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是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的代表作，作品于1836年发表。故事描写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一筹莫展，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闹出许多笑话。
作品改变了当时俄国剧坛上充斥着从法国移植而来的思想浅薄、手法庸俗的闹剧的局面。《钦差大臣》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
2、《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创作于1863—1869年。
该作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从1805到18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以鲍尔康斯、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的经历为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描写中把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串联起来。
作者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写，构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
《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主题是肯定这次战争中俄国人民正义的抵抗行动，赞扬俄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英雄主义。
但作品的基调是宗教仁爱思想和人道主义，作家反对战争，对战争各方的受难并都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3、《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通常也被认为是作者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初在《俄罗斯信使》杂志上连载了将近两年（自1879年第1期至1880年第11期），并于1881年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
该书改变自一桩真实的弑父案，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弑父案件的法庭审判。
整部小说有两个层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桩弑父案，而受害人的几个儿子在某种程度上有串谋之嫌。
但深层次上，这是一幕关于人精神的戏剧，讲述了一个情欲、信仰、理性与自由意志间的道德角斗。作品展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
4、《童年》
《童年》是前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分别为《在人间》、《我的大学》）。
该作讲述了阿廖沙（高尔基的乳名）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
5、《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
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世界名著
简介编辑十月革命后产生的苏联文学或苏维埃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据1968年统计，苏联文学包含着用72种民族文字写作的各民族的文学，其中42个民族的书写的文学是在十月革命后创制了各自的民族文字以后产生的。
2十月革命编辑
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境内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各民族文化的结构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据苏联文学史家的分析，沙俄各民族的文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十月革命前夕，按照它们的社会、思想和艺术的发展状况，并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①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文学。这些民族在社会性质上处于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级。它们在艺术上是最发达的，而在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和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 。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获得了世界声誉，它的美学思想也达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高峰。而在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并同俄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俄罗斯民族的先进的文学对沙俄其他民族的文学发生过不少良好的影响。其他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在十月革命前也已经产生了思想、艺术水平相当高的文学，出现了本民族的许多知名的古典作家和杰出作品。
②沙皇俄国境内在东方、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的许多民族的文学。这些民族在十月革命前夕在社会性质上处于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式的社会生活，脱离现代文明，沙皇俄国及本民族剥削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压迫 ，并竭力要保持它们的“落后不开化状态”等等。所有这一切必然对这些地区民族的文化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从19世纪末叶起，特别是在 1905～1907 年革命的影响下， 这些民族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觉醒的高潮。沙俄东方各民族 ，如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土库曼、奥赛丁 、楚瓦什、柯米、雅库特等，在觉醒的过程中产生了民主主义的民族启蒙运动的文化，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政论家、学者。
③十月革命前在社会性质上还是以氏族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一些民族。这些民族实际上还没有本民族的书写文字，如吉尔吉斯和北高加索、西伯利亚、极北方、远东等地区的某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书写文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20～30年代才逐步创制的。十月革命以前，这些民族，由于特别落后的历史条件，沙皇俄国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加上恶劣的地理物质条件等等 ， 有的已经濒临灭种的危机 。 在这些民族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有条件利用与他们较接近的、有血缘关系和他们所易懂的其他民族的文字，也有些人能有机会在宗教学校中学习，因而受到过一些教育。但是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化发展的主要源泉是丰富多彩而又各具本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其中有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已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3初期阶段编辑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是苏维埃文学形成的初期阶段，上述各种类型民族原有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结构上的种种差异 ，在文学艺术上自然也有相应的显著的反映。不仅在上述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之间，就是在同一种类型本身内部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差异。
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前期苏联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 十月革命一胜利，苏联党和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定，并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如扶植和发展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大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的发展，等等。
十月革命后，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家的队伍就开始形成。首先是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乌皮特、阿科普扬、卢纳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沙乌米扬等一些在沙俄时代已同革命运动有联系或者参加革命斗争的作家。他们有的以文学创作，有的以政论著作和文学批评活动，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起了很大作用。其次是十月革命后在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从国内战争前线归来的红军战士中因“受到革命的动员和号召”而涌现出来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再有是一些原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或民族解放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作家的状况比较复杂，他们克服了种种复杂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站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苏维埃文学就是由各民族的这样一些文学家共同开创和建立起来的。
十月革命后初期到20年代前期，苏联全国各地首先是普遍而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而在前述②、③两种类型民族的文化活动中，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十分流行，特别是在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中出现了第一批杰出的苏维埃的民间诗人，他们成为本民族劳动人民歌颂十月革命的代言人。
苏维埃政权初期，各民族文学的非常显著的特征是各种不同风格的浪漫主义。这在20年代前期的诗歌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些不同的风格不仅表现在各个民族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民族文学内部之中。当时风行一时的是革命颂歌、赞美诗、号召性的进行曲、政论鼓动性的诗歌等，它们以充沛的革命激情，用浪漫主义的象征概括的形象，欢呼旧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赞扬起义人民的胜利和与旧世界的决裂等。这是一些充分表现了革命的现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性的完全新颖的诗作，同时从中又可以感觉到《国际歌》、《工人马赛曲》和其他工人歌曲的传统的影响。现实的革命的大动荡导致了悲壮抒情的长诗的产生，其中心主题是起义人民的形象（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恰连茨的《全长诗》等）。在许多短诗中体现的是革命大风暴、世界大火、未来的朝霞、奔腾飞驰的“红色马”、耕地的铁犁、红旗招展的革命兵团等等的象征性的诗的形象。当时特别流行的还有歌颂列宁的诗和歌曲。
小说是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许多民族早已惯用的文学体裁，而在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中，也开始尝试创作这种体裁的作品。十月革命后初期的散文作品和剧本创作中也非常流行浪漫主义的象征、热情洋溢的颂歌式的激情、悲壮的抒情味、直截了当的政论式的宣传鼓动等手法和风格。到了2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对现实作细节描写、但却具有自然主义弊病的特写和中、短篇小说。也有些作品仍然用概括性的浪漫主义化的风格而在题材的处理上用假设性的“结构主义化”的形式来反映现实。但是到那时候已经有许多作家努力探索使浪漫主义的激情同真实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的方法。特别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等创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文学树立了出色的典范 。诗歌创作也是如此，革命初期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所谓“宇宙式的”和抽象的浪漫主义风格也渐渐消失，而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所代替，而且在形式上尽量利用各民族特有的传统。在东方、外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各民族和在①类型的民族中，有些诗作就是接近于民间文学传统的杰作。在十月革命后初期，苏维埃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因素就已经为它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建立了基础。
4发展编辑
2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新的形势和社会生活促使文学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民族的文学创作从艺术的抽象的象征手法过渡到具体的富有社会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从对旧世界的无情揭露过渡到对与新的生活现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旧世界的遗产进行客观的分析批判。从20年代中期起，在许多民族的文学中开始出现了创作大型散文作品长篇小说的热潮。在一些缺乏散文创作传统的民族中，也开始了特写、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活动。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状况不尽相同，它们的散文创作也各有比较集中的特定的主题 ，如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民族的作家比较集中地描写革命前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进化和精神上的重新武装；中亚细亚、高加索和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各民族的散文作家在有数十种之多的题材的作品中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妇女精神上解放的问题；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散文作品比较注意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在格鲁吉亚文学中许多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中表现了同新生活格格不入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精神空虚；也有些民族的小说探讨了深刻的道德哲理问题等等。在各民族以互不相同的生活素材为基础的散文作品中创造了苏维埃多民族文学的最主要的传统之一：真实地表现革命人民的斗争和革命中产生的新人，如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扬》、乔尔内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等。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历史小说和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些以沙俄时代的社会历史为题材，如福尔什、恰佩金、特尼扬诺夫、洛尔德基帕尼泽、比亚杜利亚等人的作品；有的描写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如肖洛霍夫开始写作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头两部、雅库布·柯拉斯的三部曲《在十字路口》等，其中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自传体三部曲、《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些皇皇巨著都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各不相同的特色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斗争。
20年代的戏剧创作表现的主题是理解了革命真理而成为革命者的人们的高尚的道德思想，如符·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娅》以及弗·基尔尚、米·库利什、伊·米基琴科、贾巴尔雷、哈·哈姆扎等人的剧本。这些剧本标志着多民族的苏维埃戏剧走上了新的阶段。
历史性史诗的因素在诗歌中也兴盛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好！》。此外，以情节性和抒情性结构为独特风格的长篇史诗也层出不穷，如俄罗斯诗人巴格里茨基、阿谢耶夫、叶赛宁、谢尔文斯基等；白俄罗斯诗人扬卡·库帕拉、雅库布·柯拉斯等；哈萨克诗人萨·谢夫林、伊·占苏古罗夫等。描写人民和革命的抒情诗的创作也大为活跃。
与此同时，各民族的风格各不相同的讽刺作品中非常流行的主题是嘲笑旧的资产阶级世界，批判社会生活和人们意识中旧时代的残余，反对小市民习气、腐化堕落、官僚主义等等的坏风气，如马雅可夫斯基、阿·法依科、康·克拉皮瓦、德·杰米尔契扬等的诗歌；左琴科、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奥·维什尼亚等的讽刺小说等。而在东方，西伯利亚、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各民族的特写和小说中，批判旧的生活方式、抨击反人道的道德传统和破除宗教迷信等成为主要的题材之一。
十月革命至30年代初期苏联文学界的思想斗争 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形成时期，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文艺思想非常活跃，同时艺术观点很不一致，思想斗争也很激烈。这首先表现在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的兴起和各种文学团体与集团的产生。这些流派和集团纷纷发表宣言和纲领，提出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而且在各流派和集团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因此引起了持续不断的激烈的争论，其中有许多争论涉及创作和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探索苏维埃文学的发展道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些争论也常常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表现了知识界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某些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当时的文学流派和集团中，有些是以不关心政治和思想而强调所谓“独立”、“自由”的艺术为宗旨的，如俄罗斯的意象派、谢拉皮翁兄弟，乌克兰的新古典主义派、无产阶级自由学院派，格鲁吉亚的学院派，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文学社等。有些集团，如乌兹别克的恰加塔依座谈会、哈萨克的阿尔卡小组等，它们宣扬非政治倾向的美学观，歌颂本民族过去时代的“伟大”，推崇古代语言和诗的形式的“纯美”。这些流派和集团的某些观点常常被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还有些集团是表现了“左”的艺术观和形式主义的艺术“革新”的，那就是未来派和构成主义的各派组织。这主要在俄罗斯，同时在乌克兰、亚美尼亚、鞑靼等民族文学中也有它的分支派别和组织。
在苏维埃文学形成时期起了重大影响的文学团体是：十月革命初期和内战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20年代前期的“岗位”派，也称为前期“拉普”派；20年代后期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拉普 ）。 此外 ，还有农民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协会等组织。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这表现在列宁的一些言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宣传鼓动、报刊、出版工作的决议中。
30年代前期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形成 到30年代前期，正是工业化蓬勃发展和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各民族的文学一方面继续保持和发扬各自的民族传统和艺术特色，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性的特征越来越显著，前述几种不同类型民族的文学之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原有的差异渐渐减少，而变得越来越接近和相类似。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联系更加密切，如各民族的作家相互之间的来往、各民族文学作品相互的翻译介绍等。民族文学的作家队伍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大多数逐渐克服了自己原有的弱点和错误，积极地投身到苏维埃文学创作活动中去，其中有些作家还在艺术上有所革新创造。至于那些所谓“同路人”作家，也有很大变化，他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成为苏维埃作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1934年4月举行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是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从30年代初到大会召开前夕，苏联文学界对文学创作和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大会上则对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取得了基本上一致的认识。因此，苏联文艺学界一般认为，到30年代中期，正如高尔基在这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时说的那样，“我们所有民族的各个种族的文学成为统一的整体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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