统则减至30人左右。尽管联合研究所研发人员相对较少，但事关各企业的未来发展基础，因此各企业都派遣一流人才参与。在此过程中，垂井康夫对各企业都十分了解，点名要求各企业派遣其看中的人才。
在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及后续的资助计划后，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占世界市场的45％，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半导体生产大 国。 1989年，在存储芯片领域，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已达53％，与美国该领域37％的市场份额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日本企业的巅峰时期，日本电气、东芝和日立三家企业排名动态存储器领域的全球前三，其市场份额甚至超90％，与之相比，美国德州仪器和镁光科技则苦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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