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大学 就读是怎样一番体验

在香港大学 就读是怎样一番体验 1
在港大读书的辰光，我都住在圣庄（St John's College）。这个舍堂，课外活动是很吓人的，半夜里绕岛跑啦，没日没夜的唱楼歌啦，当然就不读书了。还好，不强迫我参加的。我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听门外惊天动地的声音。翻几页陈寅恪先生的书，又看看窗外的山坡。偶尔还能看见松鼠的。但眼睛一眨，它们已经被楼里的“喊杀声”吓走了。
在房间里固然可以把书看下去，但要上厕所的时候，就会有问题。经常，他们在楼道中间开楼会，把通往楼梯和洗手间的路都堵死了。有一趟，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了。我看着一个上海的同学在主持会议，就悄悄走过去。他已经和本港的学生打成一片了，是一个小头头的样子。我望着他，也不好打断的。他余光扫了我一眼，小手那么一挥，集会的人群就已经自动分成两波，空出一条小小的通道，让我跻身过去。
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港大生活大概就浓缩在这样的场景中了。这里有很多我不能适应的东西，但这里也有更重要的东西。她是开放的：她欢迎所有的人来参加，如果你真的投入，他们甚至欢迎你来做“摩西”。但同时，她还能够容忍：能容忍我这样奇怪的人，让我做一些自己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开放与容忍并存，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港大——开放让这个地方繁荣，但容忍让她变得伟大。
但或许，那只是从前的港大了。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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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庄离学校不算很近。沿着薄扶林道，上上下下的，走个十五分钟才到图书馆。走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蒸发了。可以掏出八达通，去卖饮料的地方“滴”一下，就有一罐很冰的喝喝。那时候，我们喝很冰很冰的。
图书馆一进门的地方，是New Addition，就是我们说的新到图书。那时我经常想的是萨特的一个人物，叫“自学者”，他从书架上最左边一本开始读，一本本读下去，觉得有一天就可以读完天下的书了。我胃口小一点：如果把新到图书一本本读完，那至少某年以后的图书，我就都读过了。实际上，我也就读那些序和跋，读那里的悲与欢。常常，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的人结婚了，有的人有了孩子，有的人父母老了。那些，仿佛都是和我有关的事情了。
心情好些以后，我就会去二楼，AV Reserve Collection。并不是看成人视频的地方。这是说有声的（Audio）和影像的（Video）。所以偶尔和朋友一起看个老电影什么的，文艺一把。那年刚引进了一批很舒服的沙发垫。经常就团在那里，像猫一样团起来，继续想那些有的没的的事情。有一趟，我的一朋友一脸绝望地和我说过：“大人，我也中招了。” 我一愣。回想起来，这个词用得真是贴切。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只是利用他，他都是知道的，就是不能自拔。那些日子我们都陷在那里，很深的垫子里。团起来，取暖——图书馆的空调真是太冷了。
离开AV不远的，是哲学书。架上的并不多。即使是西文图书，也比北大的少。很快就可以把法国哲学的都摸过一遍。累了，就坐下来，像自己家一样。这里，庶几没有人来的。只有一回，来了一个姑娘。我就问她：“你找什么呀？”她竟然回答我了：“德里达”——仿佛是在讲，“你还不退散呀。”顺手，我就从“我”的书架上抄起了几本书，“喏，Of Grammatology、Writing and Difference，就在这里了。法语的，或者其他的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屋有本Marges de la philosophie，你要的话我借你……”
好吧，从前我就是这么爱炫技的……我真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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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点了，就要去上课。内容通常都很简单的，尤其在人文学院。香港的学生，很少会来选择来文学院。并不是香港人不厉害。他们中，但凡有志于文史的，很多已经在英美或北大了。还有许多或许会选择中文大学这样的地方。港大在本地人印象中就更加偏法学、医科还有商科。
英文系以外，语言学系是港大人文学院最受欢迎的专业，毕竟对于以后工作可以有些帮助。我上过一门课叫Languages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世界的语言：类型学导论），老师随口问了一句，“十九世纪语言学在做什么呀？”我也随口说了，“历史比较呀。”他很吃惊的，立马就问：“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假思索地讲：“在复旦每个人都知道的……”在场就震惊了。在这样会心一击的时刻，当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张松大人的头像。
其实，在香港的每一天，我都很想回到复旦。我在那里委托培养一年。那是我的家。但我本来是那里的。彼时，复旦每年卖一点生源让港大挑，换一点别的好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挑中了。然而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港大。我问了来招生的老师，“老师，你们有没有古典学系呀？”她说，“嗯，好问题呀。我们港大的院系设置是参照牛津剑桥的。”这回答真是太巧妙了。港大确实是参照牛剑的，只是不包括古典学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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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常常溺在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里，就觉得很对不起港大的老师们。他们真的太好了。
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听说了我录取的故事，就义务教我们古希腊文。每个周二和周四，一大早，她都提前一个小时来教室，给我们开小灶。她是意大利人，她上的小学希腊文是必修，所以教法就很“传统”。我们不讲名词变格，也不讲动词变位。有半学期都在讲连音变化……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只是很努力地争取记住。
其实，额外地加课真是很寻常的。有时，两点到四点的课，结束了，我们还愿意听，老师就继续讲，讲到六点以后，带我们去吃饭。一边还问我们许多生活与读书的事情。那些时候，养成了我见到老师就很紧张的性格：总感觉我的琐碎的存在，于他们而言，真是一种污染的。
我很弱的，英语也不好。老师们就手把手教，文章一个字一个字改。我有次交了一篇哲学习作，然后那个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了。他是个美国人，长得很像画中的酒神。他说，“你这文章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希望用他的方式批评他。但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清楚。”所以，他就帮我一句句讲，第一句，“你的这句话可能有三个意思，一、二、三……” 2000字的文章讲完，密密麻麻的都是他的标记，原先的字都看不清了。从此以后，我听到“清楚”（clarity）这个词的时候，都不能不紧张起来——酒神要批评我了……
许多时候，老师们就像家人一样的。那时我们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他把我推荐给剑桥的一个老师了，对方已经同意了。后来又有一次说起，我很没出息地说，“那很贵吧。”老师竟然说：“会困难么？我可以借给你，随便什么时候还都好。”不知道那样的时刻，时间是怎么过去的。那些时候，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是僭越与冒犯的——又觉得自己甚至连这样想都是不可以的，这想法本身意味着自己仿佛是什么——这也是僭越了。这些万般的感触，直到今天还在心里游走。只是处处都披上了深秋的颜色：那是无边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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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公室出来以后，还是可以有许多趣味的。
有一天我同学神神叨叨地问我：“你知道CCP是什么？”我想了想，“应该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某国某党）吧？”他说，“对的，那CCCP呢？”“苏联……嗯。”这我知道的。“那你知道SSSP是什么吗？”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这个……”我想想……“难道是South Senegal Slavery Party（南塞内加尔亚奴隶党）？”“不对啦，是Stanley Smith Swimming Pool！”这是我们这里的游泳池。蓝蓝的天，蓝蓝的水，热热的风，凉凉的茶。仿佛可以忘记许多的烦恼。
从游泳池可以沿着很陡的街道往下走，就可以遇到老式的有轨电车。据说，这里原来是个红灯区，那时的人下了班，逛好了窑子，是要回家的，就开通了一条公交线。有个学者说，中世纪大学和妓院的起源其实也差不多。都是因为有了城市，很多年轻的人背井离乡没人管，或者读点书，或者卖点身，其实都是讨个生活。说来，香港当年也是这样的。现在，有轨电车已经换了地铁了吧。
往上走，就可以行山。经过张爱玲以前住的房子，再走一个钟头不到，就到太平山顶了。那其实是个旅游胜地，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湾，当然也有很多小店。有次许多人一起上山，一个新闻系的同学说她很喜欢这里的商场，还有香港的每个商场。我就笑了。香港哪有很多商场的，只有一个商场，叫香港。显然，后来，她就不和我说话了。其实我也喜欢这些小店的。手头宽裕的时候，就可以买一壶酒，看一看夜里的城。远远的水面上，是斑斑点点的光影。热风吹来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想起韩愈啦、李德裕之类的，想想他们在南国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
“应该回去看书了呀！” 这时，就该启程回圣庄了。
可以蜷缩在并不很小的房间里。有一地的书。少喝点水。早晨会有很好吃的火腿炒蛋。又要跋涉去图书馆了。我们要去了呀。去到或远或近的地方。
我知道的。圣庄曾经走出了很多很好的学者。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一个本港的学长就带我们参观了远近的古迹。后来他去了北大，现在，他是当下最好的青年西夏学学者之一。其实，这些年里，我渐渐地明白了：也许，那些舍堂的活动也不如想象中可怕，香港也并非是全然学术的荒漠的。毕竟，还有那些许多许多的心绪，荒芜了太多本该读书的辰光。再不振作起来，那，就是真的荒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