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生效后在执行中，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能否推出担保

在法院执行程序中，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的，是不能随意退出担保的。在执行程序中，第三人担保债务人按期履行债务的，在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时，应当按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如要退出担保，需要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并经法院认可，否则担保责任不能免除。

简介

（1）根据担保法规定，第三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这里的第三人即担保人，包括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

（2）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但是，不具有完全代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以保证人身份订立保证合同后，又以自己没有代偿能力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充当保证人。而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保证人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其所签定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

（4）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公民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作为保证人的公民，也可以是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般是不可以的。除非调解书中有约定一次分期不履行，可以对全额申请强制执行，否则是不能申请全额执行的，没到期的部分没有生效，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不会受理。

法律分析

如果是分几期付款的，原告一般应当在调解书里面要求写入制约条款，即被告若在某一期就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有权直接对所有款项申请全额执行。但如果调解书中未加入此类制约条款，就不能对后面的款项申请全额执行，还是只能按原来约定的期限分期付款。等到最后约定的一期时间过了，被执行人不履行，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调解后对方没履行，向原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调节书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和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不履行调解书内容；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自愿合法的情况下签订的调解书，生效后不得起诉或上诉。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案件时，首先应对申请人的债权请求权是否存在予以审查，即有权对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进行审查，主要包括审查法律文书是否已经生效、义务人是否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法律文书确定的强制执行条件是否明确等。如果生效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基于双方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当事人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和必要的程序保障。为能够更加有效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终结是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指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使执行程序无法或无需继续进行，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法制设立执行终结制度，旨在解决某些案件无法或无需继续执行的问题，以使这类案件不致因久拖不结，而损害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司法威信。

一、执行终结的含义

执行终结是指强制执行程序的完结。依强制执行理论，执行终结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执行终结是指申请人提起的整个强制执行程序的终结;广义的执行终结则包括整个执行程序的终结和个别执行程序的终结。

所谓个别执行程序的终结，又称特定执行程序的终结，是指对特定的执行标的物，或依特定执行方式所实施的强制执行程序的终结而言。个别执行程序的终结，以各该个别执行程序所定的最后阶段的行为完成为终结的标志。例如，在关于金钱债权的执行中，对被执行人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执行，需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性措施的，在查封和扣押所需的法律程序实施完毕后，依该特定执行方法所实施的执行程序即告结束。又如，对于动产或不动产的执行需拍卖的，拍卖物已经拍定，拍定人支付价金并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时，拍卖程序即告结束。

强制执行往往需要同时或先后实施整个或数种执行程序才能达到执行目的。这同时或先后实施的数个或数种执行程序终结的有机组合，才能构成整个执行程序的终结。如前述两例，各个别执行程序虽已终结，但对于整个执行依据的强制执行程序并未终结，债权人的权利也并未实现。只有经查封、扣押、拍卖等执行程序，并将执行所得交付债权人满足其债权时，整个执行程序方告终结。当然，并非所有强制执行，均需实施数个或数种执行程序始达目的。有时实施单一的执行程序即可以达到执行之目的。例如，金钱债权执行中，执行法院将从被执行人处执行所得金钱直接交付给申请执行人;又如，在物的交付请求权执行中，执行法院直接将执行标的物交付给申请人等。此时，单一执行程序的终结即满足执行依据所确认的债权，整个执行程序也就终结了。

强制执行法上所规定的执行终结应是狭义的执行终结，即整个强制执行程序的完结。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实体终结，即因执行依据所确认的申请执行人的实体权利通过强制执行已得到实现而结束整个执行程序;二是程序终结，即执行依据所确认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通过强制尚未得到全部实现或根本未得到实现，但因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的发生，而依法终结整个执行程序。

二、强制执行程序的实体终结

强制执行程序的实体终结，是指执行依据所确认的债权人实体权利，通过强制执行全部得到实现，而使整个强制执行程序自然结束。

债的本质是债的当事人达到其利益要求的法律手段。债权人利益的实现，为债的本来目的。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利益，必然要求债务人全面履行自己义务。从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效果上看，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与债务人的自觉履行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在债的消灭的同时，债的目的亦即达到。同样，债权人在借助司法强制力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之后，执行依据确定的债权全部达到目的，其所确认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债的消灭须有法律上的原因，法律规定债消灭原因有清偿(履行)、抵销、免除、提存、混同等原因。那么，强制执行中，债的消灭的原因一经发生，就意味着执行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已经消灭，债权人的利益目的已经达到，人民法院即应结束整个强制执行程序。

在强制执行中，能引发债的消灭，达到申请执行人的利益目的，实现其债权，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原因如下：

1、执行依据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通过强制执行，申请人申请执行的债权全部实现，执行依据的内容已经全部得到落实，强制执行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因而结束执行程序。执行完毕是最常见的一种结束执行程序的方式。

2、申请执行人放弃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申请执行人放弃依据所确定的权利，是指权利人抛弃其实体权利，免除义务人的义务。权利人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都应当允许。权利人已免除义务人的应履行的义务，法院即应结束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可以抛弃其全部权利，也可以在其权利得到部分实现后，抛弃剩余部分权利，免除义务人继续履行的义务。

申请执行抛弃权利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示，并应向执行法院提交放弃权利的书面证明，以示慎重。

3、被执行人将执行标的物提交执行法院或经执行法院提存的。债务以向债权人履行为原则。但是如因申请执行人的原因，致使被执行人不能向申请执行人交付财物时，为保护被执行人的利益，执法法院应允许其以提存的方式代替清偿，从而消灭所负债务。被执行人以提存的方式执行的，应视为执行完毕，执行法院应结束执行程序。

4、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被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兼并，或者二者合并的。这种情况下，债权债务同归一个法人，债的关系因而归于消灭，执行程序亦因债的混同而结束。

5、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的。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和解协议改变了执行依据确定的内容，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已经依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不再请求按原执行依据执行，执行法院也不得再予恢复执行，而应视同原执行依据因双方合意已履行完毕，从而结束执行程序。

从上述终结执行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执行程序的实体终结，是因为债权人的利益，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已得到满足，其债权已实现。同时，执行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归于消灭，强制执行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强制执行程序则自然结束。依据债权理论，债的消灭一经发生，则自原因发生之时，债的关系即在法律上当然消灭，并不须当事人主张。[1]故而，强制执行程序实体终结是法律程序的当然完结，执行法院无需制作终结裁定，只要由执行法院出具执行完毕或债权实现的确认文书并附卷即可。

三、强制执行程序的程序终结

强制执行程序的程序终结，是指在执行过程中，申请人的实体权利虽尚未全部得到实现，但因发生了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使执行程序不必要或不可继续进行，而依法结束整个执行程序的一种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和《执行规定》第105条规定的终结执行，都属于强制执行程序的程序终结。执行终结中的程序终结是指执行程序终局性地不再继续进行，是一个执行程序的整体结束。程序终结是人民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依职权决定的，不是执行程序的自然结束，因而程序终结人民法院应作出裁定。

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程序终结的情形，包括以下三类：

(一)因申请执行人的原因而致执行程序终结

1、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强制执行程序，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依当事人的申请撤回而结束。撤回执行申请与放弃权利撤销执行申请，都是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执行法院应予尊重。所不同的是，撤销执行申请，是权利人抛弃自己的实体权利，致执行程序实体终结;而撤回执行申请，权利人抛弃的仅是该次执行程序性权利，结束的也是只是本次执行程序，其实体权利和强制执行请求权并未消灭。

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应以书记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表示撤回申请的，应记入笔录附卷。

2、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权利人享有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的权利是基于其与义务人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关系，这种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享有的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因此，享有追索“三费”权利的权利人死亡后，其专属享有该项民事权利亦随之消灭，被执行人无需再对任何他人继续履行该项特定义务，人民法院因而应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3、作为权利人的公民死亡，没有继承人的。作为权利人的公民死亡，除该项权利是专属于权利人本人的之外，按照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其享有的权利可由其继承人行使，其继承人可以成为申请执行人。但是权利人死亡，没有继承人的，其权利则无人承受，被执行人也就失去了履行义务的对象。此时，执行已成为不必要，人民法院应依法终结执行。

4、作为权利人的法人终止后，无权利义务继受人的。这类案件也因无接受执行人履行义务的主体，而依法终结执行。随着我国企业法人制度的健全，这类情况最终将不会存在。

(二)因被执行人的原因而致执行程序终结

1、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依照法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所负的债务也不能被免除，而应以其遗产偿还债务，或者由其义务承担人作为被执行人来履行义务。但是，如果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即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时，执行程序则无法继续进行，执行法院应及时依法结束执行程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无遗产”，包括没有现实存在的财产，也包括没有将来可取得的财产和第三人的债权，否则，应继续执行。

2、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终止后，无遗留财产可供执行，又没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对这类也应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理由同上。随着企业法人制度的健全，这类情况也将不复存在。

3、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被依法宣告破产还债，其财产在被各债权人分配清偿后，剩余债务被豁免，没有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因此，在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后，执行程序不能继续进行，执行法院应裁定结束执行程序。

4、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虽未死亡，但其既现实的财产可供执行，又失去了潜在的偿还能力，实现上永久地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执行程序根本无法进行，执行法院应终结执行，以使双方当事例都得到解脱。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对此作了一个限定，即“无力偿还借款”，也就是说，除借款外的其他债务，不能终结执行。这一限制，显然与债权平等原则相悖。执行终结，是因为被执行人已永久地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不论是借款，还是其他债务，被执行人都根本无力履行，执行也都毫无实际意义。所以将被执行人的债务只限定在借款上，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也是不可行的。

5、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执行不足清偿债务，经债权人同意或由执行法院依职权发放再执行权利凭证的。这种情况是指经实施强制执行无效果而言，据此终结执行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虽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执行所得金额，不足清偿其债务。这里被执行人已经执行法院强制执行是前提，未经强制执行的，不适用终结执行。二是须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或由执行法院发给再执行权利凭证后，始得终结执行。再执行权利凭证是权利人日后申请重新执行的执行依据，发放债权凭证应遵循当事人自愿为主，执行法院依职进行为辅的原则。

实施强制执行无效果，在执行实践中经常遇到，如何解决，实是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因为“强制执行，原则上以债务人之财产为标的，拘提管收，权为强制之手段，并非强制执行之目的。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虽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所得数额不足清偿债务者，强制执行之目的，实际上已无从实现，虽用其它方法执行，亦无实益。然而因此免除债务人之义务，亦非事理之平。”[2]为此，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规定，执行法院“经债权人同意，得命债务人写立书据，载明俟有咨力之日偿还”。“如债权人不同意时，应于二个月内续行调查，经查明无财产，或命债权人查报而到期故意不为报告，执行法院应发给凭证，交债权人收执，载明俟发见有财产时，再予强制执行。”[3](台湾强制执行法第二十七条)。

我们认为，台湾地区关于强制执行无效果时，由被执行人写立再执行书据或由执行法院发放再执行凭证后，终结执行程序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建立强制执行无效果，发放再执行权利凭证，终结执行程序制度的益处有三：首先，保留了申请执行人私法上的强制请求权，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债务人的不豁免原则和继续执行制度，即离债权人的权益，也体现了程序正义。其次，有助于解决“抓人质促执行”等执行乱问题，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有助于减轻法院未执案件居高不下的压力，缓解法院的执行难问题。

(三)因执行依据的原因致执行程序终结

1、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生效法律文书是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执行依据被撤销，其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归于无效，执行法院尖停止对该法律文书的执行，裁定结束执行程序。执行依据被撤销包括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经审判监督程序被撤销，也包括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被仲裁机关或公证机关撤销。

2、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的。裁定不予执行的法律文书只能是仲裁裁决和公证债权文书。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不适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收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即失去了法律效力，其所确定的内容亦归于无效，执行法院应在不予执行裁定生效后，即裁定结束该执行程序。

文/赵晋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管理室主任

葛洪涛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管理室副主任

来源/《法律适用》2015年第4期

一、关于执行依据的明确性问题

启动执行程序，必须符合法定条件。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8条对执行案件的受理条件作了规定，其中第1款第4项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提出了要求，该项规定：“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执行依据不够明确的问题，其中既存在法律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问题，也存在法律文书中的给付内容不明确的问题。

后一类问题更为突出，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法律文书的制作机关未严格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写明给付内容，导致法律文书主文存在瑕疵；二是由于有关实体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据此作出的法律文书缺乏具体的给付内容。

第二种情形在实践中更为常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这类法律文书的主文一般都表述为“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这类法律文书虽然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但由于其给付内容不明确，能否作为执行依据申请执行存在较大争议。比如实践中常见的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的判决，如果判决主文仅笼统表述为“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一旦进入执行程序，由于此类合同履行周期长，新生问题多，执行人员将不得不判断当事人之间具体的义务与责任，补充合同条款，处理实体争议，显然不符合审执分离原则。如不允许对该类判决申请执行，又会造成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无法通过公权力实现的问题，合同法关于“合同继续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制度也难以得到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解释》对执行依据的明确性问题进一步作出了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是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应载明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二是执行依据不仅要有给付内容，而且给付内容应当明确；三是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特别强调了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中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内容。对于该条规定，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确认和形成类法律文书能否执行？

理论上一般认为，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没有给付内容，不能作为执行依据。但在我国执行实践中，一些法院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也允许对确认和形成类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比如，对于确认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房产为原告所有的判决，根据执行法的一般理论，不具有执行力，不能申请执行，原告可直接持该判决申请变更登记。但由于我国登记制度及实际 *** 作还不完善，一些房屋登记机构不受理当事人的变更申请，而是要求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允许此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让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通过执行程序完成权属变更登记，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执行依据不符合明确性要求的如何处理？

依据《执行规定》第18条的规定，如果执行依据不符合明确性要求的，在立案审查阶段即应裁定不予受理。但是对于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如果发现执行依据内容不明确的如何处理，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

从实践看，一些法院在执行依据不明确的情况下，并不是简单地驳回执行申请，而是先通过召集双方当事人协商或者征求执行依据作出机构的意见等方式确定执行内容，如果确实无法执行的，才裁定驳回执行申请或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讼累，也有利于更为彻底地解决纠纷，值得参考借鉴。

第三，关于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内容的明确性问题

本条对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提出了“明确具体履行内容”的要求，据此，司法解释施行之后，无论是人民法院作出此类判决、裁定、调解书，抑或仲裁机构作出此类仲裁裁决，不能再仅仅将主文表述为：“合同有效，继续履行”，而是需要同时表明需要履行的具体内容。对此，有关法律文书的制作部门应引起足够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条起草过程中，曾经有观点提出，对于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应区分法院判决和其他法律文书，对其是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作出不同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法律明确规定了不适宜判决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所以应理解为法院在作出此类判决之际，都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了权衡，是法院认为其他违约责任不足于弥补当事人损害情况下的判断，原则上应当具有执行力，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所确认。

但诸如调解书等其他法律文书的形成机制与判决显然存在较大差别。调解书系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的确认，法院在审查中通常并不涉及对合同履行成本、其他违约责任是否足以弥补当事人损失等因素的权衡。违约责任的主要形式应为损害赔偿，继续履行作为一种国家以强制力保障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应该具有严格的标准与补充性。赋予确认合同继续履行的调解书这种效力，并不符合立法目的。司法解释最终虽然未采纳该种意见，但其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二、关于特定物的执行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ADDING-BOTTOM: 0px; FONT-STYLE: normal;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FONT-FAMILY: 宋体; MAX-WIDTH: 100%;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PADDING-TOP: 0px">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意见”）第284条规定：“执行的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执行原物。原物确已不存在的，可折价赔偿。”《执行规定》第57条进一步明确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交付特定标的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被隐匿或非法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交出。原物确已变质、损坏或灭失的，应当裁定折价赔偿或按标的物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

上述规定确立了执行程序中特定物执行不能时的折价赔偿制度。该制度的优点是，在交付特定物执行出现客观不能时，直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转为赔偿执行，有利于提高效率，尽快实现债权。

但这种做法也面临诸多问题：折价赔偿涉及实体法上的判断，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超出了执行机构应有的职权范围，违反“审执分离”的原则。不仅如此，执行中直接确定赔偿数额，当事人缺乏充分的程序保障，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也容易引发新的纠纷。在交付特定物的执行中，将特定物毁损或灭失后的损害赔偿导入到诉讼，既是审执分离的要求，也是审执衔接的体现。

基于上述考虑，《解释》第494条将“92意见”第284条修改为：“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这一规定，既坚持了实体问题通过诉讼解决的基本思路，同时，也允许在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折价赔偿，能够较好地兼顾“审执分离”原则与快速处理纠纷原则的平衡，避免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

三、关于对到期债权的执行问题

关于对到期债权的执行，“92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执行规定》第61-69条对到期债权执行制度作了进一步细化。

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两大突出问题

司法实践中普遍反映，对到期债权执行制度存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三人借异议权逃避债务。根据《执行规定》第63条的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第三人一经提出异议，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保全债权的效力即告消灭。实践中，经常有第三人借此逃避执行。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人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仍然提出债权不存在的异议。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如果已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被执行人显然不应再对其予以否定。但是由于《执行规定》第63条规定了执行法院不审查第三人异议的原则，导致第三人异议给执行造成困难。

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存废之争

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最初条文设计是在原条文基础上增加两项内容：一是增加对债权执行与债权人代为诉讼之间的衔接，规定“第三人对于其债务提出异议，申请执行人认为第三人异议不能成立的，可以在15日内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提起诉讼，逾期不提起诉讼的，冻结债权的裁定丧失效力。”二是增加规定“第三人所欠被执行人的债务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第三人不得提出债务不存在的异议。”

但是在司法解释论证过程中，关于对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存废出现了较大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92意见”关于第三人债权执行制度的规定存在法律上障碍，应予删除。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合同具有相对性，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要具有正当的理由；

第二，该条规定是在《合同法》生效之前规定的，1999年生效的《合同法》规定了代位权诉讼制度，用以解决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而对于次债务人的代位权利，合同代位权的行使，有明确的法定条件，只有符合条件时，才可以行使；

第三，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而不宜在执行中进行；

第四，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对到期债权进行执行，无法保护次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第三人债权执行制度应在保留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具体应当完善与代位诉讼制度的衔接、禁止第三人否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的存在等内容。主要理由为：

第一，该制度以第三人不提出异议为前提，并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

第二，该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恰恰是为了与合同法中代位权制度相配合，共同实现保全债权的目的；

第三，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大都规定了此项制度。

在讨论的过程中，上述两种意见相互影响，最终形成的《解释》第501条，实际上是两种意见的折衷，即在第二种意见的基础上，吸收了第一种意见关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内容。

相关权利人如何保护

关于如何保护相关权利人，也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与第三人同等的异议权，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强制执行该债权。理由是如果通过代位权诉讼途径实现对第三人的债权，则第三人的其他债权人也能够通过加入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

另一种意见认为，相关权利人应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的途径进行权利救济。理由是，第一，法律规定了相关权利人权益的救济途径。对第三人到期债权执行制度中，第三人的地位特殊，应予以特殊保护。但是该制度中其他相关权利人，与其他执行程序中的相关权利人并无不同，不能享受特殊保护，而应通过《民事诉讼法》第225条“执行异议”、第227条“案外人异议”、参与分配制度、破产制度等予以平等保护。第二，如果规定相关权利人与第三人相同的异议权，实质上就架空了该制度。《解释》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理解和适用《解释》第501条规定，应当正确把握对债权执行的制度精神，既要促进申请执行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的实现，也要注意保护次债务人、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应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可以作为执行标的的债权仅限于到期债权，这一点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将未到期债权作为执行标的不同。

第二，冻结该债权需要作出裁定。原司法解释中对于债权的执行使用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本条明确规定冻结债权需要作出裁定，从而一方面与查封、扣押动产、不动产等的的法律文书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使冻结债权的执行程序更为规范。

第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第三人向被执行人履行，第三人对其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出异议的，执行法院不得继续执行该债权，可以由申请执行人通过代位诉讼寻求救济。

第四，如果利害关系人对该到期债权有异议的，比如主张是该到期债权的真实权利人，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进行救济。需要注意的是，本条的利害关系人就是《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所规定的案外人。

第五，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第三人不能予以否认。这里只是规定当事人不能否认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但是如果第三人在法律文书作出后已经履行了该债务的，则有权提出债务已履行的异议。

对于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由于执行标的是具有相对性的债权，涉及到次债务人的权利保护问题，理论构成与程序 *** 作都非常复杂。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对此都用了大量条文予以规定。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债权执行制度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争取早日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对此项制度作出更加系统、详细的规定。

四、关于执行程序与破产制度的衔接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定位差异及司法现状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均为强制实现债权人权利的程序，但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执行程序旨在对特定债权实现个别清偿，是对债务人个别财产实施的个别执行；破产程序旨在对全部债权实现整体清偿，是对债务人全部财产实施的概括执行。

在执行程序中，当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时，如果仍由在先申请的债权人优先受偿，将会导致在后申请的债权人得不到清偿，从而有违公平原则以及债权的平等性。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以确保债务人的财产在同一顺位的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

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看，相当一批资不抵债的执行案件难以正常转入破产程序，许多本应通过破产程序清理的债权债务迟迟停留在执行程序中，执行积案因此居高不下。《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数连年低迷，2013年全国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数不足2000件，反映了破产法在现实中运行不畅、功能难以发挥的困境。

上述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从法律制度上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破产程序的启动程序仅限于当事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途径不畅；二是依据《执行规定》第96条的规定，参与分配制度在例外情形下可以适用于企业法人，加之该规定在实践中经常被扩大适用，在后申请执行的债权人有机会在执行程序中按比例受偿，并将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普通债权人排除于执行程序之外，因而往往不愿意启动相对复杂的破产程序。

《解释》关于执行转破产制度和限制参与分配对企业法人适用制度

针对上述问题，司法解释修改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呼吁建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有效衔接的制度。《解释》充分吸收了这些意见和建议，用4个条文（第513-516条）对该问题作了规定。其中主要是包括执行转破产制度和限制参与分配对企业法人适用制度。

执行转破产制度

依据《解释》第513条的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规定情形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被执行人同意，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并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入住所地法院。

该条规定的根本目的是在当事人申请之外，增加启动破产程序的新途径。司法解释最初的设想是建立“强制移送破产”制度，规定执行法院对于符合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人，可以直接移送破产管辖法院进入破产程序。但是由于破产法只规定了债权人申请与债务人申请两种破产程序启动方式，该方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最终未被采纳。

依据本条规定，在被执行人符合破产条件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如果要移送破产，必须征得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被执行人同意，当事人不同意的，执行法院不能径行移送。此外，依据《解释》第514条的规定，执行法院移送案件材料并不当然启动破产程序，最终是否受理破产案件还要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法院审查决定。为防止审查受理程序过分迟延，《解释》明确规定有关法院应在收到材料之日起30日作出是否受理破产案件的裁定，并通知执行法院。《解释》第515条则区分不同情形规定了破产案件受理与否及宣告破产对执行程序的影响：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分别解除保全措施、终结执行；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

参与分配对于企业法人的限制适用

如前所述，依据《执行规定》第96条的规定，“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的企业法人，可以成为参与分配制度的适用主体。从实践看，本条规定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原因是：第一，本条中的“歇业”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法人来说容易适用；第二，当事人申请破产动力不足，当地政府基于各种现实考虑也不愿让企业破产，破产程序启动存在现实困难；第三，执行法院从公平保护债权人角度考虑，同时为了减少申诉上访压力，往往难以坚持按照采取执行措施的顺序实现债权。参与分配制度对企业法人的例外适用及实践中的扩大化，无疑是导致破产程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解决这一问题，《解释》第516条规定，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

据此，对于不能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法人，执行中要贯彻“优先原则”，按照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实现债权。这一规定可以“倒逼”申请采取执行措施在后的债权人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有效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的问题。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制度是《解释》中新增加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缓解执行积案与破产法运行不畅两个实践中的问题。但是破产程序运行不畅的原因纷繁复杂，增设该项新制度虽然会解决一定问题，但也绝非灵丹妙药，而且该项制度本身在实际 *** 作中也可能会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当案件难以进入破产程序，执行法院必须适用第516条对普通债权适用优先原则时，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对此，要加强执行法院与破产法院的衔接配合，一方面，执行法院应当充分认识到破产程序的功能，引导当事人同意后移送破产，对于不能进入破产程序的案件，依法适用《解释》第516条规定执行，以实现制度的倒逼功能。另一方面，破产法院对于执行法院移送的案件，经审查符合破产条件的，也要排除来自各方的影响，依法受理。对于有关部门基于社会稳定等原因干预破产的案件，要积极进行沟通协调，充分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今后则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执行和破产法律制度，进一步理顺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能够更好的各司其职，各尽其用，不仅使债权得到实现，而且使债权公平、高效的得到实现。

以上就是关于法院判决生效后在执行中，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能否推出担保全部的内容，包括:法院判决生效后在执行中，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能否推出担保、调解书生效后，被执行人不履在执行过程中分期履行第一次就不履后面的能否全额执行如果能法律依据是什么、在执行过程中，哪些情形可导致执行终结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