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华罗庚的夫人
华罗庚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其斐然成绩早为世人所推崇。而每当人们问及他的成功之道时，他总是盛赞他的夫人吴筱元，并感叹道：“她是无名英雄，我的整个事业，是与她分不开的！”几十年来，吴筱元在华罗庚的生活和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吴筱元18岁那年，经人说合，嫁给了同乡的同龄人华罗庚。 婚后不到几个月，瘟疫病蔓延江苏金坛县，夺去了婆婆的性命。不多久，华罗庚也染上了瘟疫，每天处于昏迷状态。这时，吴筱之将吃奶的女儿交给母亲去照管，自己日夜守候在丈夫身旁。由于婆婆刚刚过世，女儿又新来人间，加上丈夫身患重病，使得本来就不富足的华罗庚家中更为困难。为此，吴筱元背着家人，将结婚时心爱的饰物拿到当铺，换钱给丈夫治病买药。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增强了华罗庚战胜病魔的决心和勇气，他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可惜的是，这场病使他的一条腿成了残疾。 二、华罗庚病愈之后，身体虽残，意志弥坚。他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科研事业，更加刻苦地钻研起数学来。为给丈夫提供方便，即使有时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她也是一个人设法解决，从不让丈夫为之分心。 不久，华罗庚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得到了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的赏识，并邀请他去清华执教。吴筱元自然也想去北京居住，但想到丈夫每月薪水太低，难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而且她怀孕在身，生孩子更会增加许多费用；何况公公年迈多病，需人照料。于是，取消了随夫进京的打算，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 三、1936年夏，25岁的华罗庚被派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华罗庚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义愤填膺，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深造的机会，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回到了祖国，并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去执教。于是，一家四口久别重逢，开始再次团圆。 由于华罗庚工作极忙，无暇给子女以更多的关心和教育，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了吴筱元的肩上。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家迁居到了北京。虽然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吴筱之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却未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罗庚精神振奋，报国之心愈烈。同时，各项工作也更加繁忙起来。吴筱元不仅 *** 持家务，还帮他抄写论文和书信。一旦客人来家，吴筱之便代他承担起待客的各种杂务；而当他外出开会、办公时，又总是将他的拐杖、香烟和帽子拿出来，一递到他手上。 鉴此，华罗庚的亲朋好友曾问吴筱元为什么对丈夫关心得如此周到，她的回答是：“我能帮他一点忙，他就少 *** 一点心，为国家多出点力。"”他们有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女儿华顺、华苏与华蜜。 吴筱元品格高尚，正如王元先生所言，她在数学界是很受到尊重的。人们亲切的称呼她“华师母”。
编辑本段华罗庚的老师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人。他是华罗庚的老师，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曾经留学比利时、法国，并且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 熊庆来先生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于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相当的热心。 70多高龄半身不遂的时候，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杨乐和张广厚，他们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最年轻数学家。 熊庆来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赴比利时学习采矿，1915～1920年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1931年再次赴法学习，专攻函数论，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回国，仍在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他于1957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在他的培育下，华罗庚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徐宝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他的学生。在60年代，他已70多岁，还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熊庆来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编辑本段纪念文章采撷
（徐祖哲） 刚才，看到今天《光明日报》上有华罗庚的简历，这是“人民英模”的系列报道。我简单看了一下，感觉在他对计算机的重大贡献写的太少了。 仅仅一个“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远远没有反映出他对中国计算机的贡献。 作为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华罗庚、钱三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就发展计算机上书党中央，并进行许多准备与组织工作。 同年秋，华罗庚教授安排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是在他家中讨论的，可惜日期待查），并成立计算机研究小组。1953年1月3日，正式工作。后来，计算机组统一到钱三强任所长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计算机研究组。 1956年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所第一次筹备会议，根据他提出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由中科院、总参三部、二机部（后为四机部）、高校专家14人组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华罗庚任主任，何津、王正、阎沛霖（后为首任所长）任副主任。 在此之前，1956年3月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陈毅为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若干学科规划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在一个组，由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和电子工业部门专家组成，共26人： 华罗庚、严养田、温启祥、闵乃大、吴新谋、苏步青、陈建功、徐献瑜、胡世华、张钰哲、孙克定、黄纬绿、关肇直、江泽涵、段学复、郑曾同、李国平、曾远荣、张效祥、刘锡刚、夏培肃、吴几康、周寿宪、范新弼、蒋士騛。华罗庚任组长。 后来，由于当时常见的一些原因，华罗庚离开了计算机领域。 但是，他还是十分关心计算机的发展。他曾经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该校首批招考的计算机班座谈（昨天访问了曾在场的学生）；1958年，曾经到电子工业部第15研究所讲学（在该所30年、50年纪念册中都有一张照片）。 不靠历史记裁、不需权贵褒饰的伟人——怀念华罗庚先生 徐贤修 1931年，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天，我踏进水木清华的清华园，第二天到数学系报到，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位带南方口音的青年学者。他问我是不是要进数学系，我说这是我的兴趣。我问他是不是这里的教授，他说不是的。最后我很吃惊地听他说：“我是这里的‘半时助理’。”他解释说：“大学毕业的当助教，高中毕业的当助理。我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当‘半时助理’。”又说：“我现在是熊迪之(庆来)教授的助教，他教本系三四年级的高等分析一课，我帮他改学生作业卷子。”这真是别开生面为才能卓绝的青年想出来的一条道路，一项教育上极有意义的措施。 华先生是一位旷世奇才的数学家。他出身于贫寒的家庭，没有机会受到正常高等教育，初中毕业后只在上海读短期的商业学校就辍学了。但他是一个具有自力更生和奋斗创造精神的青年，所以有超人的成就和杰出的贡献。他的勤奋精神和治学严谨的态度与方法，足为万世师表，这是我们悼念他的本意所在。 1931年左右，清华大学开始创办数学研究所。在当时系主任熊庆来先生策划之下，罗致优秀数学家孙光远先生(精于几何)、杨武之先生(精于代数)，这就充实了教学和研究的阵容。研究所有计划地购置图书杂志，积极罗致青年数学生、青年数学家(后来受聘的有胡旭之、曾远荣、赵访熊诸先生)，真个气象一新。 有名的几何学家省身就是那时第一班研究生，与华先生同时的大学部高班中还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如许宝禄、柯召先生等)，后来都卓有成就。华先生在这人才济济的环境中，立下一个宏愿，即“以个人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成就”。凭他超人的智慧和毅力，不到一年，他就在国外的美、德、印度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五篇文章，足见环境与学风的重要。当时清华聘人条件极严格，但华先生却能破格由“半时助理”直升教员而正式开课教授学生。第二年他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登载的区域也更广了，真是声名鹊起，同侪钦服。清华因此又郑重地升他为第一位未出国的专任讲师(相当于美国的助教授)。这是学校对他不寻常的承认与鼓励，也是学术界的一项创举，这也更可见当时负责系务的熊、杨两先生(杨武之先生于熊先生赴法时代理系务)的大公无私、苦心孤诣和华先生独立奋斗所得的，实至名归。这同时也是当时学术独立，不受死板规定约束的优良表现。一个真正从事教育的人，必须时刻以为团体罗致杰出人才为职责，并使之蔚然成风，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恩师的二三事 文/袁传宽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正值“大革文化命”时期，被分配到甘肃省，当了一名中学教员。1978年风暴过去，拨乱反正，国家各行各业恢复了正常秩序，我也准备去兰州大学数学系工作。突然，清华大学发来公函，商调我与妻子回京赴清华大学任教。我喜出望外，却又一头雾水。时隔多日之后，华罗庚教授才告诉我：“遇到了刘达同志，把你们夫妇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写给了他。” 原来是恩师向清华大学的刘达校长举荐了我们。 毋庸赘言，华罗庚教授是位国际著名的天才数学家，他的传奇故事在国内几乎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他也享有盛誉。在美国，我曾亲眼看到美国的数学家对他的尊崇：撒贝尔教授，美国一位著名的统计学家，买到了整套华先生经德国斯普林格-沃莱格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数学专著，抱到华先生面前，请求签字。 我想在这篇短文里，记述恩师在“文革”中鲜为人知的几件事，那是些永远萦绕在我心间的故事。 华罗庚豁达大度专注学术 谆谆教诲升华我境界！ 在极左思潮纵容之下，总有多事之人，把本来普通的真理硬要发挥到极端，以至令它变成荒谬。“理论联系实际”，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极左者首先给它定性为“革命口号”，赋予政治含义，然后便把纯粹理论学科，如“数论”，打入“另册”。从事纯粹理论研究的人，则被扣上“理论脱离实际”的帽子，就有“对抗革命”之嫌，令他们不寒而栗。先生是研究“数论”的，他的杰出贡献，世界公认。“文革”中，就有人借批判“数论”，敲山镇虎，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先生。 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曾经成功地运用“数论”方法破译日军密码。“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虽无力拨乱反正，但仍然谆谆教导我“数论”如何重要，使我不随波逐流，不迷失方向。先生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自家没有本事，反怪罪‘数论’，滑稽！” 先生神采飞扬地讲完他的故事，再次叮嘱我：“‘数论’有大用！”我却慌忙“忠告”先生：“您可千万别再给人讲这件事了，那又会被人‘抓辫子’的！” 我讲这些话给先生，就像一个饱经事故的老头子。先生似乎觉得有些意外，望着我苦笑了一下，轻轻地说：“谢谢你提醒我，多个心眼好。”其实，我是在挨整之后心有余悸，才长了心眼儿，更担心先生再被陷害，才故作胸有城府状。如今想起，实在好笑。“文革”中，北大的人闹派性、打派仗，以“反聂”与“保聂”分成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我被班里的反聂同学推举为“首领”。后来看，这两派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是非可言，都是被人 *** 纵，挑动，演出火爆闹剧而不自知！当反聂一派式微，受到批判斗争而分崩瓦解的时候，昨天还是我的“部下”的人，今天不仅公开声明要和我“划清界限”、弃我而去，还要贴出大字报“反戈一击”，“揭发”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那年头人们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大的罪名了。“罪名”却没有成立，因为所提供的证据连对立派也不屑一顾：那仅仅是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曾不经意地说，觉得她的妈妈长得有几分像毛泽东。明知这是一句毫无恶意的话，同班同派同学却硬是把它“揭发”出来，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编织出来一个大罪名。 先生听了我的故事，惊讶地说：“天哪！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事，你这也算‘经风雨、见世面了。’” 先生是经过暴风雨,见过大世面的人，见我口口声声称“被小人陷害”，便笑着开导我说：“不是也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吗？他们或许以为这样做，自己的日子就变得好过了。我看，你也不必过于耿耿于怀。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值得摆在心里的，莫要虚度光阴，你今后为国家出力靠的是本领，你读的数学有大用啊！” 先生一向君子风范，坦荡磊落，从不设防。我看过那些攻击他的大字报，内容大都是对他说过的话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文革”过后，所有加在先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全部推倒。先生大度雍容，宽宥了所有诬陷伤害过他的人。对那些登门忏悔道歉的门生，他非但不计前嫌，反而大加劝慰。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话：“地球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但人的胸怀可以比天空更宽广。”学先生的学问，“难！学先生的雅量，也难。 ” 先生虽身处逆境，但仍然洒脱飘逸，豁达大度，我深受感染。他的开导，使我仿佛醍醐灌顶，不再为受到的小小委屈耿耿于怀。先生给我讲的破译敌军密码的故事，立即激发了我对“密码学”的兴趣。当时，没有任何可读的中文书籍，只能找来一本英文的《密码学原理》，如获至宝，开始啃书。那书内容陈旧，领我入门倒也足够。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到处都离不开信息的获取、存储与传递，因此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密码学”发展得日臻完善成熟，为保障信息安全的各种实用技术提供理论与方法。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电机工程学的学者迪费和海尔曼联名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密码学的新方向》，把“密码学”的研究与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建立的新方法所依赖的理论还是“数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现代“密码学”中充满了数学，“数论”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先生的先知先觉能不令人惊叹？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参与了大学里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科研课题，我们运用近代的“密码学”的理论，研究开发实用技术，颇有成绩，研究成果获得了三项美国专利。饮水思源，华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不仅在数学上，更在于他指点我懂得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生命的境界会随着心胸的宽广而开阔。 华罗庚遗失学术文稿 中国数学界的损失 先生在“抄家”中丢失的手稿远不止这一篇，具有更大学术价值的作品有的也不知去向。对于在“抄家”中损失的所有东西，先生都不介意，念念不忘的唯独那些抄走后下落不明的学术文稿。 1984年，华先生已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他的公子华光兄随同。访美那年的夏天先生又应邀访问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英文简称为UCSB。加州大学共有10个校区，星罗棋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主要城镇。UCSB是这所大学设在圣塔芭芭拉的一个校区，我当时正在这里的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圣塔芭芭拉是个美丽的滨海城市，有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四季如春，永远是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城市不大，却到处可见尽显西班牙风情的民居建筑，红顶白墙，古朴与粗犷中呈现着妩媚。UCSB校园中还更多了一份学术的庄严肃穆和青年学子们带来的勃勃生机。先生在圣塔芭芭拉的心情格外愉快，兴致颇高。访问的头一天排满演讲、社交活动与招待宴会，当晚下榻校园中的“校长官邸”，那里是UCSB专门接待尊贵客人的地方。它是一所修建在小山顶上的独立院落，四周山坡是精心维护修剪的草坪，院子里错落有致地栽种着亚热带的奇花异草。依山而傍海，足不出户隔窗就能远眺太平洋的碧波万顷，夜深人静可以聆听浪涛拍岸的节奏。忙了一整天，先生仍然精力充沛，他挺喜欢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喜欢这里的大自然，也喜欢这里的同行。次日清晨，华光兄来电话，说先生约我到他住处“聊聊天。头天人太多，都没顾上好好谈一谈”。 先生首先“聊”到他这次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学与合作研究的内容。那是一个属于“数理经济学”范畴的研究，题目叫做“计划经济中的大范围最优化问题”。然而，先生又“聊”到他的“矩阵几何”。 世人皆知华先生在“数论”、“代数”和“多元复变函数论”方面的奠基性工作，他是那三个数学分支的开路先锋与掌门人，还带起来一大批追随者，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先生在“矩阵几何” 这个数学分支上也同样做过开拓与奠基。顾名思义，“矩阵几何”是一门探讨矩阵的几何意义的数学分支，是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创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先生当年关于“矩阵几何”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际数学家的关注与引用。先生对于这个学科的强大生命力，早有预见。他对这个学科情有独钟，直到 “文革”前，相关的研究始终不曾中断，并且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遗憾的是，此次在美国讲学中，他却没能够系统全面地展现他在“矩阵几何”方面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原因就在于，先生在“文革”前已经写就的数篇论文，还没有来得及发表，风暴袭来，那批弥足珍贵的文稿也同他的主人一样，未能幸免于难，竟然在“抄家”后不知去向。先生“聊”到“抄家”对他府上的毁坏情况，形容说：“狼藉一片，惨不忍睹。”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可以想象得出来，“抄家”对先生和家人所造成的伤害。 闪现在科学家脑海中的灵感，就似流星划过夜空，以后很难完全再现。著书立说的激情亦如潮汐，有高涨低落。时过境迁，何况年事已高，华先生不可能再把丢失的文稿重新复述写出。他始终怀抱有朝一日那些失散的文献，尤其是那数篇“矩阵几何”的手稿，能够完璧归赵的希望。但是，把它们找回来的希望又有几分？ 我实在不忍心预想先生最后的失望，我要给先生“降温”，说出我的毫不乐观的判断。于是，我给先生“聊”起我旁观过的抄家全过程。“文革”初期，北大同班几位“大革文化命”的激进同学成为班级的“领导核心”，他们组织全班同学去抄了三位老师的家。部分学生打着革命旗号，在老师家里“造反”，不仅翻箱倒柜，还对老师及其家人训斥、“勒令”。抄来的“胜利战果”，不仅没有起码的负责任的保管，还要摆在校园露天“示众”，引来无数人参观、翻检，最后多半不翼而飞，下落不明，根本没有物归原主的可能。当年非法抄家，事后良心发现，肯主动提供线索，协助政府落实政策，将抄来的“战利品”物归原主者又有几人？听完我的故事，先生摇头叹气：“依你之见，怕是没有希望了?”先生和我心里都明白，他那些珍贵的手稿已是凶多吉少。这批珍贵数学手稿的遗失，成为先生本人的巨大遗憾，更是中国数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山南海北，师生推心置腹，促膝畅谈三个多小时，先生依然谈兴不减，毫无倦色，但我还是决定告辞，先生毕竟已然74岁了。不想这辞别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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