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老字号面临怎样的困境？

第一是工序复杂传承难。非遗老字号传承人群梯队断档，成为“传承难”的重要成因。非遗老字号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传承人群整体呈现老龄化趋势。还有不少“非遗”已无传承人在世，或仅存一人。光学徒期间的生活成本就养活不了自己，所以现在没有人爱学。

第二是不会提炼表达难。很多老字号虽然拥有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和精湛技艺，但在当今无法用适合的渠道向更多年轻人准确提炼、传达老字号本身的精神价值，导致部分老字号不敌新网红，面临着“表达难”的困境。如何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是非遗、老字号必须破解的难题。

第三是产品陈旧创新难。创新不足是个中重要原因。“如今自主产品少、销售网点少、全国覆盖面窄，其市场空间有待拓宽；经营丝绸面料的谦祥益，专营毛纺织品的亿兆商场，制帽的马聚源等，虽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但因缺乏创新与表达，令年轻消费者难以接近，其文化价值待挖掘。

第四是祖祖辈辈都是按这个手艺做的，可是它适应的人却已经是过去的那代人了，现在的消费早已更新换代，年轻人的口味也都变了，如果完全为了适应市场改变传统口味，那就不叫老字号了。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新的东西来，才能迎合市场。

非遗保护的现代困境及原因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各地区传统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瑶族长鼓舞更是经受着传承主体困境、传承环境困境和传播路径困境的考验。

（一）传承主体困境及原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其“活态性”，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但如今传承人断层状况异常突出，长鼓舞处于后继乏人、舞艺失传的状态。截止到2013年，清远市级以上非遗代表传承人共有67人,其中国家传承人仅1人,连南的省级传承人有9人，省级以上传承人平均年龄64.2岁, 占总人数的近七成，连南“鼓王”唐桥辛二公如今也已经74岁，部分项目面临“传承无人”的困局，传承主体陷入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城镇化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冲击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新兴生活方式的盛行，社会分层的存在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年轻人的人生观和职业观有了很大改变，以至于当前非遗传承人断层现象非常严重，导致非遗保护受阻。社会分层使得社会成员在财富、权力和声望方面有高低之分而且处于较高位置者更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人往高处走”就是社会成员普遍的价值观念，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传承人的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直接地影响到非遗保护的持续性。部分非遗传承人的转行则是为了上向流动，能够较多的获取自己所期望的资源的机会，是对促进自身及家庭更好发展的渴望。因此很多年轻人进城打工，他们很少跳长鼓舞，进入城市接触的更多是现代舞蹈，如节奏劲爆的爵士舞、舞姿绚烂的国际交际舞等。瑶族一般都会选取传承老人以“传、帮、带”的形式传承长鼓舞，但如今传承人年事已高且人数极少，传承人的培训经费也比较少，很多培训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此外，根据势能理论，瑶族文化应归类为低势能范围文化，易被汉族文化、西方文化、流行元素等强势文化辐射和渗透以致发生文化变迁，使其外延逐渐挤压，内延逐渐被吞噬[3]（p2）。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文化逐渐变为单一性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逐渐变得一致，且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带回家，认为家乡的一切都是“土”的。外来新思想及现代强势文化的冲击使得瑶族青年人淡化了“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扭曲了非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功能，对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拒绝接受，其文化认同受到文化变迁质的影响，长鼓舞已渐渐地处于“人亡艺息”的状态。

2.教育方面的忽视和人力资源的匮乏

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助推器，所谓“学而仕则优”，学业优秀的人更能获得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因此很多瑶民为了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孩子把重心放在文化课上，而对非遗关注则少之又少。长鼓舞传承主体困境一方面原因也在于瑶民对教育的忽视。其一，家庭教育的忽视。学校虽然有编写《瑶族长鼓舞》等课本，开设校本课程，聘请老艺人来教学，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以后要高考，留在大城市工作，必须得把精力放在文化课学习上，父母的影响导致大多数学生学习长鼓舞的兴趣和热情不高，学生只是应付式的学习。其二，学校教育的忽视。学生繁重的课业和教学内容，一定程度剥夺了学生学习长鼓舞的时间。而且学生大多是寄宿在学校，长鼓舞的传承是一般孩童待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中学会继而传承下来的，寄宿制学校的发展也剥夺了孩子待在父母身边学习长鼓舞的机会。

3.经费投入的不足和文化主体的缺失

瑶族地方经济本身不够发达，没有专项保护资金和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来投入长鼓舞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用于保护的资金大多数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和瑶民表演得来的部分收入，且社会参与度不够高，只有政府进入，严重影响了长鼓舞的开发利用。长鼓舞是以人为主体的舞蹈，必须用录影等音响设备来保存，经费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瑶族地区技术力量薄弱，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设备落后，影响长鼓舞保护工作。并且缺乏多学科的交融碰撞，造成研究视角比较狭窄，方法措施不够多样化。

此外，现阶段对非遗的保护大多数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的自上而下的保护过程，政府掌握着对文化资源的 *** 纵权，造成文化主体间性缺失和文化的原真性及认同感难以得到真正体现[4]（p41-45）。造成如此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差异的不了解与忽视。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提出来的，主位观指尽可能的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 客位观指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5]（p36-38）。因此传承人的看法与意见就是主位的，政府、专家学者的观点则是客位的，由于地位、动机、价值判断的差异,主位与客位的观点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不重视传承人主位意见，太侧重客位看法，实行地方式的“宏大叙事”，就会造成瑶民缺少管理文化资源的权利，丧失“发言权”，导致瑶民在长鼓舞的保护过程中主体性缺少和参与性不足、文化自觉意识的逐渐缺失。

（二）传承环境困境及原因

良好的媒介环境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呈现出一种传播机构在运作管理中的整体气氛，是参与者参加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方式汇合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模式。传承环境是媒介与社会长期交往互动中形成，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和影响媒介主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当前连南地区传承环境有所变化，人们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和世人欣赏水平逐渐世俗化、舞台化等风气影响了长鼓舞的传承，神圣性有所下降，使之缺乏民族内涵，民族精神受到污染，原因在于：

旅游业能够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当地文化的拯救与发展，但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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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间的矛盾。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传统文化过度商业化，跳长鼓舞不再是祭祖的需要，更多的偏向于谋生手段，其性质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偏离。且在本地发展旅游业的基本上是汉族人在经营，他们为了谋求经济利润，不断的改造传统文化，使其尽可能的符合游客脑海中的“异者幻想”和“他乡”期待，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短期效应，缺少文化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外来游客也只关注表演形式，很少了解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其二，传统价值观发生变化。外来人的进入，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带入瑶族地区，对瑶民产生“示范效应”，民风淳朴、与世无争的他们逐渐认同外界金钱社会，争强好胜和竞争心加强。同时也可能使瑶民产生自卑心理和排外情绪，丧失民族个性，民族精神受到污染。

（三）传播路径困境及原因

文化的传承还有赖于传播路径。传播路径可根据媒介的表现形式不同而有声、光、电、字等，也可根据媒介工具的不同分为报刊DM传单、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平台、口口相传等。传播中路径越广泛，就越容易传播流传。但是目前长鼓舞的宣传大多数是政府主导下的线下活动，如一些表演节目、节庆节日，世人对长鼓舞的认识大部分是靠这些节目、节日了解的，很少在线上推广，连南政府官网也很少关于长鼓舞的描述，瑶民自身也不善于宣传，传播路径非常狭窄，形式非常单一，使其处于“处在深闺人未知”的状态。

导致传播路径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瑶族地区文化符号紊乱，文化符号是一个地区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载体，但瑶族地区民族符号多样化但并不个性突出，很少为世人所知，这既不利于当地民族文化符号的保存与发展，更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6]（p1）。文化符号，如长城就是中国的符号，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赋予自身特定的民族身份。瑶族地区文化符号紊乱，没有打造出突出的特色文化精髓，品牌意识淡薄，一说民族舞蹈苗族的芦笙舞、傣族的孔雀舞闻名遐迩，长鼓舞却比较鲜为人知，不利于推广，导致当地旅游业发展缓慢。

综上所述长鼓舞作为非遗的典型代表，经受着各种困境的考验，推而广之，非遗保护也面临很多困境。因此,我们做出人为的努力来保护非遗是合理且必不可少的,重点在于该实施什么对策来更有效的保护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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