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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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山东省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一位视力残疾的学生，他酷爱艺术，从小时候就梦想着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二胡。

然而，从出生那时候起，上帝就不眷顾这个可怜的孩子！天生的视力残疾，让他丢失了快乐童年；很小的时候，母亲早早离开人世，让他痛失温暖的母爱；十来岁时，父亲生病瘫痪在床，让贫寒的家庭坠入深渊；好在还有一个可怜的妹妹，读小学，是班长，学习很好，可是为了照顾父亲，也为了让哥哥能够上学圆梦，只好辍学，用稚弱的身体做工挣钱，艰难支撑起这个家。

为了让贫寒的家境得到改善，他离开自己的家，踏上了圆梦之路。

从2003年开始，这位叫高同礼的视力残疾学生开始了在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新生活。

考虑到高同礼同学的实际情况，学校免除了他的一切费用，并免费给他提供每月150元的生活费，老师们经常接济贫困的高同礼同学，把自己孩子的衣服拿来穿在他身上，买来他喜爱的书籍放在他的课桌上……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他第一次享受到了母亲般的关爱，爱的接力从此开始，一发而不可收！ 2008年，身残志坚的高同礼同学通过艰苦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艺术中专班。

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虽近在咫尺，可始终无法触及。

为了提高艺术水平，他渴望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质量好一点的二胡。

可是他艰难的家境要维持日常开销，再加上为父亲买药，根本就没有额外的支付能力，二胡成了他搁置在橱窗里的一个梦想。

他把自己的梦深深埋藏在心底，闷闷不乐的站在那里，向隅而泣！细心的教授器乐课的门玉彪老师知道情况后，默默站在他身后，用宽厚臂膀抱住了他，动情的说：孩子，这样吧，我认识器乐届的一些朋友，我帮你搞一把二手琴吧？高同礼含着眼泪，深深点了一下头。

经门老师多方打听，联系到一个朋友要出手一把质量很好的二胡，只要1200元。

区区1200元钱，对高同礼和他的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高同礼怎么能拿得出呢？门老师再三向朋友说明了高同礼的家境，好心的朋友最后同意只收500元。

不久，高同礼手上有了一把精美的二胡。

他不奢望上乘，但是他确实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上乘二胡，他爱不释手，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教室里，一遍又一遍的演奏着优美的乐曲，思绪和理想在空中飞扬。

但是，500元对他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无论如何他还是拿不出这笔钱，抚摸着可爱的琴弦，他甚至想到放弃，他无法面对贫困的现实， 他无法面对瘫病在床的父亲，更对不起瘦弱的妹妹。

“看着你陷入无边的黑暗，我好想尽快飞到你的身边，听着你不想放弃的呐喊，我好想用我的爱把你温暖；我不想让你感觉到孤单，相信爱可以传递我的惦念，我不想让你失去希望，相信爱能够给你一片蓝天…”在高同礼绝望的时候，他听到了一曲动人的歌曲。

动人的旋律，美好的歌词，诉说着一个与爱有关的故事，一个视力残疾孩子与一把二胡的故事，一个爱心传递的故事。

和心灵一样美丽的宋美老师把高同礼叫到办公室，将600快钱悄悄塞到他的手里，说：快去吧，把二胡钱给人送去！就当老师送给你一把二胡，剩下的钱给父亲买点好吃的，钱你就不用还了。

紧握着600元钱，高同礼这个学会了坚强的孩子，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他向宋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这个钱我一定要还，只是没有还期”。

爱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爱心接力还在继续演绎。

在中专班教授二胡的孙老师知道后，二话没说，把200元钱塞到高同礼手里。

孙老师是工商银行一名退休干部，他和前面提到的滨州学院的门玉彪老师，还有范存健老师，都是滨州有名的器乐老师。

他们并不是特校的职工，却承担了特校艺术中专班的大部分专业课，在自己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之余，常年义务为残疾学生上课，早来晚走，风雨无阻，从不耽误。

他们不但分文不取，还拿出钱来资助这些残疾的贫困学生，有的老师因为时间紧，不得不放弃业余时间“带学生”。

要知道，凭着他们的水平，带学生的收入是很可观的。

特校学生张志玄经常背着二胡到门老师家里“深造”，当他说要交学费时，门老师说：“我的学费你交不起，只要你好好学，你的成绩就是给我的最大报酬。

” 这些到特校义务支教的老师们，以卓越的艺术造诣、高超的授课技能、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着特校的每一个学生和老师，也感染了他们的同事、同行。

滨州学院音乐系尹佐华主任知道后，主动到学校看望学生，商量残疾学生学习问题，又掏出300元钱，当场表示：孙老师出二百，我出三百，不能让宋老师出这个钱，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已经够辛苦的了，以后，学校的音乐课我们艺术系全包了！不久，滨州学院的王老师、韩老师，又加入了义务支教的行列，吕剧团的宋老师也打来电话问“能不能在学校义务兼课”，他们用行动继续传递着这个动人的爱心故事。

学校有故事书320本,科技书246本,故事书占图书总数的2/5,学校共有图书多少本有哪些让你仍然记得的校园故事呢？

谭家秋峪下乡二三事记得上世纪，1972年的初冬时节，学校（高中）组织我们去谭家秋峪下乡，搞社会实践活动。

几件事这些年一直萦绕心头：一，我们的房东。

谭家秋峪村最前边的崖头上，有一排房，这是第四生产队的场，场的后面紧贴着崖头是一条东西路，中间叉道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向后走第二排，胡同东边就是我们的房东，记得好像户主在外工作，女主人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发福的身材，穿着“兰士林”大襟褂，为人和气。

我们四五人住在西房屋，早上起来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挑水，帮房东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房东为我们提供热水。

就这样住了一周。

二，忆苦思甜。

记得是在村后面空闲场，放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算是主席台。

台下是观众，桌前站着“四类分子”，主持人点着名上桌后面忆苦思甜。

印象最深的是谭树敬，此人高个，瞪眼子，舒着个嘴，敞着个怀。

他讲的泪流满面，很是感人。

他闯东北，受欺凌，一次因没干好，被监工头一棍子从房顶打落屋下。

他说的时候，“把被监工头一棍子打着头了，咕噜咕噜从房上滚了下来。

”错说成“被监工头一棍子把头打的咕噜咕噜滚下来了。

”当时，乍一听以为把头打下来了，细一思量，打下头来，如何今天来诉苦？事后同学们还议论这个事，笑话诉苦人没文化。

都重“一棍子把头打得咕噜咕噜滚下来”这句话。

三，参观谭家秋岭试验田。

记得有一天，村支部付书记谭照泰领着我们先参观了大队提水站，提水站座落于村西的一座小山上，我们沿着山道爬上小山，俯瞰整个提水站，很是雄伟。

山上一处管理房，房后面的环形山地里栽植了苹果，尚是幼龄期，山腰及山下的苹果业已挂果。

下了山，沿着山跟往北走，不远处有一排红砖瓦房，那是林业队。

房前一片地，面沙土，适宜种植花生。

在这里技术员谭某为我们讲了花生管理、育种技术，记得他说得头头是道。

特别是在花生花期，为搞好授粉，得整夜观察，并把杂交育出的新品种给我们看。

新育出的花生个大、饱满，像小地瓜似的。

当时我们对大队一级的技术人员能培育出如此好的品种赞叹不已。

在谭家秋峪一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至今还历历在目！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叫王忠信的同学坐同桌。

我的前排，是两个女同学，其中一个叫于英。

之所以印象很深，和下面这个故事有关。

于英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浓黑乌亮，长发及腰，她个头不高，总喜欢转过身来，抄写我的课堂笔记。

我学习成绩很好，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抄作业动机不纯。

她经常转位，长发飘来飘去，谁知惹来了麻烦。

有一天，王忠信恶做剧，他偷偷把于英的长发拴在桌腿上，下课的铃声一响，同学们争先恐后向外面跑去，于英一起身，头发拴住了，猝不及防，一下子嗑到桌角，裂了大口子，鲜血直流。

这下捅了马蜂窝，老师闻声赶来，弄清事情真详，把我俩叫到办公室，狠狠剋了一顿。

第二天，于英便调了座位，坐到离我俩很远的地方，见面也不说话，一幅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

高中学期转眼即过，后来我考上大学，而王忠信和于英名落孙山，回到各自家乡。

再后来，我听说他俩结婚的消息，还暗叹:不是冤家不聚头。

有一次朋友聚会，彼此喝了不少酒，酒后吐真言，我才知道，当年于英一直暗恋我，谁知那一场闹剧后，两人有了交往，终成正果，真是造化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