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侯为贵，43岁白手创业，一手缔造1088亿的中兴传奇

他43岁才开始创业，从一个 一穷二白 的中年人士逐渐变成 中兴通讯的创始人 。并且把自己的企业做到了 全球通信厂商第四位 的好成绩，一手缔造了1088亿中兴传奇。

本期 商将风云录 就带大家走近当之无愧的中兴灵魂人物 侯为贵 的故事。

侯为贵，1942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从小就是尖子生，27岁时在西安中专学校任教。也是解放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所以他具有专业的技术以及渊博的知识。

80年代初，在钱学森的带领下，我国开始研究半导体技术。而侯为贵被国家派往美国进行考察。去到美国以后，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大门，侯为贵开始在新的领地研究市场。

在国内做集成电路时厂里不考虑成本，电镀的厚度为几微米。美国人意识到成本这重要的一点，便说到：“你们这是在浪费，电镀不需要几微米那么厚。

”正是美国人这番话点醒了侯为贵，让他第一次萌生了市场和成本意识。

回国后侯为贵认为一辈子做技术员不是他想要的。于是在 1985年他对领导提出了他的想法，为了引进更创新的技术他在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

他起初的想法是做IC，但无奈这个行业价格昂贵，他只能先从电风扇和电话机开始做起。

但后来他发现电风扇和电话机的商业利润比较低。例如电话机每台盈利仅仅几毛钱，工人干一天的工资还比不上一个修鞋工。后来他接触到程控交换机，这让他在通信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转机。

当时国内通信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国内通信市场出现低潮，这时侯为贵在逆境中崛起，针对农村市场推出了第一代程控交换机。

第一代程控交换机的横空出世，使得中兴的销售额迅猛发展，很快便突破了一个亿。在商业市场里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便会有股东利益争夺的事件发生。

这也使中兴陷入困境，这时侯，为贵把注意力转在产权上。

1993年侯为贵投入大量资金在国内建立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制度。这一制度制止了股东的过度干预，这使他在产权上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也避免了后来中兴国企“巨龙”式的悲剧发生。

侯为贵出身于工程师，做了几十年的技术专家，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但他对技术并不迷信。

具备丰厚的市场经验的他清楚地知道，技术必须与市场与时俱进，紧贴着市场，不得过快或者过慢。

2001年小灵通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国外京瓷曾经想与华为合作，但是华为认为其技术落后，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中兴内部技术人员与华为不谋而同，都对其给予否认。

但在这个低潮时期，侯为贵依然坚若磐石。他运用市场的角度对其进行反驳：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小灵通对于电信和网通的生存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第二，小灵通的技术在日本是相对成熟的；第三，小灵通对比移动来说，资费比较低且单向收费。

中兴保留了侯为贵的意见，依旧把小灵通发展下去。而这明智之举，让中兴在国家政策开放后赢得了大单。2003年，小灵通正处于兴盛时期，销售量持续上涨，为中兴赚取三分之一的超高收入。

讲究市场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了技术。在与华为重金豪赌之后，侯为贵开始实行低成本尝试的策略。

准确地说，中兴会把握一切新时机，但不会在同个时机上花费过多心血，而且只有在确定形势明朗之后才会大规模投入。

这种策略的灵感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北电、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都曾经因为急功近利过度投入而衰败下来。

除了不能过度激进，过度保守也同样不可取。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最好的策略就是全面跟踪，一个也不落下。

虽然都是双管齐下但是针对性不同。华为采取重资金与强物力豪赌，投入几千人的研发团队，被公认为是主流的WCDMA。

但是侯为贵也不甘示弱，他采取中庸策略不放弃WCDMA适度投入；依托CDMA95 向CDMA2000过渡。

TD-WCDMA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国际标准，许多企业底气不足，不敢轻易对其进行大规模投入。

但侯为贵坚决地认为政府一定会在此项目上鼎力相助，所以他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并且在此投入的人数上从几十人逐渐增加到三千多人。

2009年中国移动获得TD-WCDMA牌照。在设备招标中中兴以其超高技术优势成为最强胜者，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后来 WCDMA成为世界主流的3G标准华为也因为这次豪赌逐渐拉开和中兴的差距但侯为贵的选择无疑确保了中兴的稳健经营。

侯为贵做事稳重不会草率鲁莽，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不达目的绝不轻言放弃。

联通一开始接触CDMA的时候，曾经在CDMA95与CDMA2000当中犹豫不决。1998年经历一番困难抉择，终于选定CDMA95在北京小汤山举行投标，但是中间出现了小插曲被有关部门叫停，究其原因竟是尚未解决与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

道路的艰难阻挡了华为在内的很多厂商，他们为此选择放弃。华为认为联通在短时间里想要上任CDMA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在几年后上任也会选择更先进的CDMA2000。

侯为贵也曾经因为道路的坎坷而想要放弃，但最终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坚定了继续投入大规模研究这条道路。而正是因为他的坚定抉择，让中兴几乎成为联通的唯一选择。

提起侯为贵，相关联的另一个人必定就是任正非了。两人分别中国最大的两家通信企业的领头人物，但是他们的做事风格完全不同，也不免会针锋相对。

侯为贵是做事稳重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任正非做事敢于冒险，善于抓住机遇，以高效的行动取得任务的成功。

这两人的“恩怨”要从任正非赴深圳创业那天说起。一开始他们还志同道合地谈论着通信业未来的发展，但是后来竞争日益加剧，两人不得不从道友变为敌人。

两个人的斗争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8年，华为在湖南、河南项目的投标书中表明要打击中兴，第二天，中兴便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反击了华为沉重一击，最终是中兴得到了订单。

任正非毫不示弱，在中兴赢得订单之后便在法院起诉中兴。很快侯为贵便以相同的理由状告华为。双方的关系千钧一发。

以侯为贵的性格他主张沉稳低调，本来他不想让事情愈演愈烈，但是华为激进的做法使他不得不予以反击。最后，在这场“中华”斗争中，双方都各有所得，中兴更多的是获得了赔偿，而华为更多的是获得了市场。

双方的“战火”甚至蔓延至国外，在国外印度、尼泊尔等地投标时，他们通常会展开激烈的斗争，时常会有半路拦截对方投标人员的事情发生。

在这场斗争中侯为贵对此还进行了总结：我们与华为的竞争总体上利大于弊，有激烈的斗争才会有员工更加热情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这20多年斗争中两家火力提升了不少，外国同行势力反而弱了下来。

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到事业有成，绝非偶然，这过程一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即使不能含着金钥匙在富裕的家庭长大，但是只要相信通过自己的奋斗与努力，终有一天会有回报！

而且做一件事一定不能轻言放弃，即使外界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美中或是日韩贸易战，均以科技领域为主战场，都涉及到半导体层级，反映半导体是科技竞赛的主战场。半导体是现代资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之一，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准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更重要的是，美中或是日韩贸易战将使全球化垂直分工所基于的商业信任和自由贸易规则遭到破坏，未来各国恐更加重视供应安全与自主可控，是否造成资源浪费、研发和投资效率低落等问题，值得深思。

即便是全球半导体供应国之首的美国，占有国际附加价值、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但因中国业务占美国半导体业者比重均在3成之上，更遑论部分美系半导体大厂的中国合计客户占比高达5成以上，故在美中贸易战之下，美系半导体厂业绩也相对受损。

同样地，中国半导体业近年来虽高速成长，但部分环节发展仍未突破瓶颈，且有产业链覆盖不完整的情况，自然在美中贸易战遭到美方以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的方式，袭击关键核心晶片的供应。有鉴于此，预料中国将持续以半导体扶植政策、集成电路第2期大基金的投入、内外部人力资源的积累、由科创板来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更加深度的融合，来加速推动中国本身半导体国产替代的方向，期望在未来新兴科技所带动的新产品、贸易战下带来的新分工模式基础上，使中国半导体进入技术能力提升、创新活力增加、产品多元化的结构改革阶段。

今年中国半导体业的景气表现，大体呈现先抑后扬的局面，主要是尽管美中贸易谈判未来仍是存有变数，但至少短期内5至6月美国对于华为的严格禁制令在第3季初已有所松绑，使得下半年华为对于供应链的下单力道加大。同时华为生态链的重塑也有利于中国本土的半导体厂商，显然美中贸易战加速核心环节国产供应链崛起的速度，且半导体供应链的库存水位持续下降，再加上5G无线通讯、AI、 IOT、穿戴式装置/AR/VR、车用电子、高效能运算/资料中心、工业4.0/智慧制造等商机也将逐步发酵所致。

若以2019年中国晶圆代工的发展主轴来看，依旧以先进制程的追赶与突破、特殊制程的差异化竞争为主，后者应用的产品包括DRAM，模拟IC，光学器件，感测器，分立器件等。其中2019年中芯国际公司专注推进FinFET技术，上海中芯南方FinFET工厂顺利建造完成，进入产能布建，公司更规划2019年下半年实现14纳米FinFET量产计划，同时12纳米制程开发进入客户导入阶段，显然中芯国际欲利用台积电南京厂产能利用率下降，正研议放缓增建产能脚步之际，而缩短与台积电中国布局的差距，不过随着台积电在台湾厂的先进制程陆续步入7纳米强化版、6纳米制程、5纳米制程之下，中芯国际仍是处于追赶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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