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样板戏《红灯记》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剧中的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等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也捧红了大批京剧演员。

《红灯记》原剧本有唱词“北满派人到龙滩”，说明在东北松花江一带。

但后来改为“华北某地”，按剧中的情景和民俗，唱词改为“上级派人到隆滩”，应该是河北一带。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依据原著。

很多人只知道《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地在东北，可是东北三个省那么大，具体是哪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如果仔细深究的话，还是能够找得到的，《红灯记》的发生地应该是在黑龙江的密山一带。

1962年第9期的《电影文学》，刊登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照，注解是这样写的：“影片是描写东北铁路工人抗日斗争的故事。

李奶奶、李玉和与李铁梅本来不同姓的三代人，为了保卫党的重要文件，在狱中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而《红灯记》的故事就是根据《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故事原型也是采取当时北满密山国际交通站交通员傅文沈的事迹。

傅文沈为当时的地下党工作者，常在交通线转送情报。

解放之后，《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作者沈默君和罗国士那时候在北大荒工作，在一次听了傅文沈的报告之后，很是感动，于是他们二人便以傅文沈为基点，搜集了大量东北人民抗日的故事。

由于傅文沈一直在密山一带工作，所以他们二人搜集的故事也都是密山附近。

之后他们将搜集来的故事整编，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分别以迟雨、罗静这两个笔名发表在《电影文学》上。

由于当时他们二人属于下放，两人的名字有些敏感，所以在后来改编为样板戏《红灯记》的时候，署名为集体创作。

在《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原型就是傅文沈，李奶奶的原型是傅文沈的母亲，李铁梅的原型则是傅文沈的大女儿。

《红灯记》的故事究竟是发生在吉林，还是黑龙江，因一直无法确定而显得有些扑簌迷离，但据鸡西矿务局的退休干部宫兴禄老人说，该故事应该发生在黑龙江省的鸡西市，具体地点是鸡东县东海镇，而李玉和也确有其人，是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八路军华北地区的情报人员。

由于宫兴禄老人在文革期间，曾在鸡西市革委会的‘’清查办‘’工作，清查对象是解放后隐藏在社会中的日伪、国民党漏网特务，因此有机会接触过一些敌伪档案和群众提供的线索，宫兴禄老人说，战争时期的情况大多比较复杂，当年许多人迫于生计去给日伪政权工作或直接为日本人服务，而一些热血青年则去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其中有些人被捕后就被敌人杀害了，而有些人被捕变节后就下落不明了。

有的则用假投降来迷惑敌人，以便在应付敌人的同时，继续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李玉和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因为在一份五十多人的被捕名单中，只有他是有过三次被捕经历的人，而其他人则只被捕过一次后便被移交到司法部门处理了，而李玉和却先后三次被捕后又获得了释放。

宫兴禄老人判断的依据是，一九七〇年时，他接到了一份从吉林档案馆转来的手抄敌伪档案材料，在这份含有五十多个被捕名单的材料里，其中的李玉和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当时全国都在上演样板戏《红灯记》，档案中的李玉和，原名张玉和，时年三十八岁，河北八路军情报人员，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1938年被党组织派往黑龙江省鸡西后失联，从此杳无音信。

而在这些档案的另一份材料中，李玉和第一次被捕时，是东海站苦力，华北八路军情报人员，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由密侦告密后在东海站被捕。

第二次被捕，是梨树镇铁路工人，八路军情报人员，由密侦告密后在梨树站被捕。

第三次被捕，仍是华北八路军情报人员，在东海站北部八铺炕被捕。

但在鸡宁（鸡西）宪兵队和梨树镇宪兵分遣队的档案里，无论宪兵队长还是普通宪兵，都没有鸠山的姓氏，只有一个与鸠山读音相近的鹫山，而第三次被释放后的李玉和，手中持有的名片也正是由鹫山签发的。

老人说，通过档案材料上分析，从李玉和的三次被捉放来看，就像剧中的李玉和一样，似乎与日本人早有相识，与此同时鹫山对中国人也具有一定的同情心，比如第三次虽然被东海镇旅馆掌柜，密探梁某告密后遭到了抓捕，但随后又被鹫山释放了。

因此，根据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等方面来看，档案中的李玉和，与《红灯记》的剧情不仅极为相似，而且高度重合，所以《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在鸡西的可能性较大。

除宫兴禄老人的回忆之外，文学作品也往往是集多人的故事于一身，同时在细节问题上有些地方也不合常理，比如剧中的鸠山佩戴着少佐军衔的肩章，而这种级别应该是驻省会城市的宪兵队长，至于像鸡东、梨树这类的城镇，只能是日本宪兵分遣队，而分遣队长的级别一般大都由上士级别的曹长来担任的，因此，硬将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和地点限定在某一个地方之内，也似乎并无太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