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拼音

上海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材中的一篇课文《打碗碗花》，将原文中的“外婆”全部替换成“姥姥”，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人表示不接受，高呼“还我外婆！”上海市教委回应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词汇，而“姥姥”一词则是普通话词汇，将“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

然而文章的原作者李天芳却表示，出版社使用文章和换词的事并未经过她的同意。

《打碗碗花》的作者李天芳是陕西人，原文中所用的都是“外婆”一词。

有关“外婆”的“姥姥”两个词汇，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姥姥”一词却无此标注，原因是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每个的地方的称呼也有所差别，南方人口中的“外婆”，到了北方则通常称为“姥姥”，但随着南北语言融合的加深，这样的差异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因此方言词和通用词汇之间的选择也应从宽录取。

若是一味较真的话，“外婆”和“姥姥”都应属于方言口语，真正的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

其实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也都带有许多特色的方言词汇，莫言的作品中就有许多高密方言，鲁迅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绍兴词汇，陈忠实、贾平凹小说中有许多陕西方言，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许多湖南话......方言词汇的使用，能为文章增色不少，让人领略到不同地区的语言特色和文化魅力，若是将这些特色方言全改成通用词汇，不仅会使文章黯然失色，失掉原有的语言魅力，也会在一定程度歪曲了原作者的本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词语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有些词从贬义变成褒义，有些则从单义变成多义。

例如“盗”和“贼”两个字，在古代和现代中的意思是相反的，中国古代贼是抢人的，盗是偷东西的，现在则相反；“风流”两个字在古代是褒义词，李白诗中就有“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诗句，放到现在，“风流”二字就变成贬义词了。

自古以来，语言和文字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主持人马东在采访语言学家周有光时，问及他如何看待如今甚嚣尘上的火星文，周有光的回答是：“过五十年再说，过五十年留下来的就进字典，五十年内没了也就没了”。

语言和文字由繁到简，由难到易，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无论是通用词还是方言词，只要是适用的，历经时间的考验自然会留存下来。

因而强制性去掉方言词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

且上文所述：“外婆”和“姥姥”都应属于方言口语，真正的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

上海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中收录了陕西作家李天芳的一篇文章《打碗碗花》。

课文中，把原作中的“外婆”改成了“姥姥”。

这一改动，被细心的读者发现，并发布在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许多对此改动不满，强烈要求“还我外婆”。

据上海市教育局对此的回应称，“姥姥”一词是普通话，而“外婆”属方言。

之所以这样改动，是本着推广普通话，推进使用民族规范词语的初衷做出的决定。

这种解释并没有平息人们的不满。

有网友说：“‘打碗碗花’也是方言，为什么不改成‘牵牛花’呢？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存在，可以表现地域文化的特点。

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随意改动，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

”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有结果了。

据昨天的央视新闻报道，在群众的呼吁之下，上海市教育局已经决定把“姥姥”一词改回原来的“外婆”并为此事道歉。

在央视的评论中，没有涉及到方言与普通话之争的话题。

主要是从对原作者尊重的角度上进行了简单评论。

至此，这个事件顺利解决。

但网上的讨论还在继续。

今天我们回答的问题，就是证明。

在这一事件中，我觉得把他归结为南方话与北方话之争，普通话与方言之争，都没有太大意义。

追问到底是叫姥姥的多，还是叫外婆的多，也没什么意义。

有意义的是人 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这篇课文到底是用“外婆”对呢？还是用“姥姥”对，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坚持“还我外婆”的人说：“我们以前耳熟能详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是不是也要改成‘姥姥的澎湖湾’？”但是，习惯叫“姥姥”的人也可以说：“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是不是要改为‘外婆门前’呢？”所以，无所谓那个正确，作者原来用的是那个，就应该是那个。

上海市教育局随意改动了作者的文章，就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不尊重。

在我的印象中，南方人叫外婆的多一些，北方人叫“姥姥”的多些。

但这情况也不绝对。

北方人也有叫外婆的，正如南方人也有叫姥姥的一样。

而本文的作者李天芳，就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一样。

上海市教育局是教育管理部门。

审核教材是它的分内之事。

一篇文章要选入中小学教材，由教育主管部门把关，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外婆”一词的改动，从推广普通话的角度来说，虽好像言之成理。

但却并非必要。

原因很简单，这两个词语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

既然是上海市的教材。

那么当然要尊重上海的人民。

况且，作者原来用的就是“外婆”。

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

因为字典中把“外婆”当成方言，而把“姥姥”当成普通话，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改正。

以加强“姥姥”的正统性，“外婆”的方言性，未免有点迂腐了。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这两个词，就是毫无差别的同义词。

这件事引起人们的讨论，我觉得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应用，各地的方言这些年来正是飞快的速度在消失之中。

当然，普通话的推广，对于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交往，产生了极大的便利。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前。

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人们进行交流是有障碍的。

普通话推广之后，这种障碍被打破。

但同时，方言在慢慢消失。

不用说别的，就说上海话，它是中国几大语系之中的吴语系统，与两广东话，闽南话一样，属于一种很有特色的方言。

可是，现在上海的许多小朋友都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遗憾。

方言之中，无论是它们各自不同于普通话的发音，还是一些独特的语汇，都包含地方文化信息。

如果方言消失了。

这些文化信息也就消失了。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

对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十年前，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一起，一开口说话，就知道这一个是山东人，那一个是河南人，那一个是山西人，那个是四川人，那个是广东人。

现在，许多省份的人聚在一起，很难从口音上分辩出谁是那里人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们在享受交往的便利性的时候。

与以前对比，忽然发现，我们的生活统统被格式化了。

语言变成了统一的腔调，行为变成了统一的模式，审美变成了统一的标准。

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信息化的便利的同时，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点遗憾，一点不足。

“姥姥”与“外婆”之争，或许正是这种心情的表现。

说明我们不愿意自己的语言被格式化。

那些极力证明“外婆”正确或是“姥姥”正确的人，大概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他们争的是谁来主导这种格式化。

当然，对上海市教育局的意见和不满，是对格式化的反抗。

上海市教育局的改正，体现了他们的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