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天中午，午饭时间，同层实验室的中国博士后聚在一起吃饭，兴冲冲地在谈论什么。原来张博士前段时间回了趟中国，参加清华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面试。大伙儿围着他，听他描述清华院系内部的招聘标准，都有哪些在美国混得不错的中国人回去参加了面试，在清华园里有没有见到施一公，回国以后将有多少启动资金。
中国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投入科研的资金越来越多。相比年年削减经费的美国，中国的高校无疑变成了理想的去处。怀抱钱学森当年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熟悉的语言和文化，守在年迈的父母身边。更重要的是，高校教授是个能满足一切自尊和虚荣的头衔。然而近些年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不少知名学府也将招聘门槛设得越来越高，令很多渴望回国的博后无法回国发展。
我常常在想，这些博士后快乐吗？每次午饭，我都留意他们谈话的内容。大多都是在探讨如何生财，如何带孩子，或抱怨工资太低，压力太大等。很少谈论学术。而谈论学术的时候无非是谈论某业内牛人或者某牛人实验室的某某发又在Nature, Science, PNAS发了一篇牛文。 似乎好文章永远是别人的，而烦恼永远是自己的。无论是在东岸还是西岸，只要有中国博士后的地方，交谈的内容就离不开这些话题。
小时候大人总是爱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相信很多人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如今有些人真的做了科研，成了科学家，可为什么依然对生活不满意呢？
我想写写海外生物科研人员的生活状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二
一天，我去向李博士借试剂。不料那层楼的火警报器响了，我们不得不离开实验室。
“你现在忙么？”
“我还好。”
“那我们到走廊尽头聊聊吧。”
于是我们来到走廊尽头临床医学院的落地窗前。
“我最近过得挺抑郁的。在这里工作根本看不到希望。再这样下去，我就会变成另一个被解雇的博后。”
近些年，美国经济下滑，政府拨给科研机构的经费也大幅下调。教授必须勤奋地写项目申请，才可能获得经费。而已经获得经费的教授必须更加勤奋地将去年一年的成果和进展写进项目申请书里。然而，当经费无法批准，项目不得不中断的时候，最坏的事情就发生了：裁员，甚至关闭实验室。去年一年，我所工作的研究所就有好几间实验室经历了裁员风波。不论是对谁，裁员都是职业生涯里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被裁员的必须黯然离席，而目睹裁员的心里也危机四伏。而教授究竟会裁谁呢？
在充满干劲，精力旺盛的年轻博后面前，上了年纪需要兼顾家庭的“千年博后”无疑处于劣势。美国科研机构规定，博士毕业后只能以博后的职称在实验室工作五年。五年后，如果没有找到助理教授的工作成立独立实验室，若想继续在实验室工作，老板必须将其职称提升为研究学者（research scientist）,工资也要相应多付一点。很多时候，教授情愿少花点钱，雇佣新手博后，用省下的钱购买试剂与仪器，也不愿意雇佣拖家带口的“资深”博后。
这群上了点年纪的博后们年龄大约在30好几到40中，孩子正在读书，父母年迈需要供养。一只蜡烛两头烧，再加上要供房供车，压力非常大。
然而科研是个非常不接地气的职业。经过将近十年的专业培训，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生物博后擅长查询论文，理解复杂的细胞信号通路，某一特殊的细胞结构，一些实验技术……..一连串在社会职场里很难派上用场的技能。人到中年，若是就这样突然离开熟悉已久的实验室，面对外面陌生的职场，该是怎样的彷徨。
“我总感觉在实验室呆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猥琐。”李博士苦笑着说，眼角弥散着淡淡的皱纹。“我们的生活除了看论文，就是面对老鼠和细胞，很少跟人打交道。在加上我们中国人在这儿就是外国人，很难交到朋友。不像在公司里的人，每天跟人打交道，需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说话技巧。在实验室呆久了，真的会变得猥琐。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训练跑步。”
一年前，李博士在实验间隙读了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论些什么》，深受鼓舞，从此开始跑步。3个月后，他参加了当地组织的5公里公路赛，获得了男子组第一名。同年11月底，他参加了当地著名的马拉松比赛。作为业余选手的他，以1小时52分的好成绩完成了半程马拉松。
如今他已成了半专业跑者，除了一应俱全的装备，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体型的改变。肚腩，赘肉，多余油脂，任何典型的形容中年人的形容词在他身上都毫无踪影。与研究所那些含胸夹背，爬几层楼梯就喘气的中年博后，还有与那些体型超重的美国人相比，他的步态太过轻盈，体型太过挺拔。然而即便这样，他的眼神里依然透着一丝忧郁。
“我现在觉得跑步是对现实的逃避。”他从午餐盒里拿出一根胡萝卜，边嚼边说：“跑步，尤其是长跑，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时刻关注呼吸，步伐，肌肉关节状况。跑得顺利时要提醒自己要悠着点，跑到瓶颈状态时更要不断动用心智激励自己再坚持一会儿。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任何工作，家庭的压力和烦恼都不存在了。还记得村上春树在他的书中提到跑步能排除人精神上的毒素么？我现在能深深体会这点了。跑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天地间就只有我一个人。可日子久了，就不断怀疑自己是在逃避。毕竟每次跑完步回来，现实的生活依然没有改变，抑郁就会更加猛烈地袭来……”
抑郁，迷惘，这些看似只有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才整天挂在嘴边的词汇却在生物研究所的午餐桌上屡屡被提及。这其中的根源一定与这个行业相关。为什么那么多从事生物研究的人并不快乐？
三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一个更重要的议题需要拿上来探讨：什么是快乐？如何从工作中得到快乐？
快乐的方式和层面有很多。各种感官上的享受都能带来愉悦的感觉。一顿丰盛的美食，一场3D电影，一段奇妙浪漫的异国之旅都能带来快乐。
然而，一旦感官的生理需要得到了满足，一切愉悦都会消失殆尽，只留下精神世界的空白。著名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entmihalyi）在他的名作《生命的心流》（Flow）中提及：真正快乐（Enjoyment）的事件必须伴随心灵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它令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圆融。心灵成长的必要条件是将注意力专注于一个原本无法达到的目标上。这个目标充满挑战和障碍。当目标达成，巨大的成就感和对事物掌控的满足感将注入心灵，令我们回望这段经历的时候体味到充实和快慰。相信许多人在心灵成长的道路上，都体会过这样的快乐，无论是目标是从事一项体育活动，学习演奏一种乐器，解决一道数学题，完成一篇习作……..那么，工作中的快乐（Enjoyment）又是什么呢？
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曾提到，任何有关快乐的经历都至少有以下一项或几项要素：1. 有机会完成一件事。2. 必须专注当下这件事情。3. 有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4. 全身心投入做一件事，暂时忘记了生活中的琐事和烦恼。5. 在做事的过程中，某种技能得到了锻炼。6. 个人对于自我的意识和界限消失了。7. 对于时间的感知开始模糊。
这些要素都或多或少暗示着生物研究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产生心流体验的职业。很多博士后，博士生甚至技术员都有独立课题，掌握特殊的技术（分子克隆，细胞培养，免疫组化，电生理），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可真正在科研这座围城里面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享受工作的快乐。“为什么大家都不快乐呢？”一次午餐聚会上，我把这个问题带上了餐桌。
“你说的那套心流理论是有一定道理，在生物学领域做出成果确实很快乐，可若是这一切都不能为我带来好的结局，我还是情愿做点别的事情。”蒋博士回答道。
蒋博士毕业于纽约一所著名大学，之后来到这个研究所做博后。几年前，他以第一作者在《自然.免疫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凭借这篇高水准文章，本以为能找到理想的助理教授工作。却在面试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尽管最后有两个小城市的一般大学愿意聘用他，但考虑到孩子的成长，他还是放弃了机会，留在实验室继续做博后。然而世事难料，去年他实验室的一个项目申请没有获得批准，教授不得不裁人。蒋博士就是其中被裁的一个。幸运的是，系里另一个教授愿意给他机会，把他调到自己实验室继续做博士后。经过这一连串事件的他不再对科研抱有热情，反倒也看开了。
“科学嘛，不是一个高尚理想。这就是一个工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既然是个工作，老板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活。下班后绝不再读论文，周末不来做实验。工资决定了我的劳动时间。我要用空闲时间研究别的生财之道。”与其他对科研不再抱有希望的博后一样，蒋博士将精力从实验台转移到了其他领域。午餐时间，他从不参与关于科研的讨论，而是争分夺秒阅读各种报纸的经济版。他感兴趣的不外乎是，哪里有更好的工作？如何赚到更多的钱？
“来美国这些年，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做学问。影响我最深的其实是这个社会无时不在宣扬的个人主义。那些做科研是为社会走贡献之类的话都是虚的。真正重要的是个人能否获得他想要的。既然做科研不能满足我对生活的期许，我就要努力寻找其他的赚钱机会。这个年代，独立精神的最大体现就是个人开始为自己考虑，谋求利益，而不是在实验室加班讨好上司。”
然而这个教会他自由主宰命运的社会，并没有给他择业的自由和机会。转行遇到的挫折并不比做实验遇到的失败来得少。海量投简历后，收到几家生物公司的面试通知，再之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面试这一步，就再也过不去了。”他简短地总结完，继续低头读报纸。《西雅图时报》那天的经济版用了大量篇幅讨论西雅图房价和未来走势。“近些年西雅图的房价一直在上涨。做做房地产兴许能有发展……”就这样，蒋博士的兴趣从一个“可能有赚钱机会”的行业，跳到另一个“兴许会发财”的行业，可机会却迟迟没有来到。
四
这个注重情商多于智商，社交能力多于独立执行能力的商业社会，似乎从来不青睐这群外国来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这个国家无所依傍，为了家庭，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工作。
“做科研就如同吸大麻。明明知道干我们这行没啥前途，可还是停不下来，想继续探索。”郑博士在休息室一边用微波炉热午饭，一边感慨。
郑博士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博后。与其他已经对科研丧失热情的二期博后不同，他总是以无限饱满的精力投入研究中。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了幼儿园，就立马到实验室开始各种实验，一刻都停不下来。“坐在实验室里啥都不做的感觉最难受，我非得找点事情做。”他被实验室的同事称为超级博后。这个头衔对他来说，当之无愧。他同时做着几个不同方向的课题，涉及多个实验。电生理实验室，行为学实验室，小鼠颅腔手术台…..一天内总能在好几个地方看见他忙碌的身影。一直到晚上将近7点，他才离开实验室。可回到家里，他也没有闲下来，依然在读文献分析数据，构思下一个课题。
有一段时间，他的所有实验结果都呈现阴性，与他预期的假设完全相反。“那时我可沮丧了，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数据。有天做完实验，回家躺床上，各种数据迷迷糊糊地浮现在脑海里。突然间一个念头闯了进来。躁郁症，这些数据无不直指这个表型。原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从床上一跃而起，上网查了一些有关躁郁症的论文。第二天用这个鼠系重复了几个探索躁郁症的经典实验。结果和其他躁郁症研究模型惊人相似。这可是个重大发现。我的很多灵感都是从睡梦中来的。”
接下来，他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论文的写作，踌躇满志地想把这个发现发表到《自然.神经学》，神经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然而，一分耕耘一份收获，这类经典谚语并没有在这个做梦都想着科研的博后身上实现。论文没有通过编辑审核，直接被拒。他们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实验不新颖，数据不够说服力。那一天，他情绪很低落，不怎么说话。但很快郑博士和就老板重整旗鼓，决心投另一个期刊。这次的结果和之前一样，一星期之后收到的还是拒信。
这个视科研为一切的博后，不但没有从中获得期许的回报，反倒被科研埋没了生活的全部。周一至五每天工作将近10小时，周末节假日也泡在实验室里面。作为外国人，由于语言的障碍，本来就不容易融入美国的社会，每天的生活又被实验占据。一些情理之中的，难以抗拒的人格变化在郑博士的潜意识里慢慢发生……
一年前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他不喜欢孤立不善社交的亚洲学生。“每次开会，我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欧美学生总能迅速融洽相处，然后其乐融融地出去吃饭，喝酒，谈论科研。然而中国学生永远在寻找中国同胞，在自己的角落里用中文窃窃私语。这样很不好，西方人更加不喜欢中国人。”可长期在实验室专注做科研的他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他不喜欢的，不善交际的那类人。
在美国人面前，他除了科研，不知能再聊出什么来。“和美国人社交，还是有些隔阂。但跟中国人就能无话不说。”这个每天与实验老鼠相处时间比跟人长的中国博后有着说话直来直去不考虑听者感受的习惯。如同他会将所有实验观察一丝不苟地写在他的实验室记录本一样，他如实地在其他中国人面前诉说他对身边同事，对这个社会的感受。
他曾在午餐休息时说：“这个学校的本科生都很聪明很有科研头脑，”然后指着餐桌上一个跟他同一实验室的女同事继续对大伙儿说：“例如同一个科研问题我跟她讨论，再跟本科生讨论。感觉那群本科生讨论的深度就是跟她不一样。”不管其他人如何打圆场，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那个女同事的窘迫。
一次聚餐，与以往中国人聚会一样，大家又开始聊起中西文化差异。刚刚喝下半杯啤酒的他神采飞扬地侃道：“我觉得啊，中国人之所以不如西方人能干，是因为有两种基因在我们体内占了主导。一个是饥饿，一个是贪婪！中国人长期吃不饱饭，所以我们永远都感到饥饿，欲望强烈。而我们体内的贪婪基因令我们在欲望得到满足后索取更多。要成功要名望，什么都想要。这就是民族劣根性。”当他说出这番尖刻武断的评论时，并没有意识到坐在对面的访问学者诧异的眼神和所有在座的人无言以对的尴尬，反倒因为自己发表了见解而自鸣得意。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为何从事科研工作十多年的郑博士并没有学到科学论文里谦虚，节制，对任何解释都留有余地的说话做事风格，反倒在一个个科研发现中不断膨胀了自我，自认能解释一切。而最可悲的是这无比膨胀的自我还要在一次次论文被拒的现实面前反复破灭！
五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21世纪，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交网络轻而易举地得知别人的故事。这个时代从不缺讲故事的人。科学家，作为一个备受尊重，却极少在社会上发生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很少被讲述。唯有在做出重大发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讲述他（她）的发现和成功之道。坚持不懈，对自然的无限好奇，一份天才加九十九分汗水这类熟悉的词组搭配反复被提到。然而，公众无从得知的，却是这个科学家背后庞大的团队。这个团队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博士后，技术员。他们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读文献，写文章。他们怀揣着各自的理想来到这个国度，试图通过努力实现属于自己的美国梦。可最后，这些努力换来的，往往只是论文上的几个图表，只是教授在媒体面前讲出这些成果的自信，和重复那些陈词滥调时轻松的语气。
在这个所有人渴望成功，渴望成为关注焦点的时代，大家掘金般地寻找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把他们簇拥在聚光灯下，期待获得只言片语的成功之道。而每个领域背后平凡的大多数却很少有发声的机会。他们的生活看似平凡，却各有各精彩的追求。他们遇到的烦恼和拥有的心态正是一个社会或社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
资料显示，仅2009年一年美国就有将近两万人获得生命科学或者物理科学博士学位。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拉.斯蒂芬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说道：“除非国会拨钱为这些博士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否则没有人会为这个持续增长的趋势感到乐观。”最后获得助理教授的生物博士比例逐年下降，而工业界也没法吸收剩下的博士。更糟糕的是近些年很多生物制药公司和技术公司正在大幅缩小规模。1973年，55%的生物博士能在毕业后六年内找到大学助理教授职位，而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5%。近些年，选择出国深造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可大多数最后一直停留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博士后阶段。
这群中国博后大多一直在良好的教育体系。他们大都在中国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然后来到西方国家接受前沿的高等教育。和成长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被灌输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深信学识能帮助他们进入更好的社会阶层，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能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生活在理想的象牙塔里。
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010年对成员国的工资职业调查显示，拥有博士学位的职员对其职业的满意度并没有比非博士职员高出太多。在所有造成不满的可能因素里，福利，工资，上升机会占的比重最大。另一方面，智力难度，工作环境和对社会的贡献价值，这些由科研工作性质决定的因素占据的比重却最小。也就是说，大多数科学家们并不介意工作带来的智力挑战和闭塞实验室带来的社交局限。让他们真正不快乐的，是换来的报酬太少！
六
著名经济心理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在今年的TED上讲述了一个最近设计的行为学实验和发现。他让一群测试者按照说明书做手工折纸，然后要他们评估：如果把这些折纸作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能值多少钱？同时，让另一群没有参与折纸的测试者，也对这些作品做个估价。结果是参与做折纸的测试者对他们创造的作品估价要高于没有参与的测试者。如果这要归因于第一组测试者参与了劳动，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更有价值的话，那么艾瑞里接下来的实验发现就更加确定了这个可能。
这一次，他让一组测试者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做折纸。由于没有说明书参照，他们要花更多心思，动用创造力，可最后做出来的折纸作品并没有比之前有说明书的时候做得更好看，甚至更糟。所以当另一组没有参与折纸的测试者对这组作品进行估价的时候，他们提出了更低的价格。然而，这群直接参与折纸的测试者却给了这次的作品更高的估价。艾瑞里最后的结论是当工作需要更多智力挑战的时候，劳动者很容易与工作建立情感联系，于是他们会认为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更具有价值。
当我们把OECD的调查结果和艾瑞里的研究发现放在一起，就不难发现原来令许多生物研究员不满的根源在于这个职业的劳动性质。科学研究，尤其是长期在实验台前直接从事科研 *** 作的人，一直面对来自体力和智力的挑战。取得一个研究成果，无论是大是小都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科研，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行当，需要不断经历失败，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在濒临放弃边缘咬紧牙关，再做一轮实验的坚持。
在历经所有磨难之后获得的成果，在科学家的眼里更像是一颗无比闪耀的钻石。它源于自然，缜密的科学思维和实验论证将其每个面向精确切割，直至晶莹剔透。在获得真谛的那一刻，他们，和那群没有说明书可参考的折纸测试者一样，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有价值的。而作为发现者本人，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和更体面的回报。
可现实是，每个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影响因子10分以上或是在业内有很好的口碑）每天都会受到雪片般的投稿文章。因为篇幅有限，只能选出最好的几篇继续审稿。很多情况下，这些文章直接被编辑谢绝，根本没有送到业内专家的办公桌上。没有在好的期刊上发文章，就意味着很难在领域内树立名气，找到助理教授职位。同时，美国高校招聘教授职位太少，竞争者众多，导致太多博士毕业生停滞在博士后阶段。缺乏晋升机会和不上不下的工资在自己精雕细刻的“钻石”面前，显得太单薄太不匹配。
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领袖，著名社会活动家比弗在他的新书《工作的灵魂》（The Soul at Work）里论述道：在当下这个科技和信息发达的社会，人们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工业社会，工厂工人长期在车间重复简单的体力劳动，面临身心异化的心灵痛苦。如今科技和通讯设备的发展开启了另一层面的劳动。传统的体力劳动逐渐被自动化的机器取代。于是劳动的内容开始渗入意识层面（Cognitive Labor）。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劳动者在工作中需要投入经过多年训练培养的专业技能，动用创造力，想象力，还有社交精力。而这些都是一个人才智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the best part of the intellectual capacities）。因此，人们更容易将欲望投射在工作中，渴望从中得到身份认同与安全感。正因如此，人们开始让工作占据生活，希望通过工作累积财富，忽略了富有感情的社区交流和日常生活。
科研工作，尤其是生物研究，需要投入大量体力（养实验动物，从事各种精细，复杂，冗长的实验）和脑力（搜索文献，找点子，写文章）劳动。他们职业困境的源头在于劳动成果与回报不对等所造成的心理落差。
七
科研人员究竟该如何改变不满的现状呢？
遇到逆境，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回顾历史，从过往经验里寻找可以借鉴的方法。回望工业时代，工厂工人为反对在流水线上过度劳动，自发形成工会。同一时代，各种社区组织在西方社会相继出现。“当一个人有困扰时，社会很难关注到具体的某个人。可当把一群有同样困扰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对社会的发声会更容易被听到。”从事社会活动多年的美国女孩克里斯塔曾这么解释。
科研人员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有助于将注意力从高压的科研环境中转移出来，到更广阔的空间里扩展事业，寻找可能。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美国一些科研机构和从业人员自发组织了一些非常好的社区活动。将有同样职业困境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交流经验，为彼此提供机会。
例如，科学女性协会（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Science, AWIS）为所有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每个月当地的AWIS会组织一次聚会，提供酒水点心和社交场地。当地各个科研机构的女性前来相互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发现，帮助他人解决事业瓶颈。最后，所有人被召集到演讲厅。每次AWIS都会请来当地学术界，工业界，甚至商界，法律界依靠科研背景在不同领域获得成功的女性来做讲座。她们大都会慷慨分析自己的转行经验，如何将科研技巧运用到别的领域，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同时，愿意帮助更多有潜力的女性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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