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形态的形式主义和现象学理论占据着主导的和支配性的地位，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互动关系见长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也往往通过对形式问题、对审美体验问题发表意见而获得自己的学术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就以对形式问题和现代审美体验的独特研究著称于世。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学术界，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以及对现代审美体验问题作重新研究和思考，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批判和剖析审美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同时，积极思考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通过艺术和审美认识社会关系，获得启蒙意识的条件，以及对社会现实做出批判的能力和机制。由于审美问题、形式问题已经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敌对”的力量转变成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现象，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在理论上，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1967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了著名的《论艺术的一封信》，与此相呼应，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出版专著《漫长的革命》（1961年），不约而同地将理论的目光聚焦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特殊性这个意义上说，对审美意识形态的不同研究，以及不同的理论模式，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对形式主义美学、浪漫主义美学的积极超越。[①]
一、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
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文论和美学的研究中心转向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启蒙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丧失了，形式主义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主流。与这种潮流相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的思想和理论为基础，在启蒙主义理想破灭，悲观情绪浓重的文化氛围中，重新研究和思考了文学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整体上说，可以把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流看作启蒙主义精神上的继承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在根本上的思想来源还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文论和美学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点：（1）审美活动和艺术作为以想象和幻想为重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形式，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规定的，但是又有极大的相对独立性；（2）真正的艺术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与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关系相联系的，当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艺术和审美文化可以继续存在，但其社会意义和功能随之发生实质性的颠倒，成为一种遮蔽现实生活关系的意识形态；（3）古典艺术和审美形式的“永恒魅力”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在于古典艺术和审美形式表达了人的最根本的内在要求，是一种符合“美的规律”的表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曾经与人类生活的某一阶段社会现实高度一致，是人类真正掌握世界的对象化形式；（4）艺术和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或者说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各种民族文学必然发展，并形成新的、当代的意义。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散见在他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呈现出不系统、以及大量借用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概念或隐喻来表达的弱点。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刻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特殊提问方式，使之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文论和美学思潮的理论源泉。
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面对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艺术和现实生活特别是充分商品化的现实生活已经从启蒙主义时代的相敌对关系转变成一种实质上是相协调、相一致的关系，艺术和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变得十分复杂而且充满着辩证的丰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或者说“审美变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中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陌生化”和“审美变形”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陌生化”概念在内涵上有重要的区别。后者是将日常生活语言、日常生活现象和生活经验陌生化，通过差异和距离产生“美”；前者则是将已经形式化的艺术和美或者说已经日常生活化的艺术和美“再陌生化”，通过差异和解构产生出对美化了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批判。真正艺术所具有的启蒙作用，以及对这种启蒙力量产生根源的思考和研究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基本问题。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及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主要是从工人阶级、少数民族等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的角度，以及这些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来研究和说明大众传媒与审美规律相互结合、共振的文化条件下审美启蒙的机制和可能性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异化现象或者说只有消极的否定性意义。从五十年代的雷蒙·威廉斯、霍加特，到近年来十分活跃的特里·伊格尔顿、斯图尔特·霍尔、佩里·安德森、托尼·本尼特等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通过研究指出，商品经济、传媒技术、现代文化机制本身是一个丰富而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现实，理论的任务不是高傲地对这个现实下判断，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丰富意义和多种可能性做出切实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和阐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艺术和审美的“陌生化”和“变形”作用，其实质不是割断艺术与现实的联系，重要的是通过艺术活动和审美来实现审美启蒙。区分两种艺术、两种美的根据，不是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批判能力”，而是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审美交流能力。[②]
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和文化研究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也是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取得较大成绩的领域。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与工人阶级生活、与工人运动关系较为密切，由于英国文化重视经验、重视感性存在的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也由于马克思曾经长期侨居英国，对英国的学术研究具有较为深广的影响，还由于在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落后于美、法、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英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文化矛盾十分复杂，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势力相对薄弱的环节，也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德、法的新的现象，加上其他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始终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产生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和理论模式。在我看来，在这些观点和理论模式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英国作为雪莱、拜伦、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以及莎士比亚、狄根斯、哈代、乔伊斯等文化巨匠的故乡，对文学的研究和阐释一直被置于很高的地位，这也是艾略特、利维斯等学者强调文学性和精英文化的传统方面的原因。对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而言，在20世纪，一个新的、重要的现象出现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碰到也没有预料到的，这种新的现象就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现象。在20世纪，所有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都以不同的形式思考和回答了大众文化所提出的新的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了20世纪新的文学关系和审美关系，对以大众传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亚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发现在大众文化中所实现的交流对于认识现代生活、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古典艺术、浪漫主义艺术所无法取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们，从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和审美活动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寻找一条建设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和道路。文化的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事实证明，这个方面的革命是十分漫长的过程，其重要性决不亚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但其艰难的程度却远远大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
从这个角度分析和理解问题，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区别审美意识形态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异同之处。我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研究都是20世纪文论和美学研究对当代艺术和审美经验做出积极反映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模式，两种理论有着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这就是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对以大众传媒为基础和媒体的当代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以及对当代艺术形式、审美活动与当代人的生活经验、生活方式关系的研究。主要区别在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方法为基础，不仅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生及其规律，而且分析其中的审美关系和社会关系，有着十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以及理论上的批判精神；相比之下，“文化研究”是包容性比较广的概念，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文化研究”强调打破原有的学科壁垒，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开展各种模式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文化研究”通过中性的“文化”概念，模糊了学术研究的理论立场问题，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流派。[③]
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是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随着无线电技术、电影、电视技术的发展，以及近十年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理论上说明和分析这种变化，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创造力以及适应时代变化能力的考验。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早对现代大众文化做出系统研究的理论学派，他们的贡献是透彻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用大众文化制造审美幻觉，进行文化控制的复杂机制。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霍克海默、弗洛姆等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对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流行音乐的深入研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有效地控制和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情感表达模式的控制和影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地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大众的深层控制——情感控制或者说无意识层面的控制，文学艺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敌对力量转化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主体。法兰克福学派用“文化工业”等概念，说明了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谋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指出，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效地控制和利用了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的结果。法兰克福学派运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包括情感和审美活动的异化状况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对“文化工业”等大众文化形式的虚幻性、蒙蔽性作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即便现在看来也仍然有合理的和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对新的审美关系和艺术形式的积极作用缺乏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把审美启蒙的可能和希望寄托在先锋派的文学艺术身上。当先锋派艺术证明自己负载不了批判理论的革命的要求时，法兰克福学派很自然的陷入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之中。一直到了哈贝马斯、墨菲等这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手中，这种偏颇才得到了调整和改进。
阿尔都塞学派是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学派。在哲学上，阿尔都塞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简单化错误，对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实践性，以及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更深入全面的论述。在美学上，阿尔都塞明确地提出了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思考了有没有不是意识形态的艺术，以及真正的艺术的实质和基础等理论问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直接影响了马歇雷、克丽斯蒂娃、福柯、詹姆逊、伊格尔顿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在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对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作用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较大的发展。一方面将批判的对象从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肥皂剧等简单的大众文化形式，扩展到所有的审美文化领域；另一方面，超越了文艺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注重从学理上分析和剖析审美意识形态的机制和作用，以及超越审美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等等。阿尔都塞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吸取了多种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的“多元决定论”、“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等观点，都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启发和影响。[④]我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美学的具体理论框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到具体的美学理论的中间环节。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诸多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大体同时，在英国，由雷蒙·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等人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英国发展起了另外一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其理论上的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对现代大众文化的研究，深入研究了大众文化的若干重要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威廉斯以及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是从批判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学观点开始的。威廉斯认真研究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指出少数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学观不可能解释文学的新的发展，特别是不能解释和说明大众文学的活力和社会意义。学院派的文学观点把活的文学与社会割裂开来，窒息和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力。威廉斯在《文学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城市与乡村》等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新兴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基础、审美意义以及强大的生命力。
雷蒙·威廉斯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其文化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威廉斯将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主流文化、剩余文化、新兴文化，其中只有新兴文化与现实生活中最内在、最真实、最丰富的生活经验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是真正有生命力并且与未来相联系的文化。大众文化就是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文化。作为一位富于原创力和理论激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威廉斯对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情感为主要对象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潜在革命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大众文化作为现代都市社会的文化现象，不仅与技术、传媒等物质生产领域的革命性发展相联系，而且与现代都市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情感和愿望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模式中，工人阶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模式，无疑具有值得重视的新的东西。雷蒙·威廉斯的学生，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他最近的论文《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提出，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仅是保护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在后现代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重视人类满足了物质方面的要求之后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与人的剩余需要以及人性的内容相联系的。满足这种需要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显得更为复杂，内涵上也更为丰富。[⑤]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是继法国阿尔都塞学派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重要发展，其理论研究的成果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虽然十分重视技术和媒介在当代文化和文学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但只把它作为基础和条件，其理论思考和研究的重心在于对文化（意识形态）与当代日常生活经验关系的研究，特别注意新兴文化与工人阶级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少数民族和被压迫群体情感和愿望的审美表达，重视对文化中超越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若干因素的研究，将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问题作为解决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案和途径，初步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模式向建设性模式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日益显得重要的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能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
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曾经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低潮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基础上与工人运动相脱离，研究问题从政治和经济问题转向文化和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理论风格表现为浓郁的悲观主义等等。
在80年代后期出版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佩里·安德森分析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指出在1968年之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和理论版图的中心已经从德法转移到英国，理论研究的重心也从较为简单的艺术和审美问题转向对政治、经济、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广泛兴趣。安德森写道：
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象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这种地域性转移表明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上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突然间很多方面都已变成最先进的了……[⑥]（P24）
这个现象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让佩里·安德森和许多左翼学者困惑不解，安德森自己的解释是，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随着英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重心重新转向政治、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编年史的研究方面有深远的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基本问题的研究始终处在领先的位置。[⑦]P24～26）而另外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则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在文化方面的丰厚以及极为深刻的矛盾性，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前提。[⑧]我们认为，把佩里·安德森的解释和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结合起来较为全面与合理，也就是说，其中的原因既有社会基础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20世纪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特殊性，文学理论和美学事实上成为学术思潮十分重要的风向标。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大体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考德威尔争论”，1960年《新左派评论》创刊及其逐渐扩大的影响，1963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及2002年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关闭，8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的“葛兰西转向”，2001年伊格尔顿离开牛津大学等等，这些事件说明，英国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现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前沿，逐渐探讨和接近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这个“阿基米德点”，从文学批评和审美经验的角度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作出理论反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
考德威尔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他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对落后的英国，经过自己孤独的努力，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后一位“最博学的人”，他的代表作《幻想与真实》达到了他那个时代马克思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这样评价考德威尔：
考德威尔也许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后一位知名的博学学者了。他用最新掌握的理论工具，重新处理从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分析与文学等领域获取的广博知识，试图对现实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物理学与诗歌——基础科学与最高贵的语言艺术——是他最精心钻研的课题……考德威尔不仅是一个激进的文人，还是一个忠诚的，普通的共产党人，他参加了西班牙的国际旅。在西班牙，不过几个星期，就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他还不满30岁。[⑨]
在20世纪30年代，考德威尔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虽然还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但以其新颖的创新和理论的激情预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模式的转型。
考德威尔英年早逝，但他以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勇敢，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思想。这种知行统一的理论模式，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解，包括对幻想和想象在个人经验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也引起了左翼阵营和共产党员内部的一些理论家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在30～40年代十分著名的“考德威尔争论”。这场论争在时间上与德国的“表现主义论争”几乎同时，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发展了的现实和文学艺术实践条件下的某种不适应状态。
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逐渐走向胜利，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和福利主义的兴起，使英国老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广播、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大众文化与社会不同阶层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大众文化与工人阶级以及与青年的关系，逐渐引起了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家的高度重视。1963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首任中心主任为理查·霍加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在剑桥大学任教的雷蒙·威廉斯相互呼应，提出了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与艺术，把文学艺术与当代社会生活，与当代人的审美经验和社会经验联系起来研究和阐释的工作思路，努力为都市社会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受压迫者阶层的审美经验和情感意义辩护并做出理论上的说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把文学艺术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对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广告等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新的文化形式的审美意义。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创了后来称为“文化研究”的学术方向。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理查·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E·D·汤普森的《威廉·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195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变化着的审美经验，亚文化群体中的反抗和文化冲突，大众传媒与审美形式的新变化等问题，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主题。在伯明翰大学CCCS被关闭之后，曾经长期在该中心工作的Gargi Bhattacharyya 在接受中国学者访问时这样描述了CCCS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968年之后的几年对英国来说仍旧是艰难的时代。经济发展异常迅猛，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马上直接从中受益，但人们开始感到生活正在变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突然得到了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没有想过得到的东西。Popular Culture也开始流行，英国在人们心目中突然变成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度。然而，紧接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将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抛入艰难境地，出现许多工业争端，大批劳工组织相当不满并开始罢工，英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能被摧毁。很多大城市出现腐臭的垃圾，人们意识到，如果工人阶级对生活状态不满，生活质量就会改变。而且，当时的货币也很不稳定，很脆弱。此前的乐观和幸福的生活昙花一现之后，似乎从未有过地离他们远去。这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间是什么？反抗的空间在哪里？当人们特别是女性对他们的权利拥有危机感时，如何重新组织群众运动或任何形式的运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识形态，因而，种族主义骤增，各种类型的种族冲突不断。人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分析，同时也受到其他哲学人文论争的广泛影响，比如，后结构主义。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欧洲人接触更多的可能还是前苏联意义上的，而非中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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