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字

「年」这个字确实有点特殊，特殊在哪里呢？首先，汉字的「年」，确实给人一头雾水，从字形上很难看出字理何在。

现代汉字学引入了一个「理据度」的概念，以此将汉字分为三类：全理据、半理据、无理据。

那么，「年」在文字学上叫做「无理据」的「记号字」。

如果以部首索引查字典的话，「年」应该怎样查？《康熙字典》竟然将其归入「干」部，我估计是不得已的办法，《新华字典》也沿用。

其次，「年」是个常用独体字，一般常用独体字往往会变成汉字常见的偏旁部首。

但是，极其反常的是，几乎没有汉字以年为偏旁部首。

只有几个极其罕见冷僻字以「年」为部件，都不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内。

比如「哖」，是生造的方言字，是地名「噍吧哖」，在中国台湾省台南县玉井乡。

先解释第一点，为什么「年」字是这样的构形？先说结论：因为汉字「年」从汉代隶书到魏晋楷书阶段，产生了讹变，完全丢失了字理。

（篆书过渡隶书叫隶变，而蚕头燕尾的隶书变为横平竖直的楷书叫「楷变」，大致发生在三国魏晋时代，目前从传世的碑帖来看，钟繇、王羲之这些人，大概起来很重要的作用，为楷书立下了法度。

）我们先看《说文》的解释：年，穀孰也。

从禾，千聲。

《春秋傳》曰：大有年。

再来看「年」的古、今文字演变过程：【引自：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册中，页638】《說文》的解释基本是靠谱的，「年」的甲骨文、金文从「禾」从「人」。

小篆从「千」。

（「千」的古文字就是「一人」的合文，「身、千」一声之转，借「人身」之「身」，表数量「千」）甲骨文和金文以「人顶谷禾」之形，会意「人收割成熟的谷物」，而商周时谷物是一年一熟，所以，很自然就能引申出「年岁」的意思。

所以，「年、稔」是古今字。

五谷皆熟为有年也。

——《谷梁传·桓公三年》 五谷大熟为大有年。

——《谷梁传·宣公十六年》 丰年多黍多秊。

——《诗·周颂·丰年》 有年。

——《左传·桓公二年》。

孔颖达疏:「年训为稔」。

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受年」一词，【受年】也就是【收年】:丰年好收成的意义。

比如《合集36975》：商王占卜北、西、南、东，四个地方的土地是否能受年（好收成）。

汉隶还有点「禾、人」的遗留，到魏晋楷变、南北朝的魏碑，就完全讹变成一个独体字了：汉隶:晋代王羲之兰亭帖汉代以后各种碑刻上的年字: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年」其实是「禾、人」的讹变，形成的一个独体字。

其实，从「禾、人」的汉字还是很多的。

「年」的构形其实跟「季、黍、香」相同。

最后，交代一下另一个问题：「年」中的「人」是义符，也是音符，因为「人、年」古音相同，至今很多南方方言「人」的发音跟「年」一样，比如：吴语上海话，闽南语等等。

我永远记得小时候去上海的时候，跟上海孩子一起玩，他们那种浓浓的优越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阿拉是商亥年，侬是夯哈年（我是上海人，你是乡下人）。

二、三十年前上海人，恨不得把上海人三个字刻在脸上。

香港人觉得大陆人都是「阿灿」，上海人觉得上海以外的人都是乡下人。

上海城乡结合部的青年韩寒说的用油条洗脸的余秋雨，也是上海人（祖籍浙江余姚），在他的《文化苦旅》的散文集中，那种上海人优越感一览无疑。

余秋雨大概就是今天说的油腻中年男。

看来「油腻男」是韩寒发明的。

我至今耳朵对上海话特别敏感，三公里以外都能听出来，总觉得上海话像打机q一样，特别是上海大妈说的时候，给人一种市侩、刻薄、尖酸的感觉。

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听出吴侬软语？总之，上海油腻男余秋雨，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上海话俗，南京话土，北京话油。

“年”的释义有多种，本文重点讲解一下“年”作为节日的义项。

“年”的名称，据《尔雅》记载，尧舜时称年曰“载”，夏代称年为“岁”，商代称“祀”，周代才称之为“年”。

《说文解字》对年的解释是“谷熟也”。

年节定型于汉代到了汉代，社会经济日趋繁荣，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人们的生活情趣日益丰富，形成年节风俗活动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刘邦长乐宫首行朝贺礼布衣刘邦称帝，那些同他一起打江山的开国功臣多起于微贱，多是屠狗、织苇之类的平民，举止粗豪。

每当朝会、庆贺之时，一些大臣开怀畅饮，大呼大叫，举止狂荡，更有甚者，醉后起舞，拔剑击柱，朝堂那叫一个热闹，刘邦大为光火，心生不悦：你、你、你们这些“兔崽子”太没规矩，还把朕放在眼里吗！有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博士叔孙通，体察圣意，入见汉高祖，自告奋勇愿为汉朝制定一套简便易行的朝仪。

汉高祖大喜，立即大开绿色通道。

叔孙通遂召集了二三十个儒生，在栎阳演习朝仪。

秋尽冬来，适值换年添岁。

那时汉承秦制，以九月为一年之终，十月为一年之始，十月一日为元旦，此际正值长乐宫告成。

汉高祖七年，新年伊始，汉高祖令君臣至长乐宫欢庆新年，并让叔孙通教习群臣举行贺礼。

天色微明，谒者引诸侯王、各级官吏依次上殿，有序站列东西两旁。

大殿上郎中执戟，陈列仪仗，严肃静穆，及至高祖乘辇升殿，侍臣连声传警，诸侯王、三公九卿等上殿一一拜贺。

真个是人人尊礼，个个肃敬。

礼毕赐宴，君臣按官位高低依次捧杯上寿。

宴会自始至终，无人笑闹喧哗。

礼毕，汉高祖不由得大喜，叹道：“我今日方知皇帝的尊贵了。

”遂加赏叔孙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导演的朝仪，也叫朝贺礼，或朝岁礼，其核心是严明等级秩序，以体现贵贱尊卑有别。

这一礼仪为后世统治者传承，成为春节经典礼仪，并加以装扮和粉饰，形成了一种君臣之间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节日礼仪。

门神辟邪年俗首先是立神荼、郁垒于门户，谓之门神。

汉代人很迷信，以为鬼在天地之间，时来时往，与人杂处，飘忽不定，属于“凶恶之类”。

王充《论衡·订鬼篇》记载“凶祸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

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

在无法抵御灾难、不能科学理解某些自然现象时，人们就认为是鬼在作祟。

于是在除夕之际，首要之事就是防鬼进家，削桃木梗制成神荼、郁垒二人形象，立于门中国门神雏形就这样产生了。

汉代人为什么要树立神荼、郁垒二人的形象呢？据汉人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说：上古之时，有神仙兄弟二人，一名神荼，一名郁垒，居住于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下，他们把祸害人间的恶魔都用苇索捆绑起来，并让老虎吃掉。

这个传说当时广泛流传于民间。

蔡邕《独断》中说，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枝叶茂盛，盘根错节，树冠蟠曲覆盖达三千余里，在树枝东北有鬼门，是世间万鬼出入的必经之门户，神荼、郁垒居其门，见到害人之鬼，就用苇索捆绑，令虎吃掉。

因此汉代人每到除夕，便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二人像立于门上“以御凶”。

同时在门上悬挂苇索，供神荼、郁垒两个门神作缚鬼喂虎之用，称之为“悬苇 ”。

张衡《东京赋》载：“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 *** 索苇。

”这一习俗流传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可能因为刻木为人像太麻烦，干脆削成一块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二人的名字，把这块桃木板挂于门上，称之为“仙木”或“桃符”。

宋代王安石《元日》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里的“新桃”和“旧符”，都是指辟鬼祛邪的“桃符”。

燃爆竹汉时没有火药制成的鞭炮，时人在堂阶前用火烧烤竹节，使其“噼里啪啦”发出巨大的声响。

据《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载：当时人们放爆竹是为了“辟山臊恶鬼”。

山臊恶鬼住在西方一座深山中，有一尺多高，人一旦撞上它，就会生大病。

这种鬼最怕爆竹声，所以每逢新年来临时都要放爆竹。

爆竹声声震耳，既能驱鬼除怪，又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

放雀这项活动始于民间，放雀的原因据说有两个：据《孔丛子》记载邯郸人在元旦正朝曾献一雀给赵王，并给雀身上缀以五彩。

赵王大喜。

但是有的大臣劝告赵王放雀以示不伤生灵，赵王就放了这只鸟儿。

另据《三齐略记》记载的一个传说，在荥阳有一眢井，项羽追刘邦时，刘邦避于井中，两只斑鸠落在井口上，项羽追来时，有人告诉项羽井中有人，项羽却说：“井有人，鸠不集。

”刘邦幸免于难。

所以在汉代正旦日，要为斑鸠等鸟雀放生。

到汉成帝时，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令：“废除正旦杀鸡与雀。

”这个民间风俗被皇帝钦定后流行更广了。

饮椒柏酒放完爆竹，家长率妻携子去祭祖，然后一家人团聚一起饮椒柏酒。

汉代人认为，椒是玉衡星的精灵，吃了使人年轻耐老；柏是一种仙药，吃了能免除百病。

饮椒柏酒，预祝在新的一年中，人人身体健康。

但是，古人饮酒与现代人饮酒时，先敬尊者或长者的习俗不同，而是让年龄最少的先饮，然后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

喝桃汤桃汤是取桃之叶、枝、茎三者煮沸而饮。

据说可以压邪气，制伏百鬼。

魏晋以后，人们不再服桃汤，而是饮屠苏酒了。

庶民之家，终年劳作于野，年节没有口福品尝美味佳肴，能合家团聚，一杯椒柏酒、一碗桃汤，爱在其中，意在其中，美好的祝愿在其中，天伦之乐的无穷佳趣也尽在其中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重人情的，每逢佳节尤为突出。

当新年来临，用过酒饭以后，人们整好衣冠，走家串户，拜访亲友，互致节日的祝贺。

这种风俗叫“拜年”，这又给新年增添了几分乐趣，增进了人们相互间的友谊。

值此新春之际，祝所有支持与关注“嗨历史”的友友们：牛年大吉，牛气冲天，财源滚滚，日子越过越幸福！资料来源《邮票上的节日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