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是什么意思

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度。

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为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

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都城的设置，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

陪都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

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西周初年设立的雒邑(今洛阳)。

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此外，朝鲜、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制度。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

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1，由于都城偏居边地，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如西周的洛阳。

2，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建都在边区，后来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如清之盛京，元之开平府。

3，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

4，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如唐朝的南京成都，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

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

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

只有靠空袭。

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

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

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

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

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

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

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

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q支d药。

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

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

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

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

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庐山座谈会，向各界名流和知识分子征求意见。

7月16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这样说道： 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

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土寸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

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卒，亦必与敌抗战到底。

日军从东北、华北和华东三面进攻中国，国民政府一反以往息事宁人的态度，以主动、积极姿态布置对日军事。

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京、上海一带，日军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正如老照片收藏和研究者秦风在其《陪都重庆：1938——1945》序言中所说：“中国军民牺牲惨重，不过日军也同样遍体鳞伤。

”1937年11月20日，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南京前夕，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中心意思只有一点，为维护民族与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不惜抗战到底。

《宣言》最后一段道出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初衷：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 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考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言，惟共勉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就预感到中日必有一战，但中国长期战乱，国力与日本相比有悬殊，因此国民政府从战略角度出发，有意识的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作战略布局。

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的布局已基本形成，所以蒋介石开始强硬抗战。

南京陷落后，中国最高指挥中枢迁至武汉，筹划指挥武汉会战。

从南京到武汉，日军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此，《陪都重庆：1938——1945》如此评价： （日军）表面上攻城略地，实际上却步入中国的战略布局。

日军的战线拉长，兵员死伤不断增加，中国军队和游击队仍然活跃在日军占领城市之间的广大地区。

只要中国人不屈服，坚持抗战到底日军随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加上重庆位于险峻的巴蜀之地，对于日军而言，表面上近在咫尺，实际上却远如天涯，往后七年，完全无力一窥山城之究竟。

此间，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理念，这也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迁都重庆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校、工厂、文化、科研、金融等机构也随政府西迁，重庆由西南地区的区域性城市变为全国乃至亚洲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同时宣布将来胜利还都后，重庆也“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这就是重庆“陪都”名称的前因后果。

八年抗战，山城重庆经历了今人难以想象的风风雨雨，虽历经敌机轰炸，满目疮痍，但正如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一样，这座城市永远也不会屈服，直到抗战结束，日本人未踏进重庆半步。

今天，重庆到处都是抗战遗存和当时的名人故居、历史建筑，这些饱经战火的老物件、老建筑与永不服输、永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一起构成了重庆的陪都文化。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