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8834条回答。
韩国的财阀完全是韩国政府制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看三星集团起家的历史，就知道的很清楚。
三星集团在韩国创立之前，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公司，毫不起眼。
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靠同日本军人和政治家搞好关系，经营对中国东北和河北等地的朝鲜商品出口，才赚了不少钱。
随后又买通日本军头，允许他进行本来日本人垄断的酒类生意。
说通俗点，这就是发战争财。
但是，随着日本战争中后期经济困难，实行统购统销，配给制度，李秉喆无法再投机倒把，只能将公司关闭。
至此，李秉喆的三星商社都没什么了不起。
然而，在韩国独立以后，李承晚总统发现日本人被赶走后，留下大量的商业财富，占国家财富的三成。
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这些商业机构全部是日本人管理，朝鲜人只能做副手或者助手，根本没有管理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不想让这些财富瞬间瓦解，就必须找人来接手。
于是，李承晚就找到了关系比较好的李秉喆等少数商人，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这些生意转让给他们，几乎等于白送。
由此，李秉喆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巨额的第一桶金。
这还不算。
因为他们也难以经营这些五花八门的商业，眼见还是关门。
李承晚又允许他们专营国家垄断的进出口生意。
当时韩国是比较落后的，大部分商品以来进口，而高丽参等也畅销东亚，非常赚钱。
谁来做进出口生意，只要得到国家许诺，百分之百是赚钱，而且是巨额利润。
在李承晚特许几家公司专营后，他们迅速发展成强大的企业，这就是韩国财阀的起家历史。
韩国十大财阀，有九个是借此起家的，三星也不例外。
李秉喆1948年11月在汉城成立“三星物产公司”。
三星物产的主要业务是将韩国海产品出口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同时进口钢材、医药品、白糖、缝纫机和化肥等商品。
成立仅一年，三星物产就盈利1.2亿韩元，在当时韩国543家注册贸易公司中排名第七位。
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李秉喆的总资产就高达60亿韩元，堪称富可敌国。
由于韩国财阀在五六十年代就形成气候，随后无论是大独裁者朴正熙，还是后来的军政府领袖卢泰愚、全斗焕，都不可能搞垮他们。
而且，这些独裁者认为韩国毕竟是个小国，没有全面发展商业的实力，只能扶持几个大型财阀，让他们集中韩国的国力以应付世界市场的竞争。
所以，韩国财阀可以看做是李承晚、朴正熙的手下，只是负责经济方面的建设而已。
比如李承晚时代大力发展工业，三星财阀就立即去搞农业。
李秉喆发展的制糖业，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市场，又发展包括化肥、种子、水利等等，韩国农业迅速发展起来。
朴正熙时代，朴要求发展电子工业，三星集团明明没有任何基础，也拿出巨额资金和经历开始搞这一行。
到了1978年，三星山寨的黑白电视机，产量已经超过日本品牌，成为世界第一位。
而朴正熙时代，就曾恶整过不听话的财阀，李秉喆也被搞得很惨，在服软后才被赦免。
今天看来，财阀的制度有利有弊。
财阀对于将落后的韩国发展为发达国家，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财阀形成气候后，对韩国的经济其实是一个破坏。
因为财阀的实力太强了，韩国国内其他中小公司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他们是否能够生存，完全要看财阀愿不愿意。
久而久之，财阀就会出现一家独大，垄断市场行为，对国家经济其实并没有好处。
自然，韩国民主政府也意识到这点，出台一些法律防止垄断。
但今天财阀已经渗透到韩国的政界、军界、教育、文化，传媒等各行各业。
在独裁者时代，财阀充其量只是独裁者的手下，没什么了不起。
但民主政治时代，财阀开始想方设法涉足政治，支持倾向他们的政客，想要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今天，哪怕是韩国总统，如果不和韩国大财阀搞好关系，位子是很难坐稳的。
朝鲜战争中，韩国被打成一片废墟，但短短几十年，韩国GDP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也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个经济数据亮眼的“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但是在光鲜亮丽的外衣下，却有着不可见人的阴暗面。
韩国财阀韩国财阀在英文里有个“Chaebol”，是由韩文音译而来的，意思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宗族”，中文含义就是“垄断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
韩国经济命脉掌控在几大财阀手中，其排名前十的企业经济总量，占据了全国GDP的40%以上，远超一般国家的比例。
韩国现在有三星、现代、大宇、乐金及鲜京等五大财阀，以三星最为显赫，有不少人把韩国戏称为“三星共和国”，形容韩国人一生逃不过三件事：死亡、交税和三星，三星几乎承包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衣、食、住、行、用的所有产业。
“财阀”是韩国人既爱又恨的名词，一方面他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是创造奇迹的第一大功臣；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既得利益者，享受着无穷无尽的特权。
根据已有的资料，我们一起来挖掘一下这个阶层的由来、发展和演变。
韩国财阀初代财阀韩国财阀在日据时期已经出现端倪，深受日本经济模式的影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一些商人逮准了时机，进行了“政治豪赌”，大力投资新政府的倒幕运动。
这一部分人，被研究者称为“商人幕府”或者“政商”，不仅以赚钱为目的，还深度介入政治，其中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最为典型，这些企业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日本占领朝鲜后，客观上促进了当地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韩国的一些企业，也在这一时期起家，对着日本公司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
例如三星，就是在1938年成立的商会，创始人李秉哲通过中韩贸易赚了第一桶金。
总体而言，日本对当时的韩国企业主要采取了打压的态势，但以韩国三洋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本土产业，还是幸存了下来。
李秉哲二战胜利后，日本留下来的工厂、企业被全盘接收，并被低价转让给国内资本家，摇身一变成为了民族企业。
但羽翼未丰的他们，没过多久又迎来了巨大困难。
朝鲜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整个韩国几乎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签署停战协议之后，韩国总统李承晚仍然奉行“先统一再建设、不统一不建设”的原则，把与朝鲜抗衡作为首要任务，忽视经济建设和维护民生，以至于当时韩国经济远远落后于朝鲜。
各种不利条件之下，财阀经济却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美元的注入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奶水。
在战后，美国看到了韩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意在美苏两极争霸中，将韩国打造成反共的桥头堡，因此不惜倾注巨资。
从1953年到1960年，美国给予韩国经济援助高达20亿美元。
而当时，中国全年的GDP仅有300多亿美元，可见这是多么巨大一笔款项。
拿到充足现金的大企业，立即走上与李承晚政权勾结的道路。
这些大企业纷纷为李氏集团送上政治献金，并很快收到了回报。
如现代建设（现代集团前身），于1957年就拿到了汉江人行桥的承建权，利润高达合同费用的40%。
韩国三星1956年，三星也拿到了兴业银行和韩星银行的巨额股份，成为两大银行的最大股东，成功跨入金融行业。
在李承晚忽视经济、依赖财阀的做法，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的伤害，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猛增，各项经济指标惨不忍睹。
乃至到了李承晚下台后的1961年，煤、电、铁矿石的产量，仅仅达到邻国朝鲜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上世纪60-70年代，是韩国财阀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李承晚的独裁统治和错误政策，导致政治黑暗、经济下滑，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于是爆发了“四一九”运动。
1962年，少将朴正熙，也就是朴槿惠的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权，开启了长达16年的总统生涯。
朴正熙的任上，借助产业转移的浪潮，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腾飞。
韩国的人均GDP，由1960年的82美元，一跃增长到1980年的1592美元，甩掉了“贫困国家”的帽子。
朴正熙朴正熙的两大举措将财阀经济的发展推向“快车道”。
一是大力发展出口型经济，以政府为背书投放大量信贷资金，利用得天独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扶植起一大批较有实力的企业，形成了财阀的雏形。
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尤其是一些体量庞大的企业，转为私有之后，失去了监管和控制，很快成为行业内的“巨无霸”，一定程度上形成垄断。
财阀的形成对当时的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韩国的工业从无到有，并建立了较为齐全的体系；1962年时，韩国的出口额仅有5000万美元，1964年出口总额才突破1亿美元，到了1970年，已经高达10亿多美元。
整个60-80年代，韩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8%，打破了“韩国资源匮乏注定贫穷”的论断，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其发展经验更被誉为 “东亚模式”。
在韩国经济整体高速发展的同时，财阀经济更是一骑绝尘。
相比中小企业，财阀经济增速更快、占比更重：从1960年至1972年的12年间，财阀企业生产总额增长近70倍，而其他企业则是16倍；至1972年，财阀企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由原来的三成一下子飙升到七成，几乎完全把持了韩国的经济命脉。
文在寅暗藏隐忧“成也财阀、败也财阀”，财阀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提升了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但另外一个方面，带来的弊端也日渐显现。
出口主导的战略，的确是韩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缺陷和风险也不容忽视。
首先，加重了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结构脆弱异常。
高投入、高负债的运转模式，短期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长期来看却难以为继，整个经济体系严重依赖企业的高盈利。
在1965年，企业净利润可以达到近8%，但是随着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价格的上涨，到了70年代，企业利润率只剩3%左右。
一旦失去高盈利的支撑，很多企业陷入了经营危机。
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资金更偏好利润更加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让资金配比严重失衡。
三星、LG、现代等高新企业，仅前30家的企业资金，就已经超过其他所有企业的总和，严重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大型企业赢者通吃，掌握了定价权，制定市场规则，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
韩国超市其次，经济通胀加速，物价持续升高。
为了刺激出口，韩国长期实行低汇率策略，主动贬值货币。
朴正熙执政期间，货币贬值率每年达到9%。
这就导致了从战后到80年代，韩国居民消费价格通货膨胀率（CPI）一直居高不下，维持了将近30年。
甚至在1964年，达到了惊人的29.64%，远超5%的合理值，从1962年到1981年，消费品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15%以上。
除了“钱越来越不值钱了”，企业成本也急剧上升。
在政府政策引导下，银行大量印钞，财阀企业大举借债扩张，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循环。
最后，财阀尾大不掉，形成新势力。
政府、银行、财阀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致富法宝”，已经无人能够有效监管好制约。
由于过度举债，就必须以持续的生产经营来偿还不断变大的债务，于是规模扩张成了唯一的选择，财阀企业不断野蛮生长成为了惯性。
财阀企业在数量上疯狂提升的同时，相互之间又进行利益上的捆绑，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网。
韩国社会逐渐被一股新势力把持，无论政治、经济、科技，甚至司法，都被一只无形的手 *** 控着。
韩国财阀看不见的皇权上世纪80年代，为反对军事独裁，韩国爆发了民主化运动。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韩国建立了表面上的民选政府。
政府控制力的下降，反而让财阀更加肆无忌惮。
朴正熙的军事独裁被推翻后，财阀都要以“帮助困难”等困难等名目，在每年中秋和年底向政府送上“政治献金”，作为获取低息贷款和优惠政策的利益交换。
资金的数额也是越来越大，从初期的二三十亿，到了90年代已经高达百亿。
这一部分钱很多成为政党或者个人的“秘密资金”或者“选举捐款”，政客在获得权位之后，又会投桃报李，为财阀企业去争取利益。
在军事权威掌控的政府之下，财阀也比较安分守己，很少会出现去干预政治的现象，他们更多关心的只不过是如何赚取热钱。
但从卢泰愚政府上台后，政治形势较之以往更为宽松，一些改革措施对财阀造成了一些损害。
财阀们也日渐意识到，是时候凭借自身雄厚的财力，去政坛上一展身手了。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是上世纪90年代，现代集团总裁周永成成立统一国民党，积极参加国会行动，甚至参选总统，是财阀逐渐热衷政治的最好体现。
但是更多的财阀，更倾向于躲在阴暗的角落运筹帷幄。
他们逐渐成为韩国社会里最具权势的人，是隐形的特权阶级。
夸张一点来说，称他们是隐藏在民主制度之下的“皇权”，也毫不为过。
韩国总统财阀的势力，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的骨髓里，即使大韩民国的总统，也难逃这种权力的桎梏。
一个个总统成了傀儡，收受着财阀的好处，也为财阀捞取各种利益疲于奔命。
由于当中各种权力斗争错综复杂，总统很难调和好各方面关系，因此成为了“高危职业”。
青瓦台的历届主人，大多没有能以善终结尾，要么被流放，要么被监禁，要么自杀身亡。
他们的命运，难免不让人唏嘘感慨。
这些总统当中，也有不愿与财阀苟合的，比如卢武铉。
在他的任上，彻查了韩国第三大财团SK集团总裁、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婿崔泰源，以其涉嫌侵吞公司资产400多亿韩元，被判刑三年有期徒刑；现代集团会长郑梦宪也受到牵连，被调查后畏罪自杀。
卢武铉的做法惹恼了财阀，以至于他已经卸任归隐后，仍然不忘记对他进行报复。
终于卢武铉难以承受重压，从山崖上跃下，因脑部重伤而死。
所谓“刑不上大夫”，韩国财阀们几乎都有各种办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在韩国司法界，有一个著名的“三五定律”，就是如果大的财阀犯罪，如果一审判在五年以内，那么经过上诉，二审的时大多会改判为“刑期三年、缓刑五年”，就意味着他们根本不用服刑，可以直接回家继续作威作福。
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三星太子李在镕用，无不在法庭上流露出轻蔑的笑容。
韩国演艺圈不断曝光出丑闻，一些年轻女明星不堪其辱，以结束生命的方式表达抗争。
韩国明星的自杀率已经跃居世界榜首，而他们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是更加可怕的世界。
看起来外表光鲜亮丽的女明星，只不过是财阀们的玩物，甚至连最基本的“人”都当不了。
韩国的财阀就是一杯充满诱惑的毒酒，人们陶醉于他的辉煌，却又痛恨着他的存在。
这就是纠结中的韩国。
到底是“大韩民国”还是“三星共和国”，也许没有人能给出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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