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教授
耶鲁大学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对美国高等教育影响很大。耶鲁大学在建立之初,经过三代校长的努力,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学校事务管理,而由教授协会治理学校的法律。当时美国流传着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掌权,耶鲁教授掌权”。
300年来,耶鲁人一直以能够坚持独立精神,不向外部政治压力和物质利诱妥协而自豪。18世纪中期,托马斯·克莱普任院长时,坚称耶鲁是私立学校,强调大学的独立性。为此,他千方百计抵制地方政府的干涉,直至诉诸法律。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下令,所有声称基于道德或宗教理由反对战争的学生都不得获得奖学金。当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学校都遵循政府的指示。只有耶鲁坚持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作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无视政府的规定。结果耶鲁失去了联邦政府的一大笔资金,几次陷入财务困境,但信念不变。现任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原因是捐赠者对耶鲁开设的课程和教授的任命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即使是前总统布什被邀请回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耶鲁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也公开表示反对:那是2001年5月21日,传统的毕业日。当总统宣布布什被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学生们报以笑声、嘘声和口哨声,一些刚毕业的学生甚至打出一个大横幅,上面写着:“我们已经赢得了学位,所以不要贬低我们的学位。”甚至有大约200名教授集体拒绝参加毕业典礼,认为布什和大学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名声,因为根据布什在学校的表现和成绩,他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荣誉称号。
加州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教授曾说,“在美国,大家都有一种认识,哪个学校师资力量强,将来就会成为最有名的学校。”教授治校不仅被伯克利奉为圭臬,也被耶鲁推崇了300年。
人文高地
耶鲁大学人文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追求人生真谛的理性态度,即关心生命价值的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所以在耶鲁的校徽上,写着“光明与真知”的字样,那就是继承了欧洲人文传统,为教会,更具体地说是为正义和人民而培养的神职人员。在1701年的《耶鲁宪章》中写道,教育的目的是使年轻人能够“为教会和公共事业服务”。现任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也表示,“让青年学生利用他们的学术和艺术成就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努力。”
19世纪初,美国举国上下提出大学的课程设置应以实用学科为主,美国东部许多大学相继开设了实用学科。课程改革的浪潮冲击着美国的大学和以保守著称的耶鲁。它迅速应对了这股浪潮。于是,1828年,耶鲁在校长杰里迈亚·戴的领导下,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
耶鲁报告强烈肯定了基于经典学科的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拒绝了科学的实用教育,声称“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实用,也没有什么比人文教育更有用。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研究,专业化必须晚一些开始...心理训练使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报告敌视实用的职业技术课程,坚持深入广泛地学习共同科目对学生形成良好教育大有裨益。
《耶鲁报告》的发表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初,德国的学习自由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大学不仅接受了学习自由的理念,而且通过建立选课制和学分制,首次将其制度化。然而,美国选修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托马斯·杰斐逊时代,威廉玛丽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先后采用选修课,但这些早期改革因1828年《耶鲁报告》的发表而暂时停止。
为了坚持追求真理、增长知识的学术使命,1986年就任校长的施密特教授强调,耶鲁必须坚持绝对的思想自由和对智力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学术追求。他还要求耶鲁的新生像一代又一代的老校友一样接受这种大学理念。以耶鲁为德育目标,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能够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负责任的公民”,强调学生必须具有美国的“民族精神”,始终为美国的强大而自豪和负责,将大量涌入的移民“美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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