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石流的危害

泥石流的危害,第1张

泥石流的危害 现在从电视和网络都看到,一下大雨有些地区发生泥石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看到你的提问,我非常感动,在举国的哀悼声中,终于有人冷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了。

人是要有思辨性的,当一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时,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们必须有所思考。

第一次,汶川地震了,全国哀悼一天;不久后,第二次,玉树地震了,全国再次哀悼一天;今天,我们再次哀悼了;但是古训道:“事不过三”,我想你的问题切中了要害,为什么短短两年之内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哀悼?我们可以接受前两次是地震无法预报的事实,客观的说全球都无法有效的预报地震,中国做不到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这次是泥石流,地震后的产物之一。

看到过很多愤青的发言,“震前不预报,震后搞哀悼。

”其实这还是缺乏客观的思维的,毕竟地震我们无法有效的预报{即使预报也为时已晚}。

但是这次的舟曲泥石流真的该套用一下这句话的某些观点了,电视里讲了很多舟曲泥石流形成的原因,各路专家出面,但是无法回避一个问题,这次泥石流的很大成因就是地震改变了当地的地质构造,如果说震前没预报报可以理解,那么震后的灾害预防为什么没有任何提示指出这里有发生泥石流的危险呢?这个问题一定困扰了所有关注这次泥石流成因的人。

舟曲人民面对着一个气候异常降雨偏多的年份,脚踩着一个地质构造异常的山林,却没有一份报告在泥石流发生之前告诉当地人民你们有危险。

好吧,没有提前的预判,没有提前的告警,没有提前的撤离,没有・・・・然后我们再一次的哀悼了。

救灾的时候,解放军一样的冲在前面,人民一样的做着有力的后盾,不错,这是国难,我们必须也应该这样做,而且必须要赞扬和感谢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思考,就像提问的这位仁兄一样思考,为什么没有阻止这一切一切的牺牲的发生,哪怕是有效的阻止了那么一点点呢?毕竟这又不是地震那样无法预报,没有征兆。

钱还是要捐,血还是要献,但是我们的思维必须追根溯源:钱和血是有价的,生命不能一次次无价。

在此附上一个更沉重的话题,来自国外媒体:美国《侨报》8月15日载文《中国还有多少个舟曲在“潜伏”?》,文章说,近日,发生在中国甘肃省舟曲县的泥石流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截至北京时间13日16时,这场天灾已经造成1156人遇难,588人失踪,各项损失超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该县所遭受到的损失。

舟曲灾难的成因,官方和专家虽已作出解释――主要是降雨量在短期内太大,以及这一地区的山体结构两年前已受汶川地震的影响,而有所松动。

这不禁让人提出疑问:中国还有多少个地方像舟曲这样,处于不安全中?据相关机构透露,截至2009年大陆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 其中,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威胁人口700万,威胁财产840亿元。

这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1.6万个与舟曲类似的“隐形炸d”,分别“埋”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份。

如何避免这些“隐形炸d”爆炸,重蹈舟曲的悲剧,无疑是当下最值得探讨的问题。

都说“地质灾害防不胜防”,不过,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做好前期的预测、防范工作,人类完全有能力减少一些重大天灾造成的损失、减少无辜生命的伤亡。

预防工作的第一步是需要摸清国家地质状况的家底。

以中国目前在地质方面的资金、人员配备,目前仅能排查1640个县基本的地质灾害隐患。

并且,有些排查仅仅是用卷尺做简单测量,精度、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

有专家透露,虽然自1999年以来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但至今仍没有完全摸清整个版图的脾性。

而地质环境基础调查的薄弱直接导致很多地方对地质灾难缺少防范或防范时没对准“焦点”,酿成大祸。

如今年6月的四川康定山体滑坡,当地严密监控着有暴发泥石流可能的河沟,却未料到沟对岸山坡100米高处,发生高位滑坡。

而重庆武隆滑坡尽管在历史上曾两次发生滑坡,但地质专家把防范重点定成了崩塌,结果导致2009年当地又发生了第三次滑坡惨剧。

实现了精确排查,灾害预防还应重视群测群防机制。

考虑到财力不足以及地质专业才人匮乏,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推行“群测群防”,充分发动广大民众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个看似简单的“笨办法”、“土办法”却在多次重大灾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连一向在灾害防范方面走在前列的日本人也叹服不已。

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就是“群测群防”的经典案例。

当时,地震专家将辽南作为地震重点监视地区,而当地大量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民众将动物异常、井水异常等地震前兆信息及时汇总、上报,帮助地震专家做出了准确预测。

地震当日,辽宁省南部的百余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

在这场7.3级地震中,伤亡极小,创造了一个“奇迹”。

“群测群防”虽是落后技术条件下的产物、而且人力成本较高,今天基本很难做到,但偏信科技、缺乏对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缺乏对重大气象变化和灾难预防知识的宣传推广,民众的防范意识严重不足等却成了今天一些地方的“通病”。

今年6月贵州关岭突发特大山体滑坡,当地民众最初发现山上落石但未引起足够重视,最终酿成大祸。

此外,一些“灾害高发地”的搬迁问题也不容忽视。

以舟曲为例,作为“亚洲第一大泄流坡”,这里是滑坡、泥石流强烈发育区,历史上曾数次爆发泥石流。

连专家也承认,“除了搬走,没有别的好办法。

”但考虑到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搬迁成本、安置费用,舟曲县只能作罢。

类似的情况还有四川的北川县。

这个在汶川大地震中饱尝伤痛的县城曾三次动了搬迁念头,均因阻力重重宣告流产。

直到灾难发生后,县城成为一片废墟,才不得不迁址。

在对待“灾害高发地”的搬迁问题上,当局能否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值得关注。

灾害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有人说,汶川地震使中国在抗震经验、地震预防及相关普及教育方面突飞猛进,而舟曲一定也会使中国对包括泥石流在内的多种地质灾害的预防有所推进,这既是人们的美好期待,更是对当局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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