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演变过程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还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

它们整齐规范，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具备了简单文字的特征，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汉字的形成为系统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

考古证实，在商朝早期，中国文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甲骨文的出现。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

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 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

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

然后，在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

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

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

这些凹缺受热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

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应验也刻到甲骨上。

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

从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的“甲骨文”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直到今天，各种字体纷纷诞生。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

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但是在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

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

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

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

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

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

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

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

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

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

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

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

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

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

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

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标准字。

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总数约有一万个，其中最常用的是三千个左右。

这三千余个汉字可以组成无穷多的词组，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句子。

汉字产生以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甲骨文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

最早的文字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出现的，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

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表意字是中国汉语形成历史中最早的一种文字，汉字经历了表意字，表音兼表意，变音字，三个历程。

其中表意字是指根据所概括内容的意义 所创造的字，在汉字的初始阶段，没有笔画，没有字母，从画图和实物记事慢慢发展，很自然的把依靠最多的意义首先融入字体。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

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因此，以象形字为基础后，汉字发展成表意文字，增加了其他的造字方法。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

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

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它们整齐规范，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具备了简单文字的特征，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最初的甲骨文，已经具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意义。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

“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

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

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汉字形成为系统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甲骨文的出现。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

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

然后，在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

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

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

这些凹缺受热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

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应验也刻到甲骨上。

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

后来如秦时的小篆与秦隶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

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

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

至今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

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

一直到了秦朝。

秦始皇一统中国。

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

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将文字统一。

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

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但是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

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

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称之为——“汉隶。

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

西汉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

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

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

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

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

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

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楷书”尤为盛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

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

”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

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

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 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

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

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被毕升改进为活字印刷术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

在雕版印刷繁荣的宋代，雕刻制版大多用木版，也就是说用长方形的木板雕刻制版。

木板上都有纹路，制版一般都是横向，这样刻制字的横向线条和木纹一致，比较结实；而刻制字的竖向线条时和木纹交叉，容易断裂。

因此字体的竖向线条较粗，横向较细。

横向线条即使比较结实，在端点也容易磨损，因此端点也较粗。

横平竖直，当然为为了雕刻制版的刀工方便刻制了。

雕刻制版是一个非常费事的工作，如果要表现手写体的那些特点，则刻字必然比横平竖直要大得多，这点大家做个简单的实验就知道，windows的记事本中输入或粘贴一段汉字，分别把字体设置为宋体9号和楷体9号，看看哪个更容易看就知道了。

由于木板的纹路，要雕刻变化多端的曲线难度也会更大。

而且每张木板只能印刷两页，一本书就要雕刻很多木板。

如果字刻得太大，不但雕工费事费力，木板也会用得更多，所以在木板上雕刻的字不会太大。

而要在这么小的反刻字上表现出手写体那些变化多端，圆润细腻的特点难度大家可想而知，横平竖直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由上可以看出，宋体的这些特点无一不是因印刷而产生，适应了印刷的需要，跟毛笔的手写体是大不相同。

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

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

显得古朴端庄。

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

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

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

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

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后来人们又模仿宋体字的结构、笔意，改成笔画粗细一致、秀丽狭长的印刷字体，这就是仿宋体“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其发展十分迅速。

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

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

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

黑体字又称方体或等线体，没有衬线装饰，字形端庄，笔画横平竖直，笔迹全部一样粗细。

汉字的黑体是在现代印刷术传入东方后依据西文无衬线体中的黑体所创造的。

由于汉字笔划多，小字黑体清晰度较差，所以一开始主要用于文章标题。

但随著制字技术的精进，已有许多适用于正文的黑体字型。

在中文中，没有衬线的字体通常称为黑体，这时这个词的范畴和无衬线字体（Sans-serif)是类似的。

所以在中文字体中常用“黑体”，在西文中常用“无衬线体”的称呼。

而宋体就可以被称作衬线字体。

“黑体”在日文中被称为Goshikku-tai（直译即“哥特体”）。

汉字的演变：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与时俱进、万古长宜的文字，有很强的规律性。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汉字已异变为一种艰深古奥的标音框义符号，学汉字被公认为“天下之至难”，造成中华民族最大的精神耗损与智能浪费。

“文字难”的问题严重制约中华民族信息时代的教育发展与科技文化复兴。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汉字迷失金科玉律。

早在两千八百年前的西周时期，华文就形成简单明确的文字理论与识字方法——“六书”（象形、象声、象事、象意、假借、转注）。

“六书”互文见义，不可分割，用于识文断字，至为简易，是华文不法二门的金科玉律。

舍此，任何文字理论都无法通解汉字。

规律可以完善，不能篡改。

秦汉之际连年战乱，华文遭受毁灭性破坏。

东汉许慎痛感华文隶变之滥觞，在文字资料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以篆文为法著《说文解字》以正经典，为华文的发展架起一座伟大的桥梁。

但许公篡改了“旧六书”，将“象形”“象声”归并为“形声字”。

虽然给识字提供了一些便利，但“形声字”是个以偏赅全的概念，割断了华文“形声相生，音义相转”的联系，打乱了华文的认知体系。

汉安帝急于求成，将并不十分规范的《说文解字》钦定为规范。

许公之后，华文受易学思想的影响经隶变，楷化为“方块汉字”。

后世学者“衣冠不改许家风”，千百年奉《说文解字》为圭臬而忽视“旧六书”，代圣人立言，述而不作。

大家明明知道《说文解字》的疏谬之处甚多，却都千方百计为其辩解，偶有“右文说”“因声求义”之类的新观点，就群起而攻之，致使训诂学家不敢越雷池一步。

由于无公理化定义，滞于繁琐的文献考证，甚至对注解、考证再注解，再考证，很多无法回避而又艰难说清的问题只得采用模糊玄妙的手法自圆其谬，把西周教儿童识文断字的简单而明确的理论方法弄得艰深古奥，连当代的文字大家也望而生畏。

其直接的结果：一是导致汉字音、形、义分离，从《玉篇》到《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等所有的楷书字典都回避汉字的形体与读音分析，不少错讹代代相传；学者查字典，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二是导致博大精深的传统训诂学沉寂于工业文明的浪潮中，而对现代的教育与思想文化发展未能产生实质性积极影响。

凡事当是中见非，非中见是。

传统训诂学博大精深，凝结了无数古圣先贤的集体智慧。

虽然繁难，但是始终没有脱离中华思想文化大道，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研究汉字的宝贵财富。

不能因为训诂学繁难就束之高阁，甚至离经叛道。

二是汉字迷失发展方向。

每种文字都有其特定的生成规律，这种规律是不能取代的。

“五四”前后，国家内忧外患无宁日，文化精英把国家的落后、国民的愚昧归之于汉字的繁难。

大家忙于救亡图存，国家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传统训诂学随着“章黄学”的式微而淡出历史舞台。

百年来，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民国间的“注音字母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还是新中国的“文字改革”，主流文化精英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废除汉字，走世界拼音文字的道路”。

没有汉字，中国文化，中国人什么都不是。

百年西化实验最大的收获：一是在传统声韵学基础上推出了“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二是确立了汉语的文法；三是较好地简化了部分汉字。

但本质上是“舍己之长就人之短”，把汉字作为一种“标音框义”符号处理，提取少量标识性信息交流，抹杀了汉字隐含的历史人文意蕴、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等有价值的东西，把汉字异变成一大堆无规律、无公理可言的繁难标音框义符号，造成几代人对汉字感到无奈与迷惘。

由于自己的文字没有弄清楚，异言相解，输出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外国人视汉字为天书，只学汉语（实际上是学普通话），不学汉字；引进来消化不良，大量未经消化的外来语汇充斥汉字系统，不伦不类。

汉字在古代佛经翻译中、在早期理化生概念对译中妙通万象的功能日趋消失。

三是历史条件制约。

首先是甲骨文发现太晚，字源不清，从许公到“乾嘉学派”对某些文字特别是独体文只能凭空臆断，一处错讹会引发一连串的错讹，导致汉字越理越乱。

其次是古文字研究与现代汉字研究未能有序贯通，实用性差。

再次是文字来自生活，字理没有归还人民。

农、工、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而无文化，士大夫、学院派有文化而不事农桑，在象牙塔中玩汉字，把汉字神秘化。

文字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不受实践检验，导致汉字发展缺乏社会活力推动。

共和国成立已过一个甲子，国家艰难地经历了“军事建国”“政治立国”“经济强国”三个非常时期，即将步入“文化兴国”的伟大复兴时期。

国运兴，汉字兴。

汉字幸遇空前的发展机遇，却也隐伏着危机。

（一）汉字的发展方向不明确，跟不上国家的发展战略。

突出的问题：一是大陆与港、澳、台不同文，各行其道，无统一的发展方向。

汉字的根在大陆，大陆的崛起能让新加坡与世界各国接受大陆的文字观，但大陆至今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与根据让港、澳、台同胞与汉字文化圈的东南亚各国接受简化汉字。

近年来，大陆与港、澳、台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两岸文字交流也已经开始，但仅限于“熊猫”与“猫熊”式的肤浅沟通，看不到“书同文”的大政方针。

文字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二是文化工作者中有不少人不懂汉字思想文化，文化产业缺乏文化基础，不少文化单位投入巨资制造文化垃圾。

（二）汉语言文字缺乏权威性规范。

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建设；有关部门也出台了系列法规、标准，组织出版了系列汉字图书。

但国家领导人不可能亲自去研究汉字，只能听取文字专家的意见。

我们的主流文字专家所受的教育，大多是西方的文字理论，因此，这些成果大多是“大合唱”催生的，虽然较好地借鉴了西方的成果，形式相当完美，但对汉字自身的规律缺乏系统研究，自洽性差，文字理论偏离汉字道统，文字解释肤浅混乱。

如：文字宪法性的《新华字典》是一部普及性袖珍小字典，检索极为方便，对扫除文盲，发展教育功在青史。

但从字源、字理的角度审视，虽然修订了十多次，依然存在上百处明显的错讹与不少缺憾。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汉语言文字的标准，应有历时态的承传与共时态的约定。

字源不清而“约定俗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多使用会制造病毒性的文字符号，扰乱汉字系统，成为汉字发展隐患。

字典是文字的典范，宁缺毋滥。

可眼下的情况是：为了经济利益，一些对汉字一知半解的人，一些无资质的出版社也大力编辑出版汉字图书。

汉字的系统性、纯洁性受到破坏；各种名目的图书、影像资料充斥市场，错讹百出。

长此以往，汉字将乱得无法收拾。

（三）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只讲汉语，不讲汉字。

不是不愿讲，而是不会讲，不能讲，处处是拦路虎，一讲就错。

教师很无奈，只得机械地驱使学生去从事无序的、繁难的认知、书写、死记硬背等低层次的重复、低效劳动，耗费学生的时间与精力。

汉字在孩子们眼中成了一大堆繁难的符号，不少学生讨厌学汉字，学英文的积极性高于学母文。

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子孙有可能沦为“黄皮白心”的无根飘零人！（四）教育有偏离道统与党的教育方针之嫌。

历次语文教学改革均艰难曲折收获甚微，乃至愈改愈糟，恐怕主要原因是“忘本”。

文字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只能流于形式上的炒作。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很难培养出尖端人才？我们的教育设计、教育方法都出了问题：教育偏离道统，教育的内涵不明确，教育的本质空心化了，教育处于混沌状态。

教育有他的本质属性、功能和与之相适应的设计要求、实施方法。

这些内容都隐含在“教育”与“教学”这几个汉字中。

这几个字体现了古圣先哲对教育本质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教育方法的精妙设计。

（详见《汉字解码·汉字与素质教育》）教师与教育工作者如果不懂“教学”与“教育”的本真含义，不懂教育的本质要求，实际工作中必然会荒腔走板。

教育不是工业产品设计，教学不是流水线，不是知识贩卖，更不是传授考试得分的雕虫小技。

再高明的教育家与教师也不可能设计培养出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大师和大科学家。

教育的本质是启蒙养正，启智明道，开发人的有价值潜能。

天生命，命生性，性生情，情生意，意生智，智生道。

教育应该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培养人的优良品质，开发人的有价值潜能：教育是革命——改变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教育是养性——培养人的优良品性；教育是陶情——陶冶人的高尚情 *** ；教育是创意——激发人的创新精神与独创意识；教育是启智——启迪人生智慧，升华人伦原理；教育是明道——明器用之道，制裁万物，合异类之优质功能为一体而妙用；明人事之道，和谐共处，善意互助，团结协作，共生共荣；明管理之道，公平竞争，科学考评，以竞争求生存，以进取图发展，以成败论优劣；明治国安邦之大道，明哲择机，刚柔相济，协和万方，独化高远。

（见《中华字通·周易六十四卦解析》）唯有升华文化，才有科学技术创新。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凝集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集体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历史文化、哲学思想以及思维方式与表达方法，是中华文明之母，中华文化之根。

现在懂汉字思想文化的教师与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少，学生更是无知。

教育如同植树，根深才能叶茂。

中国的教育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汲收全世界优秀的科技文化，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

纵观现代史，在各个领域，凡是取得大成就的中国人，都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现在，孩子们的主根断了，只留下须根，加之修剪的方法又出了问题，如何能培养出参天大树与栋梁之才？所以只有打开汉字思想文化宝库，与当今科学技术完美结合，改革教育，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五）国人研究汉字的意识淡薄。

首先是人们普遍认为：汉字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懂的问题翻一下字典不就得了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其次是专业人士研究“点”“面”“线”的多，研究“网”“群”“体”的少；研究古文字的多，研究现代汉字的极少，各方面的成果未能融汇贯通，实用性不强。

再次是太平盛世，繁华竞逐，很少人自愿为汉字下炼狱作文化苦旅。

越是熟悉的东西越是容易被忽略，大家天天都在使用汉字，很少人意识到汉字在新生代中隐伏着危机，汉字的思想文化正陷入“清水煮蛙式”的沉沦，这是危机中的最大危机。

刘冰泉先生是名农村中学教师，学术上属草根阶层。

位卑未敢忘忧国。

因痛感语文教学之艰难，受先人之托，数十年孤灯黄卷、摩顶放踵考证汉字的认知规律与公理化定义。

所幸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地方领导给我提供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使我有条件完成一部文字专著——《中华字通》。

这是中国首部能对汉字的音、形、义作有规律通解的字典，有四大特点：一是在西周“六书”的基础上总结出汉字的认知规律：天人合一，散点透视；构形会意，谐音补义；形声相生，音义相转。

遵循这一规律，几乎所有的规范汉字都可以作音、形、义通解，不走样，不打理论补疤。

考之群籍，证之生活，循之则通，悖之则谬。

二是发现了汉字“变形增义”的规则，使困扰学界千百年的“汉字变形”难题迎刃而解。

三是考察了古今音、方言雅音的流变，疏理了现代汉字的读音源流，使汉字的形训、声训、义训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对汉字的笔画作了微观探究，通过“笔画拓朴”可通解独体文。

《中华字通》揭示了汉字隐含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与表达方法等有价值的信息；基本上解决了“识字难”的问题，用于识字教学，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大大提高人们的识字效率和识字质量。

鄙人才疏学浅，资料有限，《中华字通》中的错讹在所难免，有待完善。

由于长年伏案与野外考察，精力过度透支，身体欠佳，我想倘若身还天地之后，《中华字通》有可能亡佚，只得在有生之年推出来为后人铺路，并就汉字的有关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供有识之士参考：1.应当借助汉字弘扬中华思想文化，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汉字是“大一统”的文字。

易之象天圆地方，地之道厚德载物。

汉字师法地道：字形方正端庄，结构平稳，重心明确，笔势向心，反映了汉魏以来合而不同的“大一统”思想文化观念。

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唯有母亲的呼唤才能团结中华儿女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统一大业应从“规范汉字”入手。

规范汉字，关系重大，牵涉面广，影响深远。

应由政府领导推动，以民间的形式搭建平台，召请“两岸四地”专家学者与全世界知名汉学家共同讨论，逐一破解难点，澄清疑点，化解争论，达成共识；并拿出令人信服的蓝本与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广泛征求意见，由现在的“识繁用简”过渡到未来的“书同文”和“语同音”。

这一过程本身是在利用汉字思想文化的力量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经验可以借鉴。

2.应当坚持简化汉字的方针。

汉字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上就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简化。

用发展的眼光看，规范、简化汉字是必由之路。

文字是社会的公器，深入浅出，以简驭繁，才易学易行。

不是该不该简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简化的问题。

英文的基础是26个字母，组合理论方法繁难；汉字的基本笔画只有八画，构造理论方法只有24个字，较之英文更为简易。

只要弄清汉字笔画的意蕴与独体文音、形、义的组合规律，汉字可进一步作系统简化。

如：用古文“”代替俗字“保”，由九画简为五画，绝对不会引起非议。

汉字可以发展为一种易学易行，举重若轻，信息负载功能无与伦比的世界通用文字。

1964年的简化字方案迫于“扫除文盲”的急需，有点仓猝，但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大多数的字简化得非常好。

如：础（礎）、发（發）、卫（衛）、专（專）等，符合道统与字理。

但也留下少量缺憾。

如：圣（聖）、听（聽）等，既违背字理又兼涉重文。

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求大同，存小异。

凡事拗不过“道理”二字，只要阐明简化汉字的大道与字理，相信港、澳、台同胞会认同简化字的方向，并逐步接受绝大多数简化字。

3.应当将汉字的认知规律与汉字思想文化引进课堂。

孩子们知道的东西比能够说出的多得多，能够说出的比能够写出的多得多。

所以，语文教学要让思想与语言接轨，让语言与文字接轨；以语言促进识字，以识字规范语言。

建议：一是提供精神食粮：或归类，或依声，或据形编写图文并茂的识字教材、字典，制作益智动漫、影像资料等汉字思想文化教育精品供孩子们享用。

二是教师、家长引路；在师范院校开设相关课程，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鼓励自学。

多则两三年，少则一年半载便可大见成效。

三是在幼儿园、中小学进行有规律的识字教学，开展“汉字思想感悟”“汉字礼仪学练”“汉字文化表演”等丰富多采的养性、陶情、创意、启智、导流活动。

让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轻松愉快完成四千至六千字的识字任务，中学、大学把时间与精力转移到阅读与创作上，跟踪前沿思想、科学，抢占科技文化高峰。

孩子们从小接受汉字思想文化熏陶，长大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保持一颗中国心。

4.在全社会弘扬汉字思想文化，使国人的灵魂皈依中华主体文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结晶，汉字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中的万象立法宣命，国人相信汉字。

所以应让汉字参加精神文明建设、道德价值升华，让汉字参加社会管理、人伦规范。

通过汉字思想文化教育公民以“中国人的形象”直立天地间：做人有仁爱，常怀家国情；做人有廉耻，保持清白身；做人要明白，好坏是非清；做人有礼貌，彬彬君子心；做人讲诚信，一诺值千金。

营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共生共荣，长治久安。

5.大力低调推进汉语文字对外教学。

汉字能抵无数苏秦、张仪，应让汉字参加外交活动。

我们应当以“王道”应“霸道”，修文德睦邻服远。

一个国家要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不仅要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要输出优秀的思想文化。

中外交流，外国人不一定都去读中国的经典，但一定会学习汉语言文字。

无文字依托的语言是一阵热风，势难久远。

对外不能只教汉语，不教文字。

外国人重视规律，要有规律地推进汉语言文字对外教学，要让外国人通过汉字了解中华思想文化，通过汉字把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大同世界”的真挚向往、“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和为贵”的和谐原则、“慎独修身”的自律美德等优秀的思想文化传达给世界人民，让世界了解中国人的生存发展观念，欢迎中国和平崛起。

让中华文化与全球多元文化相融合，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绽放新文明花朵。

6.启动汉字融合性、实用性、前瞻性研究。

汉字是世界文字史上唯一跨越“实物交换”“能量交换”“信息交换”三大文明时空的神奇文字。

汉字之所以与时俱进，万古长宜，是因为汉字的背后有一张无形的手——中华思想文化在控制着汉字有序发展。

因为影响汉字的人深受中华思想文化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凭借中华思想文化的理念改造汉字。

所以研究汉字、发展汉字必须遵循中华思想文化道统。

建议：（1）汇集各方研究成果，正本清源，显真别幻，“两岸四地”合编一部“识繁用简”的《大中华字典》，通行于大中华文化圈，作为向“书同文”“语同音”的过渡的实践蓝本。

（2）面向未来，开展汉字系统性、科学性简化研究，并相机公开成熟的研究成果，让社会公众欣然接受。

（3）组织专家学者过滤外来语汇、网络语言与鲜活的社会流行语，汲其精华，去其糟粕，确保汉字循道发展，万古长青。

研究汉字，发展教育，弘扬文化，承传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庞大系统文化工程，需要仰仗政治家的广阔胸襟，政府实质性鼓励，专家学者的智能投入，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民族大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希望中华儿女摈弃种种偏见，开展包容性合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弘扬汉字思想文化，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