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时期能拍出《潜行者》这样的电影

为什么苏联时期能拍出《潜行者》这样的电影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个问题可能比你问的更为复杂，或者更简单。说简单是因为解读的角度不同，政治审核并不是看这部电影有多么深入的抽象表达，也并不一定（甚至多数时候不是）依赖一系列的文件和指示进行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形势，国际环境，甚至领导人的个人偏好都可能成为艺术审核的变量。而且对艺术片的理解完全因人而异，对政策的解读也是因人而异的。复杂则是说这个问题有很多个可探讨的方面，可以从苏联特定的历史时期及其政治背景环境来讨论，也要从当时莫斯科制片厂的具体执行和对放映的争取上看，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俄罗斯本身的文化基础。这三个方面都是比较大的促成因素，这里只是简单罗列一下。每一个方面其实都已经有一些书籍论文可供参考。
从当时苏联政治环境来说。经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这个阶段已经不再是最黑暗的夜晚了。相比《STALKER》怎么生存下来的问题，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更可能是“像安娜·艾哈迈托娃这样依从社会主义氛围的艺术家是怎么从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1965年到1984年是苏联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之前是所谓的赫鲁晓夫解冻期，之后则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期， 而在中间这将近20年时间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冷冻时期。苏联的文化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是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的，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都将过被封禁甚至被消灭。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立刻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修正，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在国内推行“文化自由”。当然这个文化自由是有限度的，和斯大林类似的是赫鲁晓夫也会亲自干预审核中的具体事务，而不仅仅是指定方向和政策。比如对《日戈瓦医生》的抵制，连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种个人的抵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而总体来讲这一时期是苏联文化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很多在斯大林时代濒死的文化形式又得到了复苏和发展。这个时期对安德烈的影响非常大，从学院的学习到赢得1961纽约学生电影节的头奖，以及他的第一部全长电影《伊万的童年》都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这个历史时期对安德烈后来的职业身涯和思想的影响特别大。
而到了1964年年底随着勃涅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委会主席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相对于赫鲁晓夫解冻期来说，这一时期则是一个冰冻期，或者是停滞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在于文化方面的政策的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时任党中央科教部部长的谢尔盖·特拉别滋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在1965年发表于真理报上的一篇名为《个人主义的异教》的文章。此后的文化政治环境急转直下，苏维埃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减少苏联生活的负面曝光，增大对党在执政中所获得的成就的赞扬” （2）。 1965年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布烈夫》就受影响没能够通过审核。而在俄罗斯电影界，《安德烈·鲁布烈夫》被禁这个事情常常被人称作是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电影停滞期的起点”。《安德烈·鲁布烈夫》在1971年公映了一个阉割版。对于电影人来说，这个停滞期最开始的5年是非常辛苦的。1967年导演亚历山大·阿斯克多夫（Aleksandr Y Askoldov）因为拍摄《Commissar》（被禁20年）而遭到和谐并结束了其导演生涯。1973年受到塔可夫斯基影响的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则被关进了西伯利亚的监狱。
这一时期的苏联政府职能部门在文化管制上显得越发僵硬和官僚化，审核制度缺乏统一和连贯性，而恰恰却也是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有关部门《STALKER》的审核松懈，或者说“受到个人意志的 *** 纵”。Glavlit （保障国家新闻机密总指挥部）的老大诺曼诺夫在1969年不给任何缘由地禁止了诗人塔道夫斯基的新诗发表《By Rights of Memory》, 而猜测的原因则可能是塔道夫斯基反斯大林的倾向造成的。1970年电影《白俄罗斯车站》被禁，后来又因为勃涅日涅夫的个人喜好而解禁。很多的决策显得自由散漫，造成了文化政策上很多漏洞和胡作非为。甚至还有封杀御用文人的乌龙事件发生。也正是在1970年代初期这个相对危险的时期，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开始了科幻小说《Roadside Picnic》的创作，这就是后来《STALKER》的原型。
小说完成后立马被有关部门禁止在苏联出版单行本，只能以连载形式在一些特定的杂志上发表。在《Library of Modern Science Fiction》丛书上也只进行了部分发表。1977年这部小说在美国首次发表单行本，在苏俄发表完整的单行本则是在苏联解体后（1980年代发表了阉割版）。
塔可夫斯基在1973年注意到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这篇小说，并在其后决定要将其制成电影。当时他还在拍摄《镜子》，他想拍的片子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自知不能获得许可则放弃了），作为替代又准备了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和《路边野餐》。最后是选择了后者。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Filip Yermash( Ермаш, Филипп Тимофеевич )，1972年-1986年的Госкино（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塔可夫斯基把他看成是自己影视创作事业上的一个敌人和畔脚石，因为塔可夫斯基奇特的艺术家特质和特立独行的怪癖性格让他无法承认Yermash对他电影事业的帮助。但恰恰是Yermash批准了《Stalker》的上马，是他在摄制中遇到巨大失败和挫折的时候继续支持塔可夫斯基。甚至在拍摄完成后，Yermash和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一致维护塔可夫斯基这部电影，使其能够在直受到了很少删减后于1979年5月中旬在Dom Kino公映。当然后来在新闻报道和拷贝分配上依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审核。一直到1981年才开始有关于这片电影的正面报道出现在报纸上。《Stalker》本身的审核焦点按照当时的审核重心来说，主要是集中在后末世世界观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核心价值的要求这一方面上。通常当时代科幻中后末世都是被设定在遥远的星球和不知名的外星世界。另一个方面则是主人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的具体问题收到了批评，认为这部电影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这些审核点都在委员会主席的保护下顺利通关（3） 。 但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是绝对不会承认也不会领情的，即便在1980年Yermash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塔可夫斯基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称号。
最后一个方面则是苏联本身的文化发展。
这个很难评价，那些研究文学和历史的人自然有他们的见解。我只是觉得俄罗斯受到欧洲启蒙运动影响深远，在理性和科学的发展上远远超出亚洲多数国家。近几百年文化发展里程才是最根本的内在原因，而不同时期的政治气候则是外部因素，只要气候合适，种子就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