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认知是什么意思

大脑里有一个观念，我们利用这个观念进行思考，这是在认知层次。

而我们对自己的观念进行重新的思考这就是元认知。

而我们利用这个观念的整个思考过程再进行思考，这就是元认知。

举个例子：有一天，你路过一个广场，那里贴着一个告示，在下午三点，举行泳装表演。

你很感兴趣，于是你在广场周围多玩了一段时间，就是为了看这次泳装表演。

下午三点到了，泳装表演开始，你大失所望，原来是一次儿童泳装表演。

一个人的思考，大部分的是候会从大脑里已有的观念出发，你心里认为这是一次美女泳装表演。

这是不自觉的假设，从这个不自觉的假设出发思考，你会得出一个结论，下午三点的泳装表演是美女泳装表演。

这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人的认知展开过程。

但元认知，就是要对自己的观念进行思考，也就是要对自己不自觉的假设进行检查，泳装表演一定是美女的泳装表演吗? 并对自己的思考过程进行重新的思考，你是什么推论出下午的泳装表演是美女的泳装表演。

对自己的思考过程进行重新的思考，这就是元认知。

元认知，是认知背后的认知。

元认知，是思维背后的思考。

即是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重新的思考。

想法控制了你，你控制了你的想法吗通俗说：想法控制了你。

如果你控制了你的想法，这就是元认知的层次。

如果你控制了你的想法，这就是元认知的层次。

如果你控制了你的想法，这就是元认知的层次。

强调三遍！

一、理想人格的塑造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通过道德修养完成的。

理想人格塑造的过程，一方面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向所处文化环境认同的过程，就是说，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

人一出生便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个体必须向一定的社会文化认同，才能融于社会，与社会相调适，为社会所接纳。

道德规范是外在于人的，把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变成个体的自觉要求，这就是传统道德教育的任务。

理想人格既是道德修养的目标，又决定道德修养过程的导向。

道德规范对个体是一种限制，带有某种强制性；道德修养就是要把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和服从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培养坚强的道德意志，由道德他律变为道德自律，使人格不断完善，逐步接近理想人格。

传统的道德教育为这一目的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方法，为修养过程安排了一定的顺序。

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便是学。

中国古代的学，首先是一种道德认知，就是说学如何做人。

明末学者朱舜水说：“夫学者，所以学为人耳。

”为学的第二位才是知识的学习。

《论语·述而》篇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教之中，行、忠、信都属德育，而“文”在当时也主要指的是礼乐制度，因而学“文”也包括了德育的内容。

孔子曾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孔子摆在首位的正是如何做人，通过学习，得到情感熏陶，学会观察社会，学会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处，学习表达政治上的批评意见及侍奉君父的道理，多知道草木鸟兽的名称。

这些内容虽也涉及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但强调的还是道德教育。

孔子的这些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德育始终是“学”的主要内容。

宋代大儒朱熹曾明确指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为学，主要是为了修身，为了道德的完善。

道德修养的最初阶段是对道德规范的认识把握。

《礼记·大学》开篇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如何“明明德”，首先是“格物致知”。

这里的“物”不是指“物质”，郑玄的解释是“物，犹事也”。

朱熹曾说：“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

”可见，物包括人的行为。

他又说：“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个当然之则。

若臣之忠，臣自是当忠；子之孝，子自是当孝。

”这就是说，格物主要是指对道德规范的认知，使受教育者把握道德规范的准则，明白其中的义理。

对道德规范的把握有两种方式，一是行为模仿，环境熏陶；二是参究义理，理性认知。

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阶段。

“小学”教育阶段主要是弄清什么是道德规范，学习如何依照道德规范处理人际关系，把握对君主、父母、兄弟、朋友的“规矩”。

由于儿童血气未定，易受外界影响，所以应特别注重言传身教，慎于择友，重视环境的影响，使儿童有正确的道德行为的模仿对象，潜移默化，习染性成。

所以《荀子·劝学》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如刘向《列女传》》记载的孟母择邻的故事，就是为人们所传诵的教子典范。

孟子3岁丧父，孟母严格教育孟子，希望他能够成才，很注意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他们原住在墓地附近，孟子就学做丧葬之事，于是孟母搬了家。

但新居邻近一个屠户，孟子又学做屠宰的游戏，孟母觉得这里的环境对孩子成长仍然不利，又第二次迁居。

这一次的住所靠近一所学校，孟子所见所闻都是读书学习之事，孟母觉得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孟子好学向上，才定居于此。

孟母还注意身教，以自己的道德榜样教育儿子。

有一次孟子听见杀猪时的猪叫声，问孟母：杀猪为什么？孟母随口答应了一句：杀猪给你吃。

事后孟母一想，这样说就是骗了儿子，孩子会学着撒谎，于是就到杀猪的人家买来猪肉，煮好给孟子吃，以示不欺。

除了道德规范的直观教育和外部灌输，使受教育者明确道德规范是什么外，儒家还强调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知，参究义理，弄清为什么。

这是“大学”阶段的主要任务。

孔子说：“未知，焉得仁？”朱熹也认为：“先知得，方行得。

”从直观的模仿、环境的熏陶上升到理性的把握，才能树立道德的自觉。

进行道德认知，获得对道德规范的理性把握，就要读书穷理。

要穷理必先读书。

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读书就是要读圣贤之书，主要是儒家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宋以后则把《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为初学的基本教材。

儒家认为，圣人之道、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等等都包蕴在经典之中，经典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反复诵习，认真钻研，才能得到切实的道德认知。

读书是穷理之始，要想穷理必须学思结合。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读书是为了穷理，学而不思则理无以明，思而不学，不读经典，不深究义理，纵有辞章记问之富，也只是一介陋儒，必须“深沉潜思”，认真领悟，“反复推究研穷。

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间又把出思量；晚间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直到求得圣贤的“道理”。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儒家的先师孔子就以“好礼”、“知礼”著称。

礼不仅是指祭祀、朝会、丧葬时的礼仪制度，而且是一种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

礼能够“正身”，规范人的道德行为；能够“定伦”，规定人际交往中的道德准则。

《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习礼、守礼，不仅可以使上下尊卑有序，维系社会秩序使之不致紊乱，而且对道德习惯的获得、理想人格的培养，都有重要的作用。

道德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要靠后天的习得。

知礼、习礼、守礼，上至事父事君，下至日常饮食起居，坐卧行立，举手投足，都能遵守礼制，日久天长，就会形成道德习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就坚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严守礼教，甚至在生活小节上也毫不懈怠，《论语·乡党》篇记载了许多孔子守礼的事例，有些简直到了烦苛的地步，如坐席不正则不坐，不按一定的方法切割的肉则不吃。

这些由礼制约束长期养成的道德习惯，可以终身无失，即使在造次颠沛之际，甚至面临生死祸福的选择，都能谨守不渝。

孔子弟子曾参病重，他的弟子乐正子春和两个儿子曾元、曾申侍奉在旁。

忽然，一名坐在席角、手执蜡烛的童子说：“这么华丽光润，是大夫的床席吧？”乐正子春赶忙制止：“别说了。

”声音惊动了衰弱的曾参，他睁开眼睛，轻轻地吁了口气，童子又说：“您的床席这么华丽光润，是大夫的床席吧？”曾参回答说：“是的，这是季孙（鲁国权臣）赐给我的，我没有来得及更换。

曾元，给我换一下床席！”因为按礼制，曾参不是大夫，不能使用大夫的床席。

曾元劝阻道：“您的病很重，不能轻易搬动，到了天亮，再给您换吧。

”曾参说：“唉！你们爱我还不如这个童子。

君子以德爱人，小人爱人则只会姑息。

现在我还有何求？只要能按礼制而死就行了。

”这样一说，大家连忙扶起曾参更换了床席，没等把曾参在床上安顿好，他就去世了。

曾参长期学礼守礼，道德习惯根深蒂固，即使在垂危之际，也恪守道德规范，真可谓死生以之了。

因此，历代为教育子弟制定了许多规范，如家训、治家格言以及各种学规、斋规等等，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礼仪都作了细致的规定。

如朱熹的《训学斋规》说：“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诸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例，名曰《训学斋规》。

”对穿衣戴帽、说话走路、清洁卫生、读书姿势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这些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都是为了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

把道德规范的外在灌输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要求，建立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是通过反求内省实现的。

反求内省，就是通过思索、领悟，使个人向社会认同，使外在的社会影响转化为内心的自觉，由道德外在的约束变为道德的自我意识，从而在道德行为方面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非常强调道德的自觉与自律，曾说：“为仁由己。

”就是说，道德规范的遵守，道德行为的实现，不是由于外界的强制约束，而是取决于内心的自觉。

反求内省，首先是对道德规范的思索、领悟，使对道德规范的知性认识内化为道德情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具备“好之”“乐之”的道德情感，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务。

其次，内省是对道德意识的自我检查、自我监督以改过迁善。

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要求每天多次检查自己的道德行为。

孔子则提出要“内自讼”，经常以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以他人作参照，“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通过内省，不断完善人格，做到“知明而行无过”。

内省的根本目的在于启发向善的自觉。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性中都有善的萌芽，“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性中固有的，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要通过自省，使这些善的萌芽“扩而充之”，树立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

在这方面，传统伦理特别强调“知耻”和“慎独”。

知耻，就是对自身违反道德规范的言行产生的一种愧疚感。

《曾子·制言上》说：“君子不贵兴道之士，而贵有耻之士。

”道德教育就是要在内心培养出这样一种知耻的道德意识。

孔子以“内省不疚”为君子。

子贡曾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作“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行己”，是行己之道，这是积极有为的方面；而“有耻”，则是对“行己”的一个限制，使行己之道不逾越道德规范，“若有不善，耻而不为”。

这种知耻意识对个人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

耻辱感的产生有两个原因。

一是受他人的侮辱而生，或者由于有某种不符合身份的举动，在公众面前产生愧疚，即俗话说的丢了“面子”。

一种是内心对错误行为的审视，是基于道德责任感而产生的。

前者是一种荣誉感，是感到自己社会地位的某种下降而引起的。

它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如果脱离这种约束，走出公众视野，往往就不会产生。

后者是一种责任感，是一种道德自律精神，是自我约束。

传统伦理更强调的是后一种“知耻”。

与此相应的便是“慎独”的要求。

《礼记·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独也。

”在旁人闻见之所不及的隐微之处，独处之时，失去了社会的监督约束，最容易放松道德要求，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动，这是考验道德修养的着力之处。

有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才能“慎独”，也只有“慎独”，才能培养出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

古人重视慎独，出现了许多 *** 守高尚的人物。

东汉人杨震，少时好学，博览群书，穷究义理，因他是陕西华阴人，诸儒称他为“关西孔子”。

他以教书为生20余年，不接受州郡官府的征召。

大家认为杨震已经年岁大了，而他修身好学之志却更加坚定。

后来大将军邓骘荐举他为“茂才”，逐渐升至荆州刺史，又调任东莱太守。

在赴东莱太守任途中，路经山东昌邑县，他以前推荐为“茂才”的王密当时正任昌邑县县令。

深夜，王密前来拜访杨震，怀揣10斤金想送给他。

杨震说：“故人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故人，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暮夜无知者。

”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羞愧而去。

杨震公正廉洁，两袖清风，子孙经常吃蔬菜，出门步行。

有些老朋友劝他为子孙置些产业，杨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他们为清官的子孙，把这个名声留给他们，不也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吗？”具有“慎独”这种高度的道德自律精神，不仅可以时时处处与德无违，使自己成为合乎道德规范的合格的社会成员，更重要的是，慎独可以提高道德修养，使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要求，这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必要的。

要想塑造理想人格，树立坚韧不拔的道德意志，还须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练。

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

独孤臣孽子，其 *** 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人之所以有德行、智慧、道术、才智，多是由于身处逆境磨练而成。

所以孤微之人在艰苦环境之中，磨练意志，奋发向上，往往有所成就；膏粱之子常常沉溺于安乐之中，不思进取，意志衰颓，终无所成。

因此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古人把艰难困苦的磨练，作为人生道路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指出担当大任的人无不是从逆境中奋斗而出的。

孟子并举了许多例子。

传说舜曾耕田、打鱼、制陶器，他的父母及弟弟都想杀他。

但舜处逆境而不消沉，不断完善道德人格，以孝闻名于世，终于为尧所用，成为一代圣王。

傅说是殷王武丁的贤相，曾因罪判刑，在建筑工地服劳役；膠鬲是殷纣的良臣，曾为商贩，贩卖鱼盐；齐国贤相管仲曾被狱吏关押，因鲍叔举荐，齐桓公用以为相，齐国大治；孙叔敖原隐居海滨，耕种自给，楚庄王用为令尹，终成霸业；百里奚以养牛贩牛为生，秦穆公用为上卿，秦国以是富强。

这些圣君贤相都出身低微，曾身处逆境，为什么后来都能开创伟业，名垂后世呢？就是由于他们经历了逆境的磨练。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也可以使人振奋，使人在体力、智力、能力、心理意志方面得到锻炼，为日后担当大任创造主观条件。

孟子的这些话，2000多年以来，一直激励鼓舞着后人在身处逆境之时奋发向上，许多人自觉地以艰难困苦锻炼自己及其子孙。

西汉疏广、疏受叔侄官至太傅和少傅，教授太子，深得宣帝的信任。

疏氏叔侄告老还乡时，宣帝赐以黄金20斤，皇太子赠金50斤。

疏广、疏受还乡后，每天叫家人置办酒食，宴请族人、宾朋，多次问，还剩多少金子，快拿去买酒食。

过了一年多，他们的子孙见黄金已所剩无几，悄悄地找到一位疏广所信任的亲族中的长辈，请他劝疏广用剩下的钱给子孙置点田宅产业。

这位长辈在闲暇时把这番话向疏广讲了。

疏广说：“我不是老昏了不顾念子孙，我旧有的田宅，令子孙勤恳劳作于其中，就足够衣食的供给，过上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

现在要是再增添产业，使子孙收入有盈余，那只是教子孙懒惰。

贤人多财则会损害志气，愚昧而多财，就会增加过错。

而且富人往往是怨恨的对象，我既然没有东西教化子孙，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使众人对他们生怨恨之心。

”听了疏广的一席话，大家都心悦诚服。

逸豫丧志，而“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已成为古人治家明训。

清代汤斌经常督促儿子汤溥等读书至半夜还不停止，他对儿子说：我让你们苦读，不是希望你们早日显贵，小孩应当吃点苦，能够吃苦就能意志坚定，将来不失足。

把吃苦作为磨练道德意志、成就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

许多富贵之家的有识之士，有意为子女设置艰苦的环境，使他们得到锻炼。

曾经做过提学副使的祝萃，家产丰足，儿子继皋已长大成人，但他一定要继皋穿粗布衣服，禁止使用绫罗绸缎。

吃饭的时候，精美的食物奉献给自己的父母，而把粗糙的食物给自己的儿子。

他这样做，是怕儿子受娇惯而放纵情志。

后来，继皋也显名于世。

在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中，经过学习、反思，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经过艰难困苦的反复磨练，自觉的道德意识又升华为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坚强的道德意志。

具有这样的道德品质就能在任何情况之下保持道德 *** 守，富贵显达而不致壮志消磨；时乖运蹇也不屈从于环境的逼迫，始终不改其志；甚至在国破家亡、势孤力穷之时仍能一秉初衷，从容赴死。

这样的人格，才是高尚的、完整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