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水浒传》第一回中,洪太尉不听江西信州龙虎山上清宫众道士的劝阻,执意打开了被封禁多年的“伏魔之殿”,并掀开了被石碑和石龟镇压着的深不见底的地穴,从而放出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
洪太尉不听劝阻,放走群魔这件事发生在北宋嘉佑三年,即公元1058年,当时执政的是仁宗皇帝。
但大家都熟知,水泊梁山“聚义”的事情发生在宋徽宗年间。
宋徽宗是北宋第八位皇帝,从公元1100年开始执掌天下。
从仁宗到徽宗,这一段时间是42年。
宋徽宗登基后,举目无亲信,于是就抬举高俅。
不到半年时间,就把高俅提拔做到了殿帅府太尉。
后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受高俅挤兑,被迫携母私走延安府。
因投宿史家村,从而引出了《水浒传》中出现的第一条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王进到得史家村是什么时节呢?书中交代,母子二人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深宅大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有二三百株大柳树。
看那庄院,但见:前通官道,后靠溪冈。
一周遭杨柳绿阴浓,四下里乔松青似染。
草堂高起,尽在五运山庄;亭馆低轩,直造倚山临水。
转屋角羊牛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
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
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这说明,王进到史进庄上的时间正是盛夏时节,六七月间。
我们算个简单的加法,可以得出题主问题的答案:洪太尉放走妖魔,大约42年半的时间后出现了梁山好汉。
王进棒打九纹龙在本问题之中,我认为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那就是:施耐庵写的分明是宋徽宗年间的故事,为什么却要从宋仁宗时期写起呢?这其间,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位皇帝,而且书中说: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可以肯定地说,人家这几位皇帝虽然也有瑕疵,但总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天下太平,没有大的变故。
宋仁宗可作者笔锋一转,不单表宋徽宗如何如何,却首当其冲地写了高俅的发迹史和他的“恶”之始(迫害王进)。
而高俅又是宋徽宗驾前的红人。
身居高位,搅乱朝纲的高俅为何?这里,用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过的话来说明,最为贴切。
他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对这个问题总说一句:书中虽然用了不长的章节写了北宋的皇帝更迭,实际是在写北宋王朝由治到乱的一个过程,更是交代清楚了这种昏暗腐败局面的来由和根源,也为梁山好汉的出场,水泊聚义的“被逼无奈”做了充分的铺垫。
水泊梁山起义至于宋江起义,时间是宣和元年,即公元1119年,也就是宋徽宗执政19年后。
此中的玄机,咱们另篇再叙。
洪太尉放走妖魔后,六十年后出现了梁山好汉。
这段时间,正好是一个甲子,与《水浒传·引首》中说的“天道循环”暗合。
那么,我凭什么如此准确的断言,时隔六十年后,洪太尉放走的妖魔“变成”了梁山好汉呢?高俅是哪一年达到职位顶峰的书中交代,宋仁宗嘉祐三年三月初三五更三点,大宋皇帝在紫宸殿召集群丑,商议祈禳瘟疫之事。
因为这次早朝,洪太尉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张天师到京师祈禳瘟疫。
于是,洪太尉误走了妖魔。
也就是说,洪太尉放走妖魔是在宋仁宗嘉祐三年的时候,即公元1058年。
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后,故事便立即来到了宋哲宗时期。
在讲述了一大段高俅与端王的故事后,就是宋徽宗登基做皇帝。
这一年,应当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
第二年,宋徽宗改国号为建中靖国。
《水浒传》中说,端王做了皇帝,半年之内就把高俅抬举到了殿帅府太尉的职位上。
高俅做了太尉,立即将王进逼走。
如此算来,王进私走延安府的时间就应当是元符三年的六、七月间。
于是,第一个明出场的梁山好汉史进,就是这一年“出现”的。
换算过来,也就是洪太尉放走妖魔之后的四十二年后,出现了梁山好汉。
其实,这个时间是施耐庵压缩了时间空间,使用了障眼法。
历史真实中,高俅升官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而是“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挥塵后录》)”。
高俅“使相”的时间,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宋史·徽宗本纪》中说,宣和四年(1122年)“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以此时间推算,高俅确实是经历了二十年时间才达到了他的职位顶峰。
所以,梁山好汉的出现,不会是四十二年之后的元符三年。
王教头是哪一年私走延安府的那么,《水浒传》是不是写错了呢?其实,施耐庵并没有写错,而是在其中暗藏了历史上真实的时间节点。
书中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
这一天,王进点卯不应险遭高俅报复,便决定私走延安府。
查《宋史·徽宗本纪》可知,政和七年春正月“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政和七年就是公元1117年。
高俅在“循至使相”前,曾经做过《水浒传》中所说的殿帅府太尉。
两年之后,也就是宣和元年(1119年),便爆发了梁山起义。
《水浒传》中说,王进离开东京城,在路上走了一个月多,便来到了史家村。
当时的季节是“四下里绿阴似染。
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
农家尚未到打麦季节,“绿荫似染”,大概就是六七月天气了。
以此推算,从1058年3月到1117年六七月,时间正好过去了六十个年头。
王进在史太公家住了五七日,便遇到了第一个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
所以,第一个梁山好汉史进出现,正是洪太尉放走妖魔的第六十年。
鲁提辖是哪一年拳打镇关西的史进出现后,便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开始陆陆续续的引出了梁山好汉。
因为在中秋节大闹史家村,史进便误打误撞的来到了渭州城,遇到了小种经略府的提辖鲁达。
这期间,时间顺序一点都不乱。
而且,其中还隐藏着宋徽宗改元重和,政和七年少了一个月的真实历史。
为了节省篇幅,我以鲁达拳打镇关西的细节,来再次印证梁山好汉为何是在六十年之后出现的。
却说鲁达送走了金翠莲父女,便去找郑屠算账。
郑屠的肉铺是在渭州城的状元桥下,这个“状元桥”就表明,这个故事发生在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
为何?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唯一的皇子状元,他就是宋徽宗的第三子赵楷。
重和元年,赵楷参加科举考试,高中殿试第一名。
但宋徽宗为了避嫌,没有点儿子做状元。
宋徽宗没点是另外一回事,殿试第一名就是名副其实的状元。
施耐庵以“状元桥”暗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就发生在重和元年,也就是梁山好汉出现的第二年。
施耐庵为何要如此准确的交代这个时间节点呢?花和尚是哪一年大闹五台山的第一,赵楷是宋徽宗的第三子,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宋三郎”。
但是,赵楷却没有做成皇帝。
因而,他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宋三郎。
在此,我只点书中的暗喻,不再讨论其深层次的含义。
这个隐喻究竟是何寓意,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讲。
第二,重和元年时,北宋王朝发生了一件自取灭亡的大事,那就是启动了“宋金海上之盟”,与金国盟约夹攻辽国。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骂了一番“细思极恐”的话:洒家自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
你是个卖肉的 *** 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这段话中隐藏了三个“镇关西”,更隐藏了三个皇帝。
这些隐喻,都指向“宋金海上之盟”。
施耐庵说,重和元年启动的“宋金海上之盟”是宋徽宗出卖祖业,祸害家国的罪恶勾当。
鲁达做了和尚后,两次大闹五台山。
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前,到山下的市井中定制了一把戒刀,一条水磨禅杖。
这条禅杖是铁匠铺待诏确定的重量,即六十二斤。
禅杖的重量其实是一个时间符码,说的是1058年洪太尉误走妖魔,经历六十二年,便发生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
因为,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下革佛诏革佛,施耐庵以花和尚对佛门的破坏和亵渎,暗藏了这样一段历史。
宋江是哪一年三打祝家庄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起因是时迁偷鸡,而在时迁偷鸡之前,却是杨雄、石秀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
杨雄、石秀杀人之后,便商量着去梁山入伙。
此时,时迁忽然冒了出来,要与他二人一同去梁山。
于是,三人离开蓟州,投奔梁山。
书中写道:杨雄等人“在路夜宿晓行,不则一日,行到郓州地面”。
这里,施耐庵又以“郓州”这个地名,交代了此时是宣和元年十一月之前。
《宋史·徽宗本纪》记载,宣和元年十一月“升邢州为信德,陈州为淮宁,襄州为襄阳,庆州为庆阳,安州为德安,郓州为东平”。
也就是说,过了宣和元年十一月,郓州就该叫东平府了。
很多学者讨论宋江到底是哪一年上梁山起义的,虽然比较一致的认为是宣和元年,但却很难找到过硬的史料实证。
假如以《大宋宣和遗事》做史料依据,则宋江起义就应当是宣和二年之后了。
因为,这部笔记体野史中“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就发生在宣和二年。
《水浒传》依据了《大宋宣和遗事》这个蓝本,但施耐庵并没有采信它的时间,而是从正史中求证,把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时间定格在宣和元年十一月之前。
而梁山好汉董平出现时,肯定是在宣和元年之后,此时,已经没有郓州,只有东平府了。
宋徽宗升郓州为东平府,就是梁山好汉于宣和元年起义的重要史料依据,《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
在郓州升东平府这条记载的前一句,还有一笔与《水浒传》有关的记载,说的是“岚州黄河清”。
这大概就是“清河县”的来历。
两条记载紧挨着,所以,清河县便在东平府的邻郡了。
从政和七年起,梁山好汉纷纷出场,直到宣和三年完成大聚义。
洪太尉放走的妖魔经历六十年后,在历史的五台上演绎了一段英雄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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