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春秋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 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

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

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

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

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

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

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

《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

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

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经》、《尚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

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

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入《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

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

《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

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

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管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

《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

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

《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

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

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

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参考书目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北京,1981。

简而言之孔子观史记旧闻，整理编定了《春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春秋》简要记载礼制、王道、人事，因简略孔子口传弟子。

鲁君子左丘明怕弟子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增加删改使其史实失真，于是按照孔子的史记及议论作《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

”西周春秋时期是史学的发起时期，当时各国史籍统称为《春秋》。

相传孔子修史把各国史籍汇总，以鲁史为主，兼及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史，编定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经历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其间的历史事件。

《春秋》是极简史，记事格外简练。

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

《春秋》所记之事，少则一事一字，多则不过一事四十多字，无法使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貌。

例如“郑伯克段于鄢”，整个事件只有这六个字。

《左传》则为其作解“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有了这样的解释才明白这句话里的深刻含意，及其遣辞用语的特殊之处。

《春秋》正因为惜字如金，用词格外讲究，所以称为“春秋笔法”、“大义微言”。

孔子削旧史作《春秋》，后来又口授给弟子。

后者多有为《春秋》作注者。

孔子以为《春秋》属商。

卜商，是子夏的名字。

孔子门徒中传经最得力的就是子夏。

后世儒家以此为《公羊传》源于子夏。

《春秋》诸传中《公羊传》最早流传于世。

子夏传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先秦时传播《公羊传》的都在公羊一门之内。

到了汉景帝时，公羊寿和弟子胡毋生将其书于竹帛。

先秦时的儒家孟子、荀子都善言《春秋》。

孔子是伟大的史学家 正是基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孔子精心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涉及到《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资料之一就有《古文尚书》，孔氏家族使得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史记·孔子世家》）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资料，仰赖于孔子悉心考据和整理。

今天我们研究春秋历史乃至更早一些的历史，都可以从孔子所述的《春秋》和相关的《左传》中找到线索。

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和项羽的火烧咸阳，经过孔子整理而留存下来的史料应该会更丰富。

司马迁对孔子在史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史记·年表第一：三代世表》序言是这样说明的：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之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 在《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中司马迁对孔子的史学贡献又一次予以称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甚至司马迁“谱十二诸侯”，都以孔子为界——“自共和讫孔子”。

虽然《史记》这些内容不可全信，但孔子以个人之力大量搜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事是毋庸置疑的。

在通释《论语》的前后，我通读了《春秋左氏传》。

可以说《春秋左氏传》的内容我看明白了，但对所谓的“春秋”概念所指却一直搞不清。

一般认为《春秋左氏传》所列的“经”才是《春秋》。

但实际上这“经”简略得不能再简略了，有的只标了诸如“夏四月”“秋七月”字样，后面没记录任何事件。

“经”的文字并不多，可整理的内容极少，无非是排排序，不可能耗费孔子很多精力，倒是《春秋左氏传》的文字笔法值得称道，对部分历史事件解释评论的内容极具特色。

如果说孔子仅仅抠了诸如“天王狩于河阳”几个字眼，就算修《春秋》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而实际上，读《春秋左氏传》明显可见孔子“加工”过的痕迹。

试举几例： 《左传·文公二年》在记载鲁国“大事于大庙，跻僖公”的事后加了孔子的评论：“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姑且不论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是否准确；就这个内容看，它显然是后加入的内容。

因为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这个被“评论”的事件比孔子出生还早七十五年。

类似的事件还有《左传·成公二年》对卫君允许仲叔于奚可以“曲县”“繁缨”一事，也加入了孔子的评论。

《左传·襄公十年》“生秦丕兹，事仲尼”也是在原史料基础上后加入的内容。

如果说这些都是左丘明记录的，他是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料的呢！他为什么要刻意加入这些内容呢！这些显然都是孔子为之。

查《春秋左氏传》中有二十八年三十一个历史事件涉及孔子的记录，分别以“孔丘 ”“仲尼”“孔子”来称呼。

其中以“孔丘”出现四处十次，孔子自称“丘”三次，以“孔子”出现共两次，以“仲尼”出现共二十七处三十四次，以“尼父”称之一次。

涉及孔子参与的历史事件，有昭公七年“孟釐子病不能相礼”转述他人的话里用的是“孔丘”，议论叙述用的是“仲尼”；哀公十四年孔子请伐齐的记载“孔丘”“孔子”都用了。

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全用的“孔丘”，哀公十六年孔子逝世用的是“孔丘”，定公十二年“堕三都”的记录全用的是“仲尼”。

用“仲尼”的口吻直接评论历史事件二十一处，以“孔子”评价一处，在叙述历史人物中刻意补叙的内容两处，通过事件中人物转述“孔丘”一处。

孔子评论的历史事件，有在孔子出生前发生的，有发生在孔子历世之前的，也有发生于孔子当世的。

关于孔子逝世的记录，更非“左丘明”记录，显然是孔氏门人所为。

所谓《左传》对诸如为什么要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所做的解释恰恰是孔子的意思。

所以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修“春秋”，不单单是修“经”，他还参与了所谓的《春秋左氏传》的编集整理，或者说孔子修的“经”包括《春秋左氏传》。

孔子停止修《春秋》后，他的门人继续了此后对《春秋左氏传》的整理编集，否则《春秋左氏传》不可能把孔子的逝世当作记录的重点。

那么，又怎样理解《春秋左氏传》出自鲁国史官“左丘明”之手呢？《论语》确实提到了“左丘明”这个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公冶长》第25章）从《论语》这段话的口气推断，孔子以左丘明的判断标准来比较自己的态度，流露出对左丘明的敬重，左丘明不可能晚于孔子。

从孔子这里对左丘明认同的口气判断，极有可能孔子所修《春秋》依据的资料就是左丘明一脉传承下来的，或者是左丘明提供的。

孔子不但修了《春秋》，还续写和补充了《左传》。

《史记·年表第二：十二诸侯》的序中司马迁确实提到过左丘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如果从司马迁这些话推断，左丘明应该稍晚于孔子。

但司马迁的这些话与《论语》中孔子提到左丘明时的语言态度是有矛盾的，不知道司马迁是从哪里获得这些关于左丘明的信息的。

总之，这个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是孔子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中的“文”就是历史文献。

孔子一方面整理历史文献，一方面又在积极传播历史文化。

在整理研究中，孔子也在不断地丰富自己，成就了广博的学识，《史记·孔子世家》记录的孔子就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关于“坟羊”的考辨，对吴国使者关于“骨节专车”的解释，对“有隼集于陈廷而死”，关于“楛矢”的推测，对“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所获之麟的辨识，都显示出了他丰富的历史学识。

人们在概括孔子功绩时，对他的称道主要集中在教育上和思想上，而忽略了他作为史学家对后世的卓越贡献。

作为史学家，孔子的贡献不亚于后世的一些著名史官，甚至可以与司马迁相媲美。

试想，司马迁是国家专职史官，有相应的资料来源渠道，而且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取一些想得到的资料，孔子没有“行政”上的支持，所有资料全靠“个人行为”收集，包括他删重就简整理《诗经》，也要从四面八方的不同角度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