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的学校

1933年9月，蒋介石出动100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其中50万军队用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步步逼来。

此时，以搏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根本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采取阵地战和短促出击等战法，高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与国民党军硬碰硬、拼消耗，到1934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眼看巳无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共中央被迫做出撒出根据地、向湘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二、六军团汇合的决定。

10月10日，红军8.6万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福建的长汀、宁化开始转移，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就此开始。

那么，红军在长征中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一、长征首先面临的困难是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中央继续处于领导地位，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将走向绝路。

事实证明，在博古的错误领导加上李德的瞎指挥，中央红军不顾国民党军的层层布防，强行向湘西方向准备与二、六军团汇合，导致红军经湘江一仗，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如果不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目标，中央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

随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召开，中央终于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特别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改组，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中国革命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解除了长征中的最大困难。

二、长征前将士对前途的渺茫，出发前仓促间大量地扩红，使得部队上下普遍笼罩着悲观主义情绪，加上大批新兵未经训练，使新建立的军团战斗力低下，无法面对残酷的战斗。

这些问题在湘江一役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场战役损失的5万多战士当中，有相当部分是溃散所导致。

如于1934年9月21日组建的红八军团，本有10000余人，但因行动迟缓，一直拖在大部队后面，到湘江边时仅剩600余人，后来中央被迫撒销了八军团编制。

经湘江血战，剩下的基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部队，加上后来红军战略目标的改变和经过在遵义等地战斗的胜利，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逐步走出了失败的阴影，重新振作精神，向着新的战略目的地前进。

三、如何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是红军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面对国民党军铁桶般的碉堡群，红军大部队首先走的是经过广东边境的路线，幸好之前红军已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定下秘密协定，广东军阀部队只是组织了象征性的拦截，并未过多为难红军。

过广东边境后，红军逐渐钻入蒋介石事先布置好的口袋，如果再坚持与二、六军团汇合的原订计划，中央红军将有被围歼的危险。

经过乌江、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突被腊子口等一路征战，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汇合。

四、战略转移目标的最终确定，是经过敌情的不断变化才最终完成的。

1934年7月下旬，中央命令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移动，目的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汇合，也是为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转移寻找一条通道。

红六军团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是年10月最终完成了与红二军团会师的任务。

中共中央由此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确定为与湘西红二、六军团汇合。

由于蒋介石巳清楚地判断出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数十万大军正张网以待。

随着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共中央改变了战略转移的目标，解除了中央红军被围歼的危险。

五、面对外线作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央红军能否完成最后的战略目标，部队的后勤保障是一大难题。

中央红军在出发前准备了大量的银元等，途中散发给了各单位自行保管，这些货币加上途中打官僚地主土豪所得，在长征途中基本解决了红军的吃饭问题。

但是当红军行至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如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紧缺，不少人靠草根树皮、皮带等才熬了过去，还有不少人没能战胜恶劣的大自然，永久地留在了长征的路上。

六、张国焘权力野心的极端膨胀，差点葬送了革命。

1935年6月12日，历经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终于翻过夹金山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

当极具权力欲的张国焘得知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只剩两万多人马时，拥有八万多人马的他即开始做起了阴谋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梦。

在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率八千红军连夜出发，摆脱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干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这是老人家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到的。

长征的胜利锤炼了党和军队，宣传了党的革命理想，为我党多年后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但是长征却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军事战略转移，要说长征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那可真是数不胜数。

首先，被五十万国民党军围困在江西和闽西苏区的中央红军需要直面对手布防严密的层层防线。

虽然在中央红军凭借英勇顽强的精神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自身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

尤其在突破桂系军阀防守的湘江过程中，红军总体伤亡和失踪接近四万人，红八军团、红三十四师等部队基本上全军覆没。

惨痛的损失逼迫党和红军的领导层不得不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

最终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湘江战役示意图其次，大规模远距离行军作战的红军部队还要面临完全没有后方补给的窘境。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量的粮草辎重是大部队作战并获取胜利的必要条件。

离开了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已经不可能再得到任何的辎重补给。

一支人困马乏又缺乏粮食、d药、药品、被服的军队要不断的和武装到牙齿的中央军追缴军及颇具战斗力的桂、湘军等地方军阀作战，难度可想而知。

红军吃剩的皮带再者，纵使军民关系融洽的红军也需要面对沿途各族群众的误解。

自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以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下的红军逐渐彻底进化为了一支与人民群众血脉相通的革命军队。

根据地的群众不仅砸锅卖铁支援前线，还把大量的青壮年送到部队参军。

但是，长征途中就不比苏区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沿途群众进行了大量的不实宣传，致使各地区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对我党和红军抱有深深的戒心。

许多时候，不仅部队急需的粮食难以购买，红军落单的战士还经常遭到反动民团和少数民族武装的偷袭。

但深入贯彻我党群众路线的红军指战员还是成功化解了这个问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举行的彝海结盟就是其中的杰出范例。

彝海结盟还有，连续作战已疲劳不堪、缺粮少药的红军指战员还需要面临行军途中严酷自然环境的折磨。

前有各地军阀拦截、后有中央军追兵、空中还有敌人的侦察机出没，为最大限度规避敌军的袭扰，红军部队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人迹罕至的地区行军。

这些地区往往气候不是极其炎热就是极其寒冷，要不就是藻泽、瘴气密布，或者地势险要难以通过。

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位于四川藏区境内的雪山、草地以及天险大渡河、金沙江了，其中任何一个都地点都令人望而却步。

翻雪山过草地最后，红军还需要面对内部领导层的严重分歧。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代理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的。

长征前期，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和红军中还占据主导地位，坚持硬碰硬的策略使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毛苦心经营才培养起来的革命军队险些葬送在湘黔地区。

更加祸不单行的是，历经千难万险才抵达川西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中央红军又立刻面临了手握重兵的张国焘为一己私欲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背叛行为。

虽然北上与南下之争最终以党中央北上的胜利而告终，但险些导致的内讧也极大削弱了党和红军的实力。

遵义会议幸运的是，红军都是钢铁汉、革命的理想高于天，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困难最终都没有能打倒信仰坚定的党和红军。

在老人家拨乱反正般的正确领导下，红军终于还是成功战胜了这些困难。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曙光也在长征这段看似最黑暗和痛苦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地显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