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众我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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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众我寡，汉语成语，拼音是dí zhòng wǒ guǎ，意思是敌方人数多，我方人数少。

形容双方对峙，众寡悬殊。

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相关说明【近义词】众寡悬殊、寡不敌众【反义词】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棋逢对手、等量齐观示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势必是一场硬仗。

敌众我寡的意思古代战场，敌众我寡，是战死还是投降？（从政治和哲学等立场分析）？

古代战场敌众我寡，是选择战死，还是选择投降，要看具体情况。

1，天下大乱，已成无主之势。

必须有新的统治集团出现，才能还天下一个太平。

此时强敌来犯，若敌方集团有统一天下的能力，有还天下太平之心，就可以考虑投降。

若敌方只是狼子野心，只为烧杀抢掠而来，就应奋死力战，至死方休。

①明末，崇祯帝殉难，又没传下立储遗诏，天下大乱。

北有闯王丶清朝，东有后明小朝廷，南有几个南明小朝廷，西有张献忠大西国，另外各地朱明王侯，纷纷拥兵自保。

此时，清朝灭闯王，一路南来，势如破竹。

清朝一路威逼利诱，边打边谈。

而各地汉人守军，是各自为战，表面上抗清，实质上在勾心斗角。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和谈投降。

一方面，降低百姓伤亡，另一方面，让天下快速归一，还天下一个太平。

②，蒙元伐宋，宋帝还在，南宋内部安定。

此时，宋军即便面临敌众我寡，也应奋死力战，至死方休。

否则就是背德叛国。

因此钓鱼城，以一城之力，奋死抗元。

各地义士，有不少人，战死方休。

报国只在国家还存在的时侯，才是正义的行为。

那些打着旗号，为已经消亡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国家，去复国的行为，其实就是为了一己私欲，去扰乱天下。

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不会成功的。

2，战争要看正义性，要对对方的前景，进行评估。

①例如，东汉末年，诸侯混战。

各方势力都无正义可言，敌众我寡，就应投降。

这样可以少死人。

②例如，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开历史的倒车，大搞种族屠杀，大肆实施反人类罪行。

对此恶徒，死战是唯一的选择，投降就是慢性自杀。

当年，旦凡法西斯掌控的地区，本地人口都呈大幅减少的趋势。

由于法西斯天生邪恶，灭亡是注定的。

追随法西斯就等于自寻死路。

③例如，北宋统一了北方，吴越国主看到了天下归一的前景，看见了天下繁荣的希望，吴越国主钱氏，主动放弃国权，上表请降，吴越归宋。

如此一来，避过战祸，为江南千年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总之，人总有一死，战死不过马上就死，投降也许就多活几天，而且活得不会太好。

作为战将或战士，在敌众我寡之时，是战是降的判断依据，应该是看投降是否利于天下人，利于天下发展。

如果投降，利人利己利天下，那就应该降。

如果投降是叛主害民，祸害苍生，那就不能投降，应该选择死战，至死方休。

1944年8月的衡阳，方先觉为了第十军7000多伤兵免遭屠戮，抵抗了47天后率部放下了武器，虽然打着“停战”的旗号并且被日寇改编为所谓“先和军”，但其实就是投降。

虽然逃回重庆后蒋某人并没有难为他，还授予勋章并委为青年军副师长，只是为了表达自己未能兑现诺言“两周内”解围的愧意，而不是赞同方先觉的做法。

（庞炳勋）方先觉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后几十年始终活在同僚的讥讽之中，背负着巨大的思想压力，退役时曾嚎啕大哭，恨不当年战死衡阳。

而日本人没有屠杀第10军被俘官兵，也不是改过自新变成了善男信女，一方面是战争已经进入到1944年，日军中高级军官的心态悄然发生变化，不太敢胡来；一方面是前头还需要打全州、打桂林、打柳州，衡阳如果杀俘，势必激起后面更激烈的抵抗，得不偿失。

至于说到对方先觉敬重？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吧。

台儿庄战役中血搏板垣师团的西北军庞炳勋（第3军团长），后来已经成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然而在1942年兵败被围后，最终选择了投降，成为了汪伪军的将领。

如果你注意研习军史，就会发现在解放战争中，类似的将领都不会被重用和提拔，老资格的吴化文作战稍有不力，就被王耀武骂的狗血喷头，孙良诚亦如此，无它，对于抗日战争中曾经变节的将领来说，污点是永远抹不掉的，自然被军中普遍瞧不起。

（方先觉）而在1943年的常德会战中，死守常德城14天的第74军57师余程万将军，8000人战至最后仅剩几百人时仍然没有投降，最终在部下的苦劝下突围，无愧于第74军“抗日铁军”的称号和57师“虎贲”威名。

蒋某人后来做样子要q毙他，其实是因为在开罗会议上有点栽面，以及常德光复时废墟里站出来百余名伤兵，余程万没有做到与所有部下共存亡。

但是总体而言，余程万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力战不止，宁死不降。

至于说到政治层面，上述三个案例有个共性，都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属于“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倭寇，是不应该有投降之念的。

南京城破后，对这一点没有认清的9万名官兵，许多人放下武器主动向日军投降（日军是有记载的），等到被集中起来用机q屠杀时，他们才想起来反抗“跟日本人拼啦”，悔之晚矣！（余程万）原因很简单，日本侵略者在那个年代对中华民族有着深深的歧视，从称谓到具体的事例有很多，这是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的生死之战，你就算投降了他们也未必放过你，既然左右是个死，为何不力战到底？至少死的还有些尊严。

这与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当历史的车轮不能阻挡时，顺应潮流从而减少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不是死守愚忠，起义、投诚或者投降无可厚非。

北平正式和平解放是1949年1月30日，而关于北平战与和的谈判早在前一年的年底就展开了，我军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曾经要求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13日之前开出城外，以避免傅部无限期拖延的情况发生。

然而面对20多万东野大军的包围，陈长捷一不出城接受改编，二不放下武器投降，最终29个小时兵败被俘，自己也成了战犯。

可是在天津战役中双方数万人的死伤，炮火连天造成的巨大损失，是不是本来可以避免呢？（孙良诚）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场上的蒋军残部只剩下被包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

1948年12月8日，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和谭震林三位首长联名致信杜聿明，要求他：“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联名信被誊写多份，由俘虏带进包围圈，杜聿明看完信后心有所动，拿去给邱清泉以试探他的态度，结果后者看了一半就把信烧了，杜聿明只好作罢。

邱清泉真的“视死如归”吗？当然不是，他无非是深感与我军恶战经久罪孽太多，私下里他却对参谋长李汉萍说：“只有欧洲人打仗最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投降，不像我们中国，明知道不能打，也非打下去不可”。

其实邱清泉这段话已经谈到了关于东西方战争文化的问题，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似乎西方军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把投降视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也不会果遭到报复，果真如此吗？（保卢斯）苏德战争初期被俘的300多万人当中，大部分都被德国国防军和党卫队虐杀或者冻饿致死，整个卫国战争中被俘的550多万人当中，只有100万人战后回到祖国（当伪军的不计），可谓惨不忍睹；同样，在太平洋战场上投降的美英盟军战俘，也遭到日军的大规模虐待和屠戮，“巴丹死亡行军”许多人是了解的，须知法西斯军队是不讲规则的。

所以这又绕回到第一个层面，无论从政治、哲学和文化哪个方面来说，兵临绝境之下选择投降与否的关键，仍然是要看战争的性质，这个判断才是第一位的，至于文化与处事哲学的差异，反而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