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

公孙弘他是西汉名臣，他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狱吏，后因犯法就丢了工作。

公孙弘丢了工作后，为了生活，于是就去海上牧猪。

当然就算如此，公孙弘还是有才学的。

在汉文帝时期，公孙弘就曾和贾谊被征为博士。

在公孙弘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还是不忘学习，比如学习《春秋》杂说、《公羊传》。

到汉武帝建元元年的时候，汉武帝命令朝堂和郡国举贤，那时已经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知名被举荐到朝廷。

不过可惜的是，后来有一次，汉武帝让公孙弘出使匈奴，因为复命之言没有合汉武帝的心意，所以汉武帝就果断的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所以公孙弘就免职回家。

有意思的是，后来汉武帝又命令郡国举贤，而这一次公孙弘又被推荐到朝廷。

到朝廷后，汉武帝不仅把公孙弘的文章定位第一，而且还再次拜他为博士，让他在金马门待诏。

后来公孙弘又先后做了左内史、御史大夫。

在丞相薛泽被免职后，汉武帝就想让公孙弘为相。

不过汉朝的之前的制度是，想要为丞相，首先要是列猴。

也就是说丞相之职一直说选用列侯担任。

而那时汉武帝虽然想让公孙弘为相，但那是公孙弘却还没有侯爵。

于是汉武帝就先封公孙弘为平津侯。

公孙弘的这个事例，就是以丞相封侯的例子，同时还是西汉第一位以丞相封侯的人，可谓是开创了先例。

公孙弘为相侯，广招贤能、关注民生，同时他还为儒学的推广做了不少贡献，他倡导节俭，想为帝天下人的榜样，身为丞相的他，吃的并非山珍海味，而且粗茶淡饭。

所以很多士人都认为公孙弘是贤良之人。

总的来说，公孙弘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怎么评价公孙弘？从公孙弘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主义者的坠落，清明于世者的妥协，老成持重者的洞明。

1、六十岁的坚持、七十岁的圆滑。

公孙弘贫苦出身，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监牢里当狱卒，犯事儿被免职了，之后靠养猪为生，养了大半辈子的猪，生活的奔波、贫困以及琐碎并没有击倒他，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深入学习的东西，那就是《春秋》，他浸淫于此近二十年，学有所成，名传四方。

学而优则仕，这是所有有抱负，想让其学显于世的人都要走的路，公孙弘也同样如此。

六十岁的时候，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汉武帝让他出使匈奴，回来后做的报告不和汉武帝的意，汉武帝有点恼火，认为其才能不足以为“贤良”。

满腔热情期待着能有一番作为发挥所学的公孙弘被当头浇了一盆冰水，心灰意冷之下称病辞职。

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此时他已经六十岁了。

耳顺之年。

此后十年，公孙弘没有再出仕，他默默地回到了家乡，继续潜心治学，其学问愈发高深，以至于所在地方觉得这等人才实在不该埋没于乡野，不顾公孙弘的推辞，再一次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出现在了朝堂之上。

再一次向朝廷推举了他。

这一年他已经七十岁了。

（影视剧中的公孙弘）古稀之年，在古代已经算高寿，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为什么还要走入名利场中？因为不甘心。

公孙弘所学的《春秋》是一个治世之学，他想要实践自己的所学就必须走出来，想要传播自己的所学也需要走出来。

公孙弘站在朝堂上，他看着高坐堂上的大汉天子，知道这一次自己又要面临一场考验——也是一场拷问——问的是自己的心以及精神。

你能为了理想放弃多少？汉武帝问满堂公卿，“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这句话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问，如何才能让我大汉天下兴盛不绝？公孙弘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话说得很漂亮，先抑后扬，先总结出八条治理百姓的根本方略，“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之后就开始拍汉武帝的马屁，皇帝实行德政而达到人和。

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以为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

在这篇有名的对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孙弘对汉武帝的迎合，同样也能从其迎合中见到公孙弘思想的精华，那就是“引礼入法”，此处的礼既指礼仪，也指道义，既是伦理，也是德行。

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

这一次公孙弘摸清楚了汉武帝的喜好，在这场对策中得了头名。

而让他更进一步明白该如何做的却是在如何处置西南夷一事中得到的经验。

汉武帝想开发西南夷，巴、蜀等地苦于征派，公孙弘被派去当地视察，回来后极力劝阻陈言西南夷除了劳民伤财外没什么用，汉武帝不为所动。

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

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这一次的进言是公孙弘行事风格的转折点，或者也可以说，公孙弘作为一个已经古稀之年的老人，人生经验之丰富足以让他从十年前惹怒汉武帝，到十年后逢迎汉武帝受到赏识，却在随后的“盛毁”进言中又不为汉武帝所喜的经历中，明白该如何在一个不容忤逆的皇帝手中达成自己的目的。

自此后，他开始让人司马迁诟病，认为他“曲学阿世”，歪曲自身所学以投人主之好。

然而，从实际记载来看，公孙弘并没有“曲学”，仅仅是逢迎上峰的脾性罢了。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

他从不当庭与汉武帝争辩，也从不在政事中自作主张，而是自己提出一二三让汉武帝“自择”，并且为了达到目的，常常做出“退三进一”的事儿。

比如在“盛毁”西南夷的数年后，公孙弘已经升任内史，汉武帝又在东边设置了沧海郡，在北方修筑了朔方郡，公孙弘数次劝谏，汉武帝命令朱买臣驳斥公孙弘，朱买臣提出是个问题以此来论证设置朔方郡的必要性，公孙弘一条也不能反驳，于是他一边向汉武帝谢罪一边说，我现在知道朔方郡如此重要了，为了专一经营好朔方郡，希望罢去西南夷和沧海郡。

汉武帝同意了。

这种迂回曲折的达成自己目的的做法，使得公孙弘的谏言常常能为汉武帝接受，并在此过程中使得自己的所学和所想真正流传于世。

而在汉武帝一朝中，逢迎和谄媚的名臣良将又何止一个公孙弘，或者该说是，他所任用的大臣几乎都必须这么做才能站在这个朝堂上。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卫青人虽然是个好人，天下人也称赞于他，但他还是以“和柔”谄媚人主。

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2、公孙弘——具有自主能力的“工具人”汉武帝时候为了拢权，身边渐渐聚集了一群能够直接参与朝政的近臣和亲信，这群近臣和亲信最终形成了中朝，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开始争夺权力。

“以贤良文学”入朝的公孙弘，是汉武帝的中朝成员之一。

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汉武帝因为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权位设置，又因为前任丞相田蚡——身兼外戚——的擅权，一度对汉武帝造成了威胁。

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丞相的位高权重，对于性格独断专行的汉武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利用窦太皇太后以及王太后两方的外戚互斗，使田蚡惊惧而亡。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巿。

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

《汉书》丞相之位空缺，让什么人当丞相就成了一个问题。

汉朝开国以来的历任丞相几乎都是勋贵出身，常以列侯而封丞相，田蚡正是依仗着外戚勋贵的身份才得以擅权，因此，汉武帝肯定不想重蹈覆辙。

他目之所及看着朝堂上的臣子，渐渐地把目光放到了公孙弘身上。

公孙弘出身贫寒，且言行一贯的谨慎，厚重，又是自己的亲信中朝的一员，还是个七十多岁死之将至的老人，精力有限。

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公孙弘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人员。

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公孙弘是汉朝第一个任职丞相后再封侯的，也是第一个出身低微的丞相。

在他担任丞相的这几年，汉武帝的中朝开始发挥影响力，渐渐地成为了决策的中心，而丞相的影响力慢慢被削弱，甚至连部分权柄都被渐次剥离。

可以说，公孙弘作为汉武帝有意任命的丞相，其言行完美贯彻了汉武帝的意志。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

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

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

《史记·汲郑列传》从公孙弘起，即便之后的丞相依然有勋贵出身的，但再也无法重现汉初时丞相的尊荣。

《宋史》中就曾经评价说，自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相，公孙弘阿谀附上，从此，丞相之位再也不复从前。

汉武帝用兵以来，大司马、大将军之权重而丞相轻。

公孙弘为相，卫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业无有。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作为汉武帝“工具人”的公孙弘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如前面所说的，公孙弘是一个善于利用汉武帝的性格达成自己目标的人，所以他抓住一切机会去实践了自己的所学。

3、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作用。

公孙弘以刑名出身治《公羊春秋》，试图糅合儒学和法术，以儒学为法术提供法理上的依据，同时也以儒学中的礼义等内容中和法术的酷厉以调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

他的所学本来就是一种偏实践的适应更集权化的帝制的“儒术”。

同样是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更偏向于理论化，他为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最终选择提供了理论方面的依据，而公孙弘则顺应时势，从虚入实，使董仲舒等一干儒学经师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渗透入汉朝的骨血中。

这正是因为公孙弘出身于法家，法家重实践的同时又有一整套的架构，而儒学附着于上为这种架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使得儒法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合流。

他最重要的举措是以反对任用酷吏出任郡守等一方主政入手，进而对如何培养官员提出了建议。

当时一个叫宁成的地方官员因贪酷而免官居家，汉武帝认为他法令森严，想任用他为一方郡守，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反对任用这种酷吏为一方主政，认为其治如同让狼去放牧羊群。

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

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

成不可使治民。

”上乃拜成为关都尉。

《史记》那么如何让官员更具有道德修养和理政能力呢？那就是以奉行礼仪仁智的儒家经学作为考校的标准来任用官吏。

品级两百石以上的官员及吏一百石者，“通一艺以上”也就是说至少能够熟悉儒家的一本经书，能够升职。

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

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

这个建言实在太深得“法家”权术的精髓，从此，儒家正式成为官方学说，成为天下所有有志于当官的士人必须和必精科目。

使得天下士人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了儒学上，变相的打击了其他学说的流行，为“罢黜百家”提供了最有利的武器。

兵不血刃完成了统一思想的任务。

这也是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的肇端。

也是中国文官体制以及官僚职业化的肇端。

这一政策影响千古。

所以，公孙弘是一个实践派的儒法合流的经学大师，他以“曲学阿世”的面目被许多史家所诟病，然而从其经历来看，“曲学阿世”也不过是其达成目标的手段，这是伴随着士人从春秋战国时的游学论道到秦汉之际的为帝王所用的转变而来的。

公孙弘也只是一个殚精竭虑实践自身所学的士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