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何理解“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显然孙子在百战百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中，更加推崇后者。

这是因为孙子很清楚，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战争涉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穷兵黩武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深受用兵之害。

但是，不能把孙子的这句话理解为孙子反对和敌人正面会战，而只主张通过战略谋划采取迂回包围等间接路线动作甚至靠外交谋略乃至于欺骗，去瓦解对手的士气，让对手放弃抵抗。

这是对孙子兵法的片面而庸俗的理解。

孙子同时也强调了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战胜敌人，而且要迅速战胜敌人，所谓贵胜而不贵久。

孙子的意思很清楚，屈人之兵是目的，战与不战都是手段和策略。

击败敌人是好的，迅速击败敌人就更好了，但无论如何，如果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解为孙子认为兵法最高境界是不战，那不但在理论上肤浅，实践中也有害。

面对敌人，首先想的是如何如何不战，而不是如何赢得胜利，这不是兵法，这是投降主义，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导向卖国求荣。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横扫江南，而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也是捷报频传。

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从各个战场逃亡的国军几乎全部涌进了大西南和四川盆地，番号众多，建制混乱，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总兵力仍然达到90余万人，从数量上看几乎仍然是一支百万大军。

（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担负经略大西南战略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由于其第四兵团暂时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因此野战军主力只有陈锡联第三兵团、杨勇第五兵团20余万人。

加上临时指挥的四野第42、第47、第50共三个军10余万人、以及川北方向的一野周士第兵团10万人，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只有不到60万人，跟敌人的兵力差距还是很大的，大约是二比三的比例。

西南，成为国共两军最后的战场，而如果解决这90多万敌人全部依靠武力，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耗费相当的时间，但是我党我军运用分化瓦解的方式，在军事压力的同时辅以政治手段，仅用二个月时间就基本消灭了西南地区的90多万敌人，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第二野战军从湘西秘密穿插川东南，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发起西南战役，首先，杨勇兵团附三兵团第10军，迅速挺进贵州打垮了敌“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和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的部队，这两人率残部北逃四川，至此，所有敌人都被压缩到川渝地区。

12月9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云贵解放，便彻底截断了川境内国军南逃的退路。

至11月30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于是四川盆地里的国军部队开始了争先恐后的“起义浪潮”：12月10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公署”两位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领第24军和第95军在彭县通电起义。

之前两天，驻守宜宾的第22兵团司令郭汝瑰（兼72军军长）也宣布起义。

（起义将领罗广文）而宜宾正处在拼命逃跑的宋希濂前方，于是这个黄埔一期的“川鄂黔绥署主任”无路可逃，于12月19日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追击部队俘虏。

12月20日，代理“西南军政长官”的胡宗南放弃成都只身逃跑，群龙无首的剩余国军立刻失去控制：12月21日，第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率40000余人在什邡起义，司令官孙元良带少数警卫坐飞机逃跑；12月22日，第二路军总指挥许绍宗率40000余人在广汉起义；同日，“西南第一路游击司令”王瓒绪率40000余人在成都起义，两天之内，共有12万人马投向解放军。

（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12月23日，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和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分别在郫县和安德起义。

12月25日，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率30000余人在德阳起义，12月26日，第3兵团司令朱鼎卿、第20军军长杨汉烈在金堂起义；同日，第127军军长赵子立（抗战时期曾经任薛岳第九战区参谋长）率10000余人在巴中起义。

12月27日，第18兵团司令李振率20000余人在简阳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在新津地区率残部投诚，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胡宗南几乎成为了光杆司令。

整个西南地区的90万敌军，除30000余人逃往西昌外全部被消灭（次年春再被全歼），第二野战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起义将领邓锡侯）此役是中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作战，我人民解放军仅仅用时47天，共歼灭敌人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共计93万余人，包括中央军、川军70万余人以及杂牌武装20余万人。

而其中仅起义和投诚的部队就达到50万人（起义401660人，投诚95640人)，几乎占到敌人总兵力的60%，因此说，对西南地区大部分敌人的解决方式，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起义将领卢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