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已经有人说了这段话出自《论语 子路第十三》: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反对“言必信,行必果”吗?从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最后一句“小人哉”的评论上,似乎孔子是很鄙视这种人的,因为孔子骂别人是小人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好事。
例如“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阳货》),“小人过也必文”《子张》)。
在这上面句子里面的小人,多指行为卑劣、品德低下的人,是彻彻底底的批评。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孔子说一个人是“小人”,有时只是指这样的人社会地位低下、没有经历过比较好的教育,向上面说的“硁硁然小人哉”,就不是说这种人行为卑劣,而是说这些人太拘泥于规章制度、太死板、死脑筋,不足以担当国家大事,不能做“大人”而已。
孔子为了避免大家引起误解,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抑亦可以为次矣”,就是说如果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也可以作为更次一等的“士”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鼓励,相比于那些真正的“小人”,这种人的行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孔子为什么不完全赞同“言必信,行必果”?有很多人学习儒家经典,会武断的认为儒家的君子就是那种揣着架子、板着面孔、说话咬文嚼字的老古板、道学先生。
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
在孔子的眼中,上面的老古板和道学先生,就是“硁硁然小人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人食古不化,不懂得与时俱进,不懂得变通。
很多人对儒家的君子错误的认知和印象源自下面的一句话: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这些人只看到了“刚、毅、木、讷”这四个字,就认为儒家的仁人君子就应该刚毅、木讷、一板一眼、尽量少说话。
这实际上是很片面的理解,我们还要注意到孔子在后面说了两个字“近仁”,记住是近似于仁,而不是说这就是仁。
区别就在这里,很多人读的时候把这段话里面的“近”字去掉了,结果就越学越错,越学越呆板,越学越不像活人了。
“言必信,行必果”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儒家思想是一门讲究圆通的思想,叫做君子外圆而内方,永远是遵守更高的善的准则和以人为本。
比如《孟子》里面就有一段话,《孟子·离娄上》记载了孟子与淳于髡的一段著名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这段对话很好地诠释了坚守行事原则和事急从权的重要性。
男女授受不亲是礼节大防没错,但是嫂子溺水了,如果这时候还讲“男女授受不亲”,这就是违背了“人命第一,救人第一”的更高的善的准则,这时候“男女授受不亲”就应该让位于“救人”,这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事急从权”,或者叫“经达权变”。
所以儒家学说思想不是让人去固守某一原则、某一承诺,而是因时设地的去思考什么才是最优先最急迫最需要遵守的原则,而不是片面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片面的讲“言必信,行必果”。
再举个例子,你和朋友关系非常好,承诺他来借钱你一定借钱给他。
结果你知道他来借钱是为了去赌博,甚至为了去吸毒,你也能对自己曾经的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然后借钱给他吗?眼睁睁看他走向堕落和毁灭?无可无不可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被遗落在民间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孔子说:“不贬抑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被迫〕贬抑自己的意志,辱没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深思熟虑,他们只能这样做而已啊。
”又说:“虞仲、夷逸,过隐居生活,说话放纵无忌,能保持自身清白,废弃官位而合乎权宜变通。
可是我与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照孔子的这段话就能大概明白,孔子所追求的仁义,是那种符合时势发展要求的仁义标准,而不是固守某一主张,某一理性,某一信条。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能真正的理解“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吗?
孔子言必行行必果孔子主张言出必行,不讲浮夸不实之言。
在言与行二者之中,孔子更重视行。
《礼记•缁衣》中记孔子说:“大人不倡游言。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游言,即浮夸、虚浮、华而不实的言论,也就是不真、不实、不信之言。
在上位的人要带头不说“游言”,可说而不可做的话不说,可做而不可说的事不做,民众就会言行一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孔子还说:“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
”为政者少说话而以行动成就自己的信用,民众就不会夸大自己的好处而掩饰自己的毛病。
《论语》中还记载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人不轻易许诺,是因为他们以行动不能兑现许诺为耻。
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勉励人们重视实际行动,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
我国有提倡言出必行的优良传统,说到做到,不尚空谈。
话说出口,一般就不能再收回,行动才是硬道理,负责才是真本事。
孔子欣赏子路“无宿诺”,即称赞子路答应做的事情从来不拖延。
曾子说:“不能行而言之,诬也。
”认为不能只说不做。
子贡在请教关于“君子”的标准时,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孔子甚至强调先做后说。
子贡说:“驷不及舌”,意思与《邓析子》中所说“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一致。
后人把这些话总结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言不宿诺”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标准,历代以来沉淀出许多近义的成语,如一字千钧、一言为定、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
言行一致受人尊敬,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信口雌黄则遭人鄙视。
言出必行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其言要“善”。
《尚书•无逸》中说:“其惟不言,言乃雍。
”这是说不轻易说话,只要一说出来就很恰当和善。
《尚书•周官》中说:“慎乃出令,令出惟行”,这是以慎言为言出必行的前提,是说执政者应该谨慎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必须彻底实行,所以《逸周书•官人》强调“言不过行,行不过道”。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如《易传》所记载的孔子之言:“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
所以,出言之要,在于可从。
其言可从,就可施之于用,国家治道就在于此。
孔子同样强调为政者慎言,他说:“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对于为政治国而言,一言一行都不可不慎!这就像《老子》中所说“轻诺必寡信”,《墨子》中所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
”《荀子》中也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治国者应该“敬其宝”。
言出必行,其言要善,而善则体现在合乎“义”。
言出必行,不倡游言,这是“信”的要求。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信”,一般情况下,话说出口一定要做到,然而,这个“信”是“大信”,绝不是愚信墨守。
孔子强调“慎言”,强调“于其言,无所苟”,与他格外注重的“义”的原则相一致。
讲话慎重,不随便马虎,然而,一旦出言有错、言语失当,这时也不可拘泥,不可不知变通。
在孔子看来,人如果失言或者说错了话,就要勇于改过,不能苟且。
所以,子贡问怎么做才是合格的士人,孔子显然并不赞成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如果过于偏执,其行为就流于“硁硁然小人哉”之类了。
孔子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孟子的表述更明确:“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有子、孟子的说法在内在精神上与孔子思想完全一致。
言行体现着品性,一个人如何规范自己的言行意味着他怎样立身处世。
怎样做才能通达无碍?孔子提出了六字方针:言忠信,行笃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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