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

王圆箓 余秋雨将敦煌道士王圆箓定格为“敦煌石窟的罪人”，会不会说的太严重了？

王园箓确实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是没有质疑的余地的。

有答主说：王道士确实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过并不是如余秋雨所说的出卖敦煌文书、文物，而是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道士王园箓是“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这个说法唯一的文献凭证只有王园箓自己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和他的弟子给他立的《墓碑》里说的：“鄂省羽流园禄（园禄就是指王道士），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暏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淹没，因设愿披沙开洞。

”“园禄测度藏经佛龛，结造三层屋，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为新。

”因为这两份材料都是出自王道士和他的弟子之手，自我粉饰的程度值得怀疑。

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记载了当地人流传的说法：“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

”如果王道士是“设愿披沙开洞”，为什么要大半夜去凿破墙壁呢？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归功于王园箓的肯定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把藏经洞的文献送的送，卖的卖，致使藏经洞里的文物四散到全世界，更是铁板钉钉，不可更移的罪事。

王园箓虽然只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退伍的老兵，但是看着藏经洞里那么多的古代的写卷、书画，怎么也能猜出它们的“价值”。

所以王园箓发现藏经洞后的第一件事，是在藏经洞里挑了一批保存最完好、最精美的书画、写卷送给了敦煌当地的长官，像是安肃道道台廷栋（廷栋很可能是王道士在肃州当兵时候的上司），并通过廷栋转送给甘肃蕃台潘某，这些事情既记载在谢稚柳《敦煌石室记》里，还被斯坦因记载在正式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里面，题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翻看。

除了廷栋，敦煌县长汪宗翰、王宗海也收到了王道士送的敦煌文书。

完全没有证据说明王道士给甘肃当地高管赠送敦煌文书是出于要保护藏经洞的虔诚目的，反而有借着珍贵文物巴结长官的嫌疑。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用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个银子）买下了29箱敦煌文物，而且是整个藏经洞中，从品相到内容都是最好的一批。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这个时候还能用斯坦因诈称是印度来的取经僧欺骗了王道士来为他卖文物开脱，那么一年后，1908年，伯希和用500两，再次从王道士手里换取了大量的珍贵文书，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俄国的奥登堡也买走了一批文书，同一年，斯坦因甚至第二次来向王道士购买藏经洞文书，这又该如何辩解呢？其实当伯希和把敦煌文书带到北京，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10年，清学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拨款6000两银子来向王道士购买藏经洞文书。

当然因为清末官吏腐败，真正到王道士手上的钱银只有三百两作为香火钱，来换取约8000张零散的敦煌卷子（现在全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从大谷探险队、奥登堡以及斯坦因能第二次从王道士那里购买到敦煌文书，我们就可以想见，王道士因为嫌清政府的款额过低，而故意私藏了一批文书没有上交。

1925年，北京大学的陈万里跟随着考古队到敦煌去考察，本来想拜访一下王道士的，但是王道士避而不见，据说是因为他是受到当地百姓的谴责而得了精神病。

题主可以参看陈万里的《西行日记》，里面记载的很详细的。

总而言之，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去的，但是他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将珍贵的敦煌文书贩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是确凿的事实。

当然，在那个政府昏聩，国家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去指责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下层民众流散国宝这么大的罪名有些不太近人情，可以把一个造成既定恶果的人美化成一个“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的伟光正形象，似乎也有些不合理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王道士是谁？他和敦煌有什么关系？这样才好评价他是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且看堂哥分析！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

本名王圆箓。

因为家里贫穷，很早就离开家乡云游四方。

在光绪初年，进入肃州巡防营当兵勇。

因为信奉道教，所以后来离开军营，便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大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此后他就与敦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始他毁誉参半的后半生。

那到底他对敦煌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敦煌流失的文物，这些文物的流失直接或者间接和他有关系：一个是在光绪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

再者就是光绪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再者就是宣统二年(1910年)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

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

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

在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

以上是根据公开资料记载，当时敦煌流失的文物，但现在大多保存在国外的博物馆中，当今敦煌学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热门之一，这些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比较珍贵的佛家文化经典，流失海外确实比较可惜。

那么，为什么敦煌文物如此珍贵呢？敦煌文化的起源在哪里？“敦煌”这个词最早出自于《史记·大宛列传》，据《汉书.地理态》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

敦煌古称“三危”。

据《都司志》记载：“三危为沙州望山，俗名羿雨山，在县城东南三十公里。

三危耸峙，如危卵欲坠。

故云。

” 至今仍称三危山。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任用卫青、霍去病连年对西域用兵，敦煌地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首次归入中国版图。

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

汉代，敦煌此乃“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东起长安，向西经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自敦煌分为南北两道。

南道出阳关，经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诸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到大宛、康居诸国。

敦煌处在这两条大路的汇合处，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过敦煌，所以成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莫高窟源自于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其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受其启发，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隋朝建立后对莫高窟进行了发展，现存隋代石窟101个，且规模宏大，技艺精湛。

唐朝，莫高窟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开窟数量达1000余窟，但是仅现存232窟，其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

在历经“安史之乱”后，敦煌被吐蕃占领；宋代，敦煌在西夏的管辖之下；到了元朝，敦煌才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

所幸的是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得以保护并发展。

明朝，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但不包括敦煌地区，此后敦煌被吐鲁番占领，而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遭损，情况已不可考。

清康熙后期，虽收复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但对莫高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保护和发展。

至王道士在光绪年间到此，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一片荒凉之地。

关于王道士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贱卖了很多敦煌文物，损失不可估量。

根据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记载:"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这算是对其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出自于一个文物贩子之口，难免会有人不信服。

而我国相关史料，如《西域考古图记》等记载，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所以说，王道士在敦煌文物流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可以说是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清以来的统治者不重视，是他们管理不力导致的恶果，所以国家强盛，文化自信要有识之士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