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恰克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有哪些？

中俄《恰克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有哪些？ 公元1725年1月，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病逝，叶卡捷琳娜一世继位。根据彼得一世生前的意，女皇决定以祝贺雍正帝登基并宣告自己即位的名义，派遣高级使团赴华谈判。
使团共120人，由特命全权大使萨瓦率领，于1725年10月自彼得堡启程东行，并于第二年11月抵达北京。在北京，萨瓦觐见（jìnjian，朝见君主）了雍正皇帝，呈递了贺表；尔后，便与清政府代表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会谈。1727年6月，萨瓦率团到达距恰克10俄里的布尔河畔，与清政府代表继续谈判。同年8月31日，双方签订划界条约。条约以签约地点布尔河为名，称《布连斯奇条约》。
《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中俄两国中段边界的划定，为两国签订相互关系的全面性条约奠定了基础。双方代表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原则性协议和已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拟成全面性条约的草案，在报请本国政府批准后，于1728年（雍正六年）6月25日在恰克正式签字，条约生效，称为《恰克条约》。该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涉及两国边界、贸易、宗教文化以及越界逃犯等各个方面；条约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空前友好的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近30年之久。
《恰克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正式允许俄国定期派遣传教士和留学生到北京，这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以及俄国汉学研究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之前，居于北京的俄罗斯人已近百名，他们被编人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称为“俄罗斯百人队”。由于他们大多来自雅克萨，俄国史籍中又将其称为“阿尔巴津人”。这批俄罗斯人居住于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镶黄旗驻地，清政府提供给他们住房、衣食，发给他们年俸，并帮助他们娶妻安家。由于定居北京的俄罗斯人多娶中国妇女为妻，受她们的影响，北京俄罗斯人的宗教观念日浙淡薄，按教规生活的人并不多。
根据《恰克条约》第五条的规定，清政府还协助俄国在北京建立了一座东正教堂。这座教堂建于北京东江米巷（后改称东交民巷）俄罗斯馆内，命名为“奉献节教堂”。与称为“北馆”的“圣尼古拉教堂”相对应，奉献节教堂又称为“南馆”。条约第五条还规定，俄国定期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生，到京后居住于南馆，传教士团由清政府“供以膳食”，留学生由俄国“供其膳费”。
第一批俄国留学生（共3人）是1727年到北京的。据统计，1860年之前，俄国派往北京的留学生共计41人。起初，俄国政府规定，派往北京的留学生，“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学习期限为十二年，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1840年以后，“因喇嘛学生等俱有父母在家思念情切”，便改期限为五年。此外，随传教士团来京的还有医士8名、画家3名、硕士1名。
俄国传教士、留学生是俄国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经过在北京长期的刻苦学习，他们中有不少人精通满、汉、藏、蒙文，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伊拉里昂·罗索欣、阿列克谓}·列昂季耶夫、雅金夫·比丘林、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和帕拉季-卡法罗夫。
伊拉里昂·罗索欣（公元1717—1761年），又译赫拉尼·罗索金，1729年被选做留学生随第二届传教士团到达北京，1740年随俄国信使绍库罗夫返回俄国。罗索欣在北京学习了11年，他本会蒙文，又进一步掌握了满文、汉文，在当时北京俄国留学生中学习最为出色。自1735年起，他在理藩院（清官署名，是掌管蒙古、西藏、新疆各地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任翻译，并在内阁俄罗斯馆教俄语，编译过《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罗索欣翻译和编译了近30部中国书籍，其中包括理琛的《异域录》及《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中国丝织厂资料》、《一七三○年京报摘抄》等。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公元1716~1786年），又译阿列克谢·列昂节夫。原为莫斯科神学院学生，曾随俄籍中国人学习满文。1743年随俄国信使绍库罗夫到北京，1755年随弗拉迪金商队返回俄国，在北京学习了12年。列昂季耶夫回国后，被分配到外务委员会担任翻译。他也翻译过不少中国书。1762年，他将罗索欣未译完的《八旗通志》补译完成，受到俄国政府的奖励。此后，又陆续译出《大清会典》、《名臣奏议》、《大学》、《中庸》、《圣贤格言》、《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等。列昂季耶夫翻译的著作约25部，许多是欧洲的第一个译本。他还发表过《中国臣子》、《中国君子》等文，宣传儒家学说中修身治国的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雅金夫·比丘林（公元1777～1853年），又译俾丘林。1808年出任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1821年返国。在北京留后的13年中，比丘林经常身着中国服饰，深入北京社会，观察了解民俗风情。他精通满、汉、蒙、藏文，在北京就译著有《北京志》、《准噶尔志》、《蒙古志》、《西藏志》、《中亚诸民族志》等。回国时，他带走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其中包括《十三经》、《廿三史》、《大清一统志》及各种地。回国后，比丘林曾长期在外交部亚洲司任翻译，除译书外，他还把自己的汉学著作《西藏青海史》、《中华帝国详志》、《中国的国情与民风》、《中亚各族史料汇编》等陆续刊布。他是当时俄国汉学界的权威，被人们视为一代宗师。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公元1818～1900年），又译王西里、瓦习礼、王书生。原为喀山大学硕士，其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论佛教哲学的原理》。1840年，瓦西里随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到北京，1849年回国。在北京期间，他深人研究佛学，并将《大唐西域记》译成了俄文。瓦西里回国后先任喀山大学教授，后调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从事汉、满文教学，担任东方学系主任达15年之久。1886年，瓦西里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他的著作主要有：《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佛教教义及其历史和文献》、《回教在中国的传布》、《中国的发现》等。他将《满洲志》、《论语》等书译成俄文，还翻译有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及唐人小说《李娃传》，并编纂了《满俄大辞典》。瓦西里被称为比丘林之后俄国最大的汉学权威。瓦西里时期，俄国的汉学中心已从北京俄罗斯馆转移到了彼得堡大学。
帕拉季·卡法罗夫（公元1817～1878年），又泽巴拉第，原为彼得堡神学院学生，1840年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成员来到北京，后曾出任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在北京居留30余年。其研究佛学的著作有《佛陀传》和《古代佛教史纲》。后来，他又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完成的著作有《元朝秘史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圣武亲征录译注》和《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