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

二、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对什么是教条主义，人们好像不存在什么争议。

从根本上意义讲，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僵化的态度。

其外在表现：要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某种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要么是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矩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实践。

两种表现所内涵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僵化。

而对修正主义理解，则值得解释一下。

本来，从汉语意义上看，“修正”就是修改以使其正确，是个褒义词（至少是中义的）。

然而，“修正”加上个“主义”之后，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它是当代政治词汇，而非“汉语成语”，用以泛指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

如此一来，我们便很难概括“修正主义”所内涵的精神：它原本是一种“修正”，而若不论“修正”的政治贬义色彩，它与所谓的“发展”、“创新”在内在精神上应是一致的。

从内容上看，就更难找到某种一贯的表现了：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也是，后来，著名的赫鲁晓夫乃至林彪、“四人帮”也是，甚至当代实践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被一些体制外力量指责为“修正主义”。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那样的几个名词：发展、创新、改良等等，而“改良主义”也有着类似于“修正主义”的命运。

如此一来我们看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便常有这几个名词的存在及其所展现的“纯名词之间的斗争”和指责。

例如：教条主义者可以把“修正”或“改良”当作攻击“发展创新”者的利剑，并借此为自己的“教条”做辩护；反过来，一些“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者也可以用“发展和创新”当作自己的保护伞和自卫武器，至少可以当作遮羞布。

又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改，即使是那些反对教条主义的“发展创新者”也会惊呼：你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深受教条主义之害，对“教条主义”他老人家也深恶痛绝，可是，晚年的他却终于未能恰当地把握“教条”和“修正”之间的“发展创新”，甚至用自己的“发展”去剪裁其它的“发展”，并把人家的“发展”斥之为“修正主义”。

再如：你又怎样去评判那些打着“发展和创新”旗帜的人们，是否在“修正主义”式地“发展和创新”呢？ 不要小看这些“纯名词之间的斗争”，激烈起来，完全可以使斗争的一方从肉体上消灭另一方。

而可惜的是，其间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却没有为它们之间的斗争提供合理的、科学的标准和逻辑：若从纯学理意义上论，在那里，我们除却“帽子”和“棍子”，除却看到“胜者王侯败者寇”之外，似乎再也看不出什么判断胜负对错、是非善恶的标准。

我们不是有个公认的检验标准——实践——吗？唉，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个实践标准却也存在某些问题，它也由“隐蔽性”，以致列宁甚至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

” 如此说来，难道就真得不存在判断的标准吗？非也，非也。

三、反对教条主义 （一）教条主义的两大根源 我们看到，教条主义的产生有两大根源：一曰能动，二曰权威。

先论能动。

能动本来是人类所独有的、具有明确目的导向的创造性精神，怎么会成为教条主义的根源呢？其道理是：人类的能动本能，使他们能够从前期实践活动中总结出相应的理论、观点等文化产品，并进而运用这些产品来指导后期的实践。

从问题的一方面看，这一点，正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但若从问题的另方面看：没有能动，则不能创制出这些文化产品，既然连可资捍卫和遵循的文化产品都没有，又何来教条主义呢？ 再论权威。

权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

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不断进化，权威在不断变更着自身的内容，但对它的需求却始终存在。

只要是存在权威（不论它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树立的），就会存在文化产品的权威性。

当这种权威性达到足够的程度，对它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就必然地产生了。

能动和权威，固然不会必然带来教条主义，它们本身也是无辜的、无可指摘的，但是，由上可见，若追根溯源，它们正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

（二）反对教条主义的困难性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动的存在；人类之所以构成社会，就在于权威的存在。

也即，能动和权威之于人类社会，是同生共存的；然而，它们却又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

由此而论，教条主义普遍存在以下几个特性： 一曰持久性。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早在人类组织起来、并创制出文化产品的同时，教条主义就具备了存在的可能。

如果说教条主义与人类同时共存有些过分，但可以肯定地讲，只要是人类社会（有机组织的人类）还存在，教条主义就具备诞生并滋长的充分土壤。

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最初表现；中世纪的西方宗教、中国儒教等等，则使教条主义得以正式诞生；近代教条的例子不可胜数；可以预见，将来的教条主义照样随时可以猖獗起来。

二曰现实性。

对教条主义源头的上述分析，乍看起来好像有点耸人听闻、言过其辞，其实绝非如此。

教条主义完全不像“太阳城”那样地虚幻，也不像桃花源那样地缥缈，更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地久远，相反，它有着足够的现实性。

你只要稍一疏忽、略有放松，它就会“喷薄而出”、“勃然而起”、“茂然而成”。

这样的例子信手就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中国共产党短短的奋斗历史也可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三曰欺骗性。

遵循、借鉴前人的精神产品来指导后期的实践，不但无可厚非，还正是人类取得更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在文明社会已经演进了成千上万年的今天，任人不可能不吸取、遵循前人（尤其是伟人、巨匠）创制的文化产品。

如果我们把后人对前人文化产品的正确继承（哪怕是照搬）称作“继承主义”，那么，正是这个“继承主义”，为教条主义编制了一套美丽的外衣、提供了强大的欺骗性：历来的教条主义者正是打着“继承主义”这样的迷人旗号，干着那样的害人勾当。

正因教条主义具备上述三个基本性质，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将是极为困难和艰巨的。

这样的结论，可以称作“放之四海而皆准”。

（三）怎样反对教条主义 固然，能动和权威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但是，能动和权威本身并不会必然带来教条主义。

也即，在能动、权威与教条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因果作用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众多其它的选择；它们之间只是因果关系，而非等同关系。

由此，尽管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着滋长教条主义的可能性，但同样存在着克服和消灭教条主义的可能性及其足够的力量。

那么，依靠什么、怎样才能反对教条主义呢？ 1、人性，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根本力量 教条主义之所以可恨，就在于它是害人的，就在于它是背离人类进步发展之要求和趋势的。

当着依照教条主义的态度带来了一定的（或足够的）恶果之后，人性的要求必然会使人们抛弃它，从而采取正确的行为态度。

所以，“求我幸福”这样的人性，便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力量。

2、实践，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根本前提 要想反对教条主义，必须首先揭穿它的欺骗性，首先判别出某种态度（或理论、或政策等）是害人的教条主义、而不是利人的“继承主义”。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继承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带来的客观效果是利人的，而后者则是害人的。

这样，判别两者的最根本可靠的途径，只能是实践（它所带来的效果）。

所以，实践活动及其效果所客观具备的对教条主义的证伪作用，可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根本前提；实践，是证伪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

由此也决定了：“只有等到某种教条主义产生现实恶果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也许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是因为：惟其如此，才能使教条主义的危害得以彻底暴露。

进而论之，教条主义的作崇，也许本身就是人类发展轨迹难免曲折、人类社会难免沉醉的原因之一。

3、理论战斗，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手段 分析到这里，问题好像已经很简单了：既然实践可以证伪教条主义，那么，它自然就会销声匿迹了。

错了！大谬不然！因为，实际情况还复杂得很呢！ 作为命题本身，实践是证伪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问题却往往、且必然会出现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为实践客观存在着我们前述的“隐蔽性”。

因此，尽管实践给证伪教条主义提供了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但是，单纯依靠实践也是不充分的。

实践标准的上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这种客观存在，使得这个标准成为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它固然可以用来证伪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者也同样可以用实践标准的那些问题来为自己做辩护。

由此看来，肯定实践标准对反对教条主义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问题，看来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 一种是，依靠不断持续的实践活动，持续再现教条主义者的危害，待到足够确认之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