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经济

钱币经济 纸币是经济的纸枷锁 ，纸币是经济的催熟剂。
纸币可以让你飞黄腾达，纸币可以让你家破人亡。
纸币一旦出轨，就极有可能让劳动致富成为艰难的事情，同时造就一个又一个“非劳动致富”的神话。一个人“非劳动致富”不可怕，一个国家“非劳动致富”骇人听闻，全球“非劳动致富”直接等同于人类自残。出轨的纸币缔造了一个出轨的世界。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世界经济的一次集体出轨。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和世界何去何从？有人主张资源为王，有人坚持金融独大，这都是资源金融的论调。资源金融只会加剧“非劳动致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穷、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富”。因为绝大多数人赖以为生的工作是各种各样的实业，而畸高的资源和资源金融只会压榨实业，同时毁灭性破坏生态环境。人类经济和地球生态处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或上天堂，或下地狱。
本书提出了化危为机的六大战略。本书是中信集团总部高级主管多年潜心之作,实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力著!
全面进入纸币时代
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危机？这场危机的历史定位如何？将会给世界带来哪些警示？目前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危机前，货币主义的霸道、金融创新的傲慢、不断增值的美国土地、人人羡慕的美元……，这些华丽的东西共同构成“美国梦”。美好的“美国梦”长期作为全球经济引擎，带给人们高额回报的预期，引领人们狂炒资源金融，构筑出一个诡异的虚拟经济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沿着追逐货币，追逐财富梦想的轨道，半推半就中，半梦半醒间，一群又一群，飞蛾扑火般涌向这个虚拟世界。
危机后，人们正确认识到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本末倒置造成了大危机”。但是，这种“二分法”只是正确提出了问题，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具体情况缺乏深入分析，对老百姓的投资也没有多少具体价值。其实，资源—能源泡沫是大危机的“元凶”，金融—美元是“帮凶”，实业—贸易是“受害者”。
资源—能源泡沫是如何吹大的呢？华尔街自然是主吹手，他们创造并过度炒作了资源金融。资源金融又是如何传给全体美国人的呢？通过消费金融，主要是消费信贷，具体主要是次级房贷。次级房贷被证券化后，卖给了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因此，这是一场巨大的群众性的消费金融危机，是一场过度举债消费造成的超级噩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总结出的经济危机元凶名单出人意料：美国消费者居然位列前雷曼兄弟总裁理查德•富尔德、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之前，被CNN列为十大罪魁之首。CNN这样点评：如果身为一位消费者，你奉行及时行乐，对消费的贷款失去节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导致整个国家储蓄率过低，那么，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首要的元凶。
确实如CNN的调查。在阅读此次大危机时，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两个随意”：一是借贷成为随意的事情，银行不但不限制而且鼓励借贷，打的是发展“消费金融”的大旗；二是我们处在一个纸币时代，并且纸币的增量发行被央行变成了一个“较随意”的事情。随意发行纸币于是成了此次大危机的“凶器”，并与资源金融和消费金融结合成为此次大危机的“元凶”。美联储一直在犯这个“较随意”错误，现在还在犯这个错误。其他主要国家的央行也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在纸币时代，每个人都使用纸币，也就成为一切纸币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参与者，也就或被动或主动地成了增量纸币的参与者和接盘者，或者说，人人都是此次纸币危机的主动或被动的制造者。
一、“人人都是危机的制造者”
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众性的事件，此次也不例外。大危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金融运动。这是值得美国人也值得全球人反思的大思想。
“可敬”的弗里德曼种下了“原罪”
在此次大危机中，人们常常听到“货币主义”这个词，将其称为制造大危机的思想根源。这个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叫弗里德曼。过去，人们一般称弗里德曼为“货币主义大师”，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
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母亲经营一家裁缝店，父亲做小本生意，家庭生活困顿艰难，经常寅吃卯粮。15岁时，弗里德曼的父亲去世。此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临。内外交困的少年弗里德曼要为自己筹措生活费和学费。他做过百货公司售货员，做过餐厅服务生，餐厅服务生的报酬是一顿午餐，由此他发明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当代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还做过二手书生意，卖过袜子和领带，还开过一所为高中生补习功课的暑期学校。
生活的艰难从来没有使弗里德曼泄气，相反，他感激这段艰难的岁月。后来，弗里德曼进入芝加哥大学修读经济学。在芝加哥大学这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弗里德曼有幸接受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的教诲。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描述在这段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期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1946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曾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当时，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成功，整个西方世界都成了凯恩斯的信徒。但是，受古典自由哲学的影响，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怀疑。在弗里德曼看来，人的最高价值是自由，而自由与私有财产和市场是同一回事。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意味着非市场力量对市场的侵蚀，缩小了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降低了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程度，从而抑制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这可能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弗里德曼决定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精神，承担起狙击凯恩斯主义的重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写作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宣扬自由主义经济学，揭露和批判凯恩斯主义。1957年，出版《消费函数理论》，批判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否定政府公共支出对增加有效需求的作用。1962年，出版《资本主义与自由》，阐述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内在联系，阐述政府干预对个人自由的危害及市场在维护和实现个人自由方面的积极作用。1963年，与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通过对美国经济史料的详细分析，证明1929年的大危机不是源于市场作用，而是政府不适当干预的结果。弗里德曼还长期在美国《商业周刊》发表文章，宣扬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还主持了一套叫《自由选择》的公共教育电视宣传片，推广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此次大危机前，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学的主流，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在与强大的凯恩斯主义的战斗中，弗里德曼几乎孤身一人，视为离经叛道、荒诞可笑、不自量力，一些名校图书馆甚至连弗里德曼的著作都不摆放在书架上。然而，弗里德曼成功了，逐渐赢得了学术声誉，他的新自由主义也成为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时代的“国家经济学”。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到此次大危机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属于弗里德曼。至少此次危机前，这是一个可敬的弗里德曼。
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后，弗里德曼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认为，哈耶克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而且他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也没有延伸到经济学分析中，所以只有弗里德曼的获奖才真正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弗里德曼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中的“教父”地位慢慢确立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放松政府管制，恢复市场信念的运动中，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思想，撒切尔夫人还尊敬称其为“学术界的自由战士”。弗里德曼的一生都在为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斗争，他的经济理论服务于宣扬自由市场制度。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逾30年，力倡新自由主义经济，培养出大批徒弟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在其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凯恩斯早在他的阵地失守之前30年就去世了，他留给了他的追随者30年的好时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干预主义的失败，是他们自掘坟墓的结果。在此次危机爆发前夜的2006年11月，弗里德曼以90岁高龄辞世。大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弗里德曼带着无尚的光环而去，但几乎没有留给他的追随者一点点好时光。他富有挑战精神和创新精神，他能言善辩，还用心提携后人，并且拥有令人羡慕的爱情，这确实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但是，他也失败了。
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作为一位杰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被认为是斯密在20世纪的衣钵传人。相信市场的自发作用，主张限制和约束政府的职能，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这确实是斯密的基本主张。弗里德曼确实是举着斯密大旗反对凯恩斯的。在他看来，市场本来具有自我恢复的功能。凯恩斯主义过于信赖政府调节和控制市场的能力，频繁使用扩张性和收缩性性政策调控经济，其结果，使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相结合，当这两种病症结合在一起时，凯恩斯主义就失灵了，他们既不能解决此问题，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释。“滞胀”本身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破坏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能建立在恢复市场信念，建立市场秩序之上。
弗里德曼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坚持，一个反对。
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及自由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著调度资源最主要的信号功能，因此他一贯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去世前，这位大师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对罗斯福新政的质疑：“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而，弗里德曼最大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是他最大的学术错误。他在挑战凯恩斯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货币的权威和价格的自由，让政府干越经济的行为再次“缩手缩脚”。这是在斯密时代就已经明确的市场经济的基石，弗里德曼把它重新砌在了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中。要命的是，斯密时代的货币是金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弗里德曼时代的货币是纸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如果说，金币是水，纸币却像水蒸汽，前者的自由运动基本与经济活动同步，后者却会高高地在经济上空盘旋，很大的一部分只是一种货币和金融游戏，不参与经济生产和创造活动，不带来真正的财富。而且，弗里德曼主张纸币交易无边界，甚至主张卖淫、毒品交易的合法化。
总地来看，纸币越自由，金融游戏也就越自由。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因此成为华尔街金融炒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他也说过纯粹的货币交易未必增加实质财富，但这明显不是他的主音调。现在，在检讨大危机中，人们把矛头指向弗里德曼，他不应该感到委屈。我尊重弗里德曼的人品，却坚决反对他的思想，因为他因不懂纸币和金币的区别，而在纸币时代播种下了货币自由主义的病毒，而且是对斯密时代的变异病毒，这是最超级的病毒。
货币大师原来也不懂金币纸币的区别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大师，但实际上，他只是“金币”的货币主义大师，对金币和纸币的区别没有刻骨铭心的认识。
货币是种连小孩都喜欢的东西，但恐怕不少老人也未必知道货币到底是什么。这决不是嘲笑大众的智慧，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马克思语）。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只有价值相等的商品才能互相交换，能互相交换的商品互为等价物，能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的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这套只有5句话的“价值—货币”理论是研究所有经济危机的唯一出发点。
交换价值是一种数字化存在，这种数字化存在的具体符号就是货币。货币产生于价值交换。随着一个价值与另一个价值交换的反复进行，交换的等价性要求某一个等价物作为下一次交换的媒介，以使交换更方便地进行下去。这个等价物就是货币。
一般地讲，货币的发展史可以简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特殊等价物阶段。这一阶段中，以天然或者初步加工的实物充当等价物，例如羊、布、贝等都先后作为货币出现。这个阶段至少也有30000年。
第二个阶段是一般等价物阶段。这一阶段中，以冶炼和加工过的金属实物充当等价物，先是铜，次是铁，最后黄金以其天然的优越性成为最适合的一般等价物。所谓一般等价物就是使用范围更广，信的人更多。金币阶段至少也有3000年。
第三个阶段是一切等价物阶段。这一阶段中，社会信用基本成熟起来，国家成为比较稳定的力量，成为社会信用的最后载体，国家发行的纸币成为最终的货币，不但能在实业中流通，还能在资源中流通，
因此叫一切等价物。
中国北宋的“交子”是最初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年，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因为那时的国家信用和国家权威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只有全球化时代最终确立了国家的版图和主权信用后，国家才能发行真正的主权纸币。第一张现代意义的纸币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接下来是英镑。现代意义的纸币阶段仅有300多年。
进入20世纪后，现代国家形成了，国家的稳定性、信用和权威有了质的改变和提高，主要国家都实行了纸币制度，开始大规模发行纸币，限制金币自由流通、兑换、出入国境。纸币的挑战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金本位制在世界全面崩溃，纸币取代黄金成为最好的交易用符号。
金币和纸币的最大区别是，金币本身具有价值，不可能随意发行，受价值规律约束，不可能会大幅贬值。纸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很可能随意发行，只受所谓国家信用担保，很可能会大幅贬值。这是全部问题的答案。
西方经济学围绕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在金币时代产生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在纸币时代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这是最简单的西方经济学史。被学院派们编成三本书、须讲两三学期的西方经济学史说到底就这两句。学究们搞得那么复杂，要么是为了多赚几文钱，要么不懂金币和纸币的区别及对经济学的决定作用。
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是斯密，他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创始人。该理论建立在金币主导和以实业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主张充分发挥货币的交易作用，自由的货币交易在价值规律的约束下，能够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是凯恩斯，该理论同样建立在金币主导和以实业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但却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自由的货币交易必须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才能够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该理论建立在纸币主导和以资源为主角的经济时代，主张充分发挥纸币的交易作用，自由的纸币交易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新凯恩斯主义是一个较松散的学派，却也构成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半壁江山。该理论同样建立在纸币主导和以资源为主角的经济时代，但却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自由的纸币交易必须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问题的关键是，在弗里德曼那里，金币和纸币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是货币，而货币都是一样的，都有一样的权威和自由。无论在实业领域，还是在资源领域，都可以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可见，弗里德曼对货币自由的新开拓，恰恰迎合和助长了纸币时代的新疆域——资源金融。
据测算，从1973年到2006年，从事投机的纸币至少增加了200倍。弗里德曼却对此视而不见，一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货币投机辩护，甚至当投机在泰国、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已经明显地引发危机之后，他还依然故我。这些投机大量集中在资源金融及其衍生品。当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的垄断资本对它们控制的石油等自然资源索取比成本大10倍甚至20倍的高价时，他竟然摆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态度。难道这真的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支持芝加哥大学的原因？不知道这是否是大师的“虚伪”，但一定是大师的“缺陷”——不懂金币和纸币的区别，从而不懂资源金融和实业金融的边界。目前，全世界正在从大危机中吸取教训，正在干的最大的事情正是切割资源金融和实业金融。这一定是弗里德曼始料未及的。
时间再次证明：历史可以反复，但学术不可以重复。弗里德曼对斯密的重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历史反复的需要，但经不住学术的考验，满足不了历史进步的需要。要在严格区分金币和纸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
“超级病毒”如何传给大众
此次大危机前，新自由主义盛行，而且达成“华盛顿共识”。这套以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是造成此次大危机的学术和思想上的“超级病毒”。
新自由主义及“华盛顿共识”旨在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正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18至19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现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不合时宜，“往坏里说是误导”。
斯蒂格利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此次危机中人们将其称为“超级病毒” 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学术上的这一“超级病毒”是沿着纸币传给大众的。首先，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人们相信货币的力量，在纸币条件下就是相信纸币的力量，大大复兴了“货币拜物教”，人们再次为追逐货币而疯狂，彻底从二战之后短缺经济时代的“实物崇拜”中解脱出来。其次，西方政府巧妙利用了货币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直至此次危机前，西方将货币主义奉为“国学”。第三，随着石油危机和资源金融的异军突起，资源金融赚钱效应让人眼红，人们追逐货币的激情又反过来助长了资源金融泡沫。一批又一批的普通民众，把从实业中赚来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投进了各种资源金融产品和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中。货币主义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关心劳动和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了，关心股票和期货投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危机也就越来越近了。千千万万中小散户和资本大鳄一起，共同吹起了资源泡沫和资本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