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的著作《流氓的盛宴》出版于哪一年，为何被查禁？

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的著作《流氓的盛宴》出版于哪一年，为何被查禁？ 《流氓的盛宴》，朱大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化史稿。书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于朱大可对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的精辟分析。作为1980年代迄今中国文化嬗变的在场者与"他者"，朱大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勾勒出这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文化剧变的清晰脉络及其后果。 与大多数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广义流氓学体系，藉此进入文化堡垒的核心，对现行文化研究体系进行颠覆性重构。所谓广义流氓学，建立在对流氓、流氓主义以及流氓话语的重新定义基础上。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并非传统理论给定的狭隘对象，而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种识别标记的个体，从而大大扩大了"流氓"这一词语的内涵。由此，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理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形成了朱大可所谓的"流氓主义"，而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相应地被称为"流氓话语".这是广义流氓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发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将重点放在对流氓话语的文化阐释上。在他的视域中，流氓话语并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除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外，影视、音乐、建筑乃至新近勃兴的网络话语，均为流氓话语强有力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学科边境上的界碑一旦拆除，崭新的流氓文化学版图便清晰地呈现眼前。简单来说，广义流氓主义以国家主义的"反讽性镜像"破空而出，理所当然，流氓话语也是有别于国家话语的另一套话语体系。但流氓话语既是解构国家话语的一种力量，却也具有重大建构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说："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从这样的视域来看，长久以来的文化理论的致命伤一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学维度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对1980年代以"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面孔出现的先锋诗歌流派茫然无措，对于"下半身"、"口语诗"等流氓主义诗歌，更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调。即使同样属于国家话语体系的"朦胧诗"，也一度遭遇国家主义理论家们的攻讦。在正统文学史教科书中，"流氓写作"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正典话语的陪衬或对立面，轻描淡写地提上一笔。 但在朱大可笔下，流氓话语俨然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可忽略的叙事谱系，从鲁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于流氓主义的话语事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生态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流氓主义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反题"，也和国家主义"正题"一起构成总体意识形态"合题".按照传统的理论，流氓是国家永不饶恕的敌人，但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主义不失为国家的"对偶".毕竟，"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流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将之排斥在总体意识形态之外的话，它将成为国家主义的刺客，一旦注重其"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流氓主义便将给僵硬的正典话语注入生生不息的新鲜血液。正因如此，朱大可这本书不仅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颠覆，更是还原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真实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将长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话语英雄们，一一请进文化的历史序列，恢复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名誉。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不啻为一场"话语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