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修改的高等学校文件

2017年修改的高等学校文件 如何评价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调整？

调整专业构成，重构院校组成，打断教学延续，取缔民办大学。

52年开始的院系大调整，无疑是很多大学的心酸血泪史，比如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对于有些大学，连“史”都不存在了，比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对于另一部分高校来说，那是自己开始建立并高速发展的时期，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里面的中央大学历史，图片由缪老师拍摄）概括点来说，从52年开始，一致延续到50年代末的院系大调整，一共做了4件事，一是打破建国前的大学开办模式，变综合类大学为专业学科类大学；二是取消了私立教育，原私立大学要么拆分合并，要么干脆取缔；三是集中办学管理权，从招生、教学、毕业、就业等等，全部统一管理。

第一件事，就是咱们常说的苏联模式的体现。

在5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聘用了很多苏联的专家顾问，进驻国内，开始筹备教育改革，其实在1952年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建立，基本就已经为院系大调整奠定了基调。

将综合类院校拆掉，改建或者兴建专业类院校。

在院系拆分当中，建国前名震一时的综合类院校，基本难逃被拆分的命运，只是有的运气好一点，有拆分也有补充，有的就命运比较悲惨。

（现在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图片由缪老师拍摄）其中受损失最大的应该算是南京大学，7大学院只保留了2个，好在并入了金陵大学的院系。

最让人觉得可怜的应该是厦门大学，被分走的院系都到了外地，连重聚的机会都没有，不像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将很多分走的院系又纳入了自己的怀抱。

最励志的应该算同济大学，靠着自己的努力，被拆分后步步为营，重新蹿升。

其他像山西大学，拆除了一座211大学，自己到现在也不是211，河南大学，更是伤筋动骨，以他当时的实力，绝对全国一流之一，广西大学被拆的毛都没剩，过后重建。

也算得上各有各的辛酸苦楚吧。

像学院路八校，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借由此次院系调整，迅速发展，成为了目前中国大学食物链的顶层。

（现在的复旦大学，图片由缪老师拍摄）第二件事，建国前名震一时的两类高校，基本难逃拆分或者湮灭的命运，一类是大规模综合性大学，比如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等；另一类是私立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等等。

第三件事，统一管理。

强调了理工农医的重要性，弱化了文史哲。

很多人知道现在还抱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仰四处宣扬，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

此外，还规定了专业设置、人事任免、教学管理、招生权限等等，全部统一管理的制度。

根式强调了政治教育在大学的地位。

（现在的西北大学，图片由缪老师拍摄）综合来看，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一部分需要理工农医人才，迅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也客观上让全国的教育资源，在地域上变的更加平衡。

可是，也打断了大学的教育延续性，通识教育沉没，很多师生被迫远赴他乡。

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关注缪老师，关注缪老师，关注缪老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进行全盘调整，全国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之前已经存在的综合性大学均有大规模调整。

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英美高等教育体系，为新中国确立对高校的实际领导扫清道路。

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1952年秋，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北京“八大学院”等，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于1953年基本结束。

院系调整后，全国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的183所。

私立高校退出历史舞台，早在1952年之前，中央政府就开始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全部被裁撤。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

在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

在冷战背景，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苏联是仅有的能向我国出口技术的国家，苏联援建了大量工业项目也需要俄语人才进行沟通，国家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设，急需工科人才的背景下这次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另外，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 ，“新设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要窄”。

在“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民国造就的知识分子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

而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及其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将大大有利于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经过1952和1953两年的大规模院系、专业调整，全国高校由原来的211缩减为182所：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政法院校4所，财经院校6所，艺术院校15所，语言院校8所，体育院校5所，民族院校2所。

就总体而言，院系调整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旧中国工程技术教育过于薄弱的状况。

但是，院系调整指导方针的后一部分，即“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却没有真正得到落实。

由于照搬苏联高校系科设置模式，使原有的一些素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程度不等地有所削弱。

如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曾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7个学院共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其中心理学系自1952年后即未再招生，仅有其名而无其实。

尽管通过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新建了天文学系，加强了地学类和外国语言文学类系科，但人文科学领域的哲学系，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法律、政治等颇有特色的系科或者被调出，或者被撤销，不能不说是院系调整中的一个失误。

此外，院系调整后形成的“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性工科大学—单科性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往往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