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法国经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时代,通货膨胀使得社会购买力下降,1780年代地主因欠收加租又进一步削弱农民的收入。国内最大的地主罗马天主教会对谷物征收什一税。什一税尽管表面上减轻了国王税项对民众的压力,实际上对每天都饿着肚子的穷人而言是一座大山。国内设置的关卡则限制了国内的经济活动,以及在间歇性的作物歉收时成为运输障碍。资料显示1788年贫户的家庭一半收入花费在面包上,1789年则达到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使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法国由于路易十五时代的过度参战又未能打赢(特别是七年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以及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当时法国国债总量高达20亿里拉。由于战争债务带来的社会负担,加上君主体制下的军队无能,缺乏为退役老兵提供社会服务所拖累。同时贵族阶级,尤其是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奢华生活大大加重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老旧而效率低下的财政系统无法负担政府债务,而不合理的税务制度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新旧阶级势力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推波助澜。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开放的,让一些有能力及有钱的第三等级人群有机会成为贵族。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社会增加了5万个新贵族。随着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封爵的价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一些没落的贵族对这些新贵族也十分的不满。贵族本身也有投资商业、矿业、地产等行业,因此中产阶级财富与贵族财富的概念界限在18世纪以后变得模糊,但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冲突依然日益严重。
由启蒙时代带来的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包括对专制王权的愤恨;那些和荷兰、英国等国的商业城市有联系的,也因为荷兰爆发爱国者起义失败吸引了荷兰流亡人士,无形中助长了法国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对贵族特权和统治的愤恨;农民、工人以及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领主特权的愤恨;对神职特权者的愤恨和对宗教自由的渴望,相对贫困的乡村低等教士对贵族主教的愤恨,和由此延伸的对天主教的愤恨,受新教徒控制的小兄弟会修士会对其它宗教机构的影响;对自由以及共和制度(尤其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的渴望;以及国王解雇财政顾问中被视为人民代表的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以及后来的雅克·内克尔。
面对财政危机,愈来愈多的法国百姓被不称职的国王路易十六世,以及持续漠不关心的颓废贵族所激怒。这种不满与蓬勃发展中的启蒙思想所结合,助长了激进的情绪,终于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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