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工艺美术史?

什么是中国工艺美术史?

[拼音]：Zhongguo gongyi meishushi

[外文]：history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中国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贵财富，其品类繁多，技艺精湛。中国工艺美术起源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已具有较高水平。战国以后，在漫长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各种工艺美术相继涌现，并普遍有所发展和提高。在制作规模上，除了家庭手工艺外，还有官营手工艺工场、城镇手工艺作坊。官营手工艺又称宫廷手工艺，生产规模庞大，品类多，生产分工细，技艺精良。民间手工艺和少数民族手工艺也都有所发展。近代，中国工艺美术一度有所衰退。1949年以后，中国工艺美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工艺美术形成了优秀的艺术传统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史前～公元前21世纪）

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代表作有石器、骨雕、角雕、玉器、贝壳雕刻、象牙雕刻、编织、漆器、首饰等。

石器

人类在劳动中最先制成的工具和武器。中国工艺美术也是伴随着石器而产生的。人类在制作石器时，从审美的需要出发，对石料的质地、形状等美的特征逐渐有所了解，并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使石器造型均匀、对称，线条流畅，石质细密，色泽美丽。在工艺上，人类使用磨制、钻孔、光亮等技法，使石器表面光滑，造型规整，并出现了石环、石珠，石坠等装饰品。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将磨光、钻孔的小石球，以赤铁矿染成红色，作为串饰，它是首饰的萌芽。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出土了管状石珠、石环等组成的串饰。石器是石雕的渊源。也为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雕塑工艺品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用兽骨、兽角、蚌壳等制成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并产生了骨雕、角雕和贝壳雕刻。在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了有雕刻花纹的管状骨坠；陕西临潼姜寨墓葬中，出土有雕刻花纹的骨笄以及作为串饰的骨珠8577颗；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打磨平整光滑、正面雕刻双头鹰图案的骨匕（进餐切肉用的工具）。此外，山东宁阳大汶口墓葬品中，还出土有镂空雕刻的象牙筒、象牙梳子，证明当时已有了象牙雕刻。

玉器

玉器是在石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古人称玉为美石，它不仅质地坚硬，而且光洁莹润，色彩美丽。在大汶口、良渚（浙江杭州良渚）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有很多精美的玉器，其中有的是工具（如玉锛，为砍平木料用），有的是珠、管、坠、玦（环形有缺口的珮玉）、瑗（大孔的璧）等装饰品，有的是玉琮、玉璧等礼器，玉质优良，器形规整，琢碾精细，纹饰流畅而清晰，已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陶器

陶器发明于新石器时代。原始的陶器以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和马家窑文化(甘肃临洮马家窑)的彩陶最为突出（见陶瓷史）。

漆器和编织工艺品

原始的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现知最早的漆器是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深灰色陶罐和木碗，其上以深赭、朱红色漆彩绘有谷叶纹等。编织在原始社会已很普及。在不少陶器上都印有竹编的篮纹、篾席纹，并粘附有残存的竹篾。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 200多件篮、篓、竹席竹编工艺品，竹篾刮磨光滑，编织技法已有“十”字、“人”字以及较为复杂的菱形、梅花眼等纹。

商周时期工艺美术（公元前21世纪～前476年）

商周时期，随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兴起，自由商业的产生，文字的形成，科学的萌发，造型艺术和建筑的发展，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出现了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灿烂时代。

青铜器

青铜器是以铜锡合金制成的器物，是中国奴隶社会文明的典型代表。商周的青铜器，品种多，数量大，地区分布广，工艺水平高。已出土的青铜器的品种约有工具(如铲、锛、斧)、烹饪器（如鼎、鬲）、食器(如簋、簠)、酒器和盛水器（如爵、觚、卣、尊、彝、觥）、乐器（如、镈、钟）、兵器(如矛、戈、剑)、车马饰件、礼器等8类。这些青铜器表明，当时的工匠已能根据不同用途器物的需要，如兵器的锋利、乐器的音色、烹饪器的胎壁较薄，易于导热等，采用不同的合金配方比例，并熟练地掌握了制模、浇铸的复杂技术。河南安阳武官屯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司母戊鼎”，高133cm，宽78cm，横长110cm，重达875kg，从鼎身到鼎足都铸有重叠式繁复的图案，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化的辉煌成就。在造型上，商周青铜器既继承了原始社会陶器的优点，又发扬了青铜器的艺术特点，大多庄严、厚重，并充分体现不同的用途。例如，酒器中的爵、斝等，下有3～4足，既能饮酒，又可加温;盛酒的尊、卣等器皿，大部分以虎、鸮、鸭等动物形象作为器形，也反映了当时的雕塑工艺水平。在纹饰上，青铜器以兽面、夔龙、夔凤、象、蝉、蚕等动物纹样为主，并运用圆涡纹、四瓣花纹、云雷纹、三角纹、重环纹等几何纹样和植物纹样。动物纹样显得有些凶猛、狞厉，并给人以神秘的感觉，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意识。在装饰方法上，青铜器一般以浮雕式的兽面纹等为主体，并采用云雷纹等作地纹，以衬托主体；并在主体纹样中附加装饰云雷纹等，形成所谓三重纹的装饰方法，结构繁冗复杂，风格华丽。有的还在纹样中镶嵌绿松石、红铜片，或以金银丝镶嵌出细致复杂的图案，称为金银错，加上青铜器本身具备的色彩和光泽，更显富丽美观。

陶器

青铜器仅为少数奴隶主所享用，而广大平民和奴隶使用的仍是陶器。陶器有灰陶、红陶、黑陶、白陶等，并以灰陶为主。白陶是商代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独特品种，胎质纯净，洁白细腻，制作精细，形制和纹饰与青铜器相似，但遗存数量很少，显然为奴隶主阶级所享用。印纹硬质陶器在商代已较多使用，而到西周最为兴盛。这一时期陶瓷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原始青瓷。它出现于商代中期，在西周有较大的发展。原始青瓷的胎骨原料基本与硬质陶器相同，但含铁量低，釉呈黄绿或青灰色，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扣之有金石声。原始青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陶瓷从无釉发展到上釉，并向烧造瓷器过渡，是中国陶瓷史的一个转折点，为后世中国瓷器的辉煌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织锦和刺绣

西周已能织造多种色彩和图案复杂的提花织锦。辽宁朝阳西周墓中的织锦残片，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葬出土铜剑上粘附的织锦，皆色彩丰富，组织复杂。此外，在茹家庄井姬墓中还发现了辫子股针法的刺绣残片，针迹匀齐，证明最晚在西周，中国已有了刺绣。

漆器

商代的漆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品种有簋、豆、敦、鼓、盾等，并已有朱红漆。在湖北黄坡盘龙城商代中期遗址中发现的木雕椁板，上面有涂朱红漆的印痕。1973年，在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发现的盘、盒等漆器残片，均以黑漆涂底，漆层较厚，上面以朱红漆描绘兽面纹、夔纹、云雷纹、蕉叶纹等，彩绘工整，有的还镶嵌方、圆、三角形的绿松石，或贴以金箔，装饰华丽，是商代珍贵的文物之一。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漆器有豆、簋、盒等，以方、长方、三角、椭圆等形的贝壳片镶嵌成各种花纹，微微凸现于漆面之上，是螺钿漆器的初创。到春秋时期，漆器的盖、钮、鋬（提梁）、足等部位采用了金属部件，有的还镶嵌金箔，豪华奇巧。

玉器和雕刻工艺品

奴隶社会的玉器和象牙雕刻、骨雕、石雕等十分发达。雕刻手工艺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河南郑州、安阳等商代遗址发现的玉器、骨雕、石雕作坊，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占地宽广，并堆积有大批的原料和半成品。玉器大致分为 3类：

（1）礼器，如琮、璧、圭、璋、璜等；

（2）实用器物，如杯、刀、匕等；

（3）装饰和艺术品，如环、玦、笄、珠以及坠饰、串饰等，其中不少装饰品制成人物、蚕、蝉、龟、牛、羊、猪、鹿、龙、凤、怪鸟、怪兽等造型，上面还琢有精细的纹样。1975～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00多件玉器，是商代玉器的代表作品。商代玉器工匠已掌握了巧色（也称俏色）的技艺，能在设计和制作时巧妙地运用玉石的天然色彩和纹理，以增强艺术感染力。用象牙、兽骨雕刻成的笄、梳、匕、杯、尺、觚等生活用品，既实用，又美观。象牙雕刻还有一些纪念、观赏性的花板，上面雕刻兽面、花纹等，疏密有致，有的还刻有铭文。一些象牙雕刻、骨雕工艺品中，还运用了镶嵌玉石、绿松石等装饰方法。商、西周时期的石雕，除了石斧、石夯等工具外，也有一些实用品和艺术欣赏品。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一批大理石雕刻工艺品，有兽面纹石皿、羊耳夔纹石壶等实用品，也有虎首人身怪兽、蝉、蛙、虎、牛等艺术欣赏品，大多为高33cm，厚宽约25cm的圆雕艺术品。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石磬，高约33cm，长约66cm，厚约6cm，正面以双钩线刻成张口伸腰、长尾直挺的虎纹，虎的全身装饰以图案化的斑纹，是件艺术价值很高的珍品。

战国时期工艺美术（公元前475～前221）

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从而使文化艺术空前繁荣，也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

青铜器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高超，装饰技法丰富，复兴了商代中期至西周初期繁缛富丽的风格，是青铜器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中国各地都出土了一些精美的战国青铜器。其中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是战国楚文化的典型。战国青铜器的装饰方法较过去更加多样，有鎏金、包金、镶嵌、浅刻、金银错等。金银错是战国盛行的装饰方法，它在商周金银错的基础上，运用不同宽窄的金银丝，装饰在不同部位，取得色泽绚丽而富有变化的艺术效果。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龙凤方案、有翼神兽、虎噬鹿形器座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错金银壶上还镶嵌彩色琉璃。但战国时期最独特的装饰方法还是镶嵌红铜片和金箔。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壶”，通体以红铜片镶嵌人物、动物、树木、建筑、战船等侧面剪影式的图像，生动地表现了采桑、狩猎、宴乐、攻城、水战等场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战国中期以后，青铜器中的铜灯、铜镜、带钩以及车马饰件等，也逐渐普及。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铜灯特别华丽，其中有一件树形灯，有15个灯盏，可以分节拆卸，树枝间缀以鸟、龙、猴等，下面还有饲养猴的侍者。铜镜是中国金属工艺品中的独特品种，其冶炼技术比一般青铜器更精纯，制模、浇铸、打磨等工艺也要求更严，当时主要产于楚国。带钩是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生活用品，器物虽小，但造型多样，有古琴、琵琶、龙、鸟、虎、匙、钩等形状，有的装饰以包金、镶嵌玉石、金银错等，组成几何纹、兽纹、龙纹等，小巧精致。

织锦和刺绣

战国时期已形成织锦生产中心。河南陈留（今开封东南）、襄邑（今睢县）都是织锦的著名产地。织锦的图案已从简单的几何图案发展为复杂的人物、花卉、燕子、龙、凤、麒麟等图案，图案结构灵活而富有变化;色彩也更加丰富，有褐、黄、紫、深绛、黑等色。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的一批织锦中，有一种“舞人、动物纹织锦”，它以舞蹈人物、龙、凤、麒麟等图案构成横向纹样，贯通全幅，说明当时的织锦工艺已有很高的水平。战国时期的刺绣也很精美。湖南长沙烈士公园楚墓、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等处都出土有刺绣，针法以辫子股绣为主，偶尔间以平绣，绣以彩色的蟠龙、飞凤、虎等图案。

漆器

漆器是战国时期最主要的工艺美术，生产数量和品种都很大，漆色丰富，有红、白、橙、黄、绿、灰、褐、金、白等色，彩绘鲜丽。工匠的分工也较精细，已趋向专业化，有胎工、刮磨工、扣箍工、画工、雕刻工等。漆器工艺在制胎、造型、髹饰技艺等方面都有创新。内胎有木胎、竹编胎、皮革胎、夹纻胎等，而以木胎为多。木胎也依照不同器形而采用不同的工艺。例如，几、案等方形器物多用斫制法；鼎、盒、壶等腹部圆鼓的器物多用旋制法；奁、卮等直筒形器物多以薄木板制成筒状，下接平板为底；屏风、镇墓兽等造型复杂的器物则是在木雕上髹漆。战国中期已有夹纻胎漆器，即先用木板或泥土制成器物内模，然后在内模上逐层用漆裱上麻布或缯帛，待干后脱去内模，再在器物表面加以髹饰，是为后世脱胎漆器的渊源。夹纻胎漆器体质轻巧，牢固，漆液渗透性能好，粘附力强，它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巨大进步。战国时期漆器髹饰技法也很多，有彩绘、描金、针刻、镶嵌、镶加扣箍等。在漆器上镶加扣箍，即在口部边沿镶以铜、银或鎏金的宽边，除保护和加固器物外，还使金属和漆器的色泽相互辉映，取得富丽的艺术效果。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神怪龙蛇及狩猎乐舞纹小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以及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彩绘透雕小座屏等，是这一时期的漆器代表作品。

玉器

战国时期，玉器也不断创新。玉珩、玉璜、玉片、玉衡等佩饰品的造型很多，除了圆、方、长方、菱形等简单的形状外，还有鹦鹉、舞女等复杂的形像，上面装饰的线条规整流畅，并注重造型和色泽的对称，用金银丝连贯而成。除了玉珮外，统治阶级还流行玉剑、玉奁、玉杯、玉带钩等生活用品。河南辉县出土的玉奁，筒形器身，器壁厚薄均匀，琢磨精致，加上乳形三足、圈形提梁和镶有金质花边的奁盖，充分显示了战国玉器的高度水平。

琉璃工艺品

西周时已有珠、管等小件串饰的琉璃工艺品。春秋时始有琉璃杯。到战国时期，琉璃器物的数量和品种明显增加，主要有珠、管、璧、瑗、环、璜、剑饰、印章等，造型多数仿造玉器，显然是作为玉器的代用品。这些琉璃有透明、不透明两种，呈乳白、深蓝、米黄、豆青、翠绿、淡紫、黑褐等色。琉璃珠俗称蜻蜓眼，直径一般为1～2cm，最大为4.2cm，最小仅0.2cm。珠面上常有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有的在圆圈内外形成多彩的套色。它们一般与水晶、玛瑙、玉石等佩件组成串饰，或者镶嵌在带钩等器物上，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工艺美术 (公元前221～公元589)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工艺美术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西汉初期，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为了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迷信思想盛行。汉代工艺美术流行的云气、神仙以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等题材内容，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反映。张骞（？～公元前114）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贸易，促进了中外工艺美术的交流，汗血马、石榴、葡萄以及杂技、胡乐、胡服、胡舞等以及犀牛角、象牙、玻璃等得以传入中国，丰富了工艺美术的题材和品种。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对工艺美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莲花、忍冬纹等植物纹样在工艺美术中广泛使用，装饰题材向着以植物纹样为主的时期过渡。三国至南北朝期间，虽然战争对生产破坏很大，但是各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工艺美术的交流。

汉魏印染手工艺品、刺绣和织锦

汉代，印染手工艺品、织锦和刺绣在织造工艺、图案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成为中国染织工艺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印染已有夹缬（即型版印染）、绞缬（即扎染）、蜡缬（即蜡染）。型版印染是用两块薄木板雕刻成相同纹样，将丝绸或棉布夹置于两板之间，然后印染；取出木板，纹样即呈现于布帛之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泥金银印花纱是三色套版印染，并采用了金粉、银粉，绚丽精美；另一块印花敷彩纱是印染花卉的枝蔓部分，然后再以朱、黑、银灰、白等色手工描绘花朵、叶、蓓蕾等。在新疆民丰东汉墓，还发现有两件棉布蜡染工艺品，蓝地，类似近代的蓝印花布。刺绣是汉代妇女中较为普及的工艺美术。针法仍以辫子股针法为主，间以平针。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枕巾、锦袍等刺绣工艺品，针迹整齐而均匀，反映了当时纯熟的技艺水平。汉代的织锦，品种多，数量大，有的作为皇室的礼品或商品流传至国外。四川成都蜀锦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成都因此被称誉为锦城、锦官城，而城外洗濯蜀锦的流江也被称为锦江。汉代的织锦大多为经锦，即经线提花的织锦。其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组成直行排列，图案多是云气、植物以及“万事如意”、“延年益寿”等吉祥文字。绒圈锦（又称起绒锦）是汉代织锦独特的品种，锦面上的丝线缠绕成圈，纹样层次分明，外观华丽，具有立体的效果。三国时期，魏国匠师马钧改良了织机，不仅简化了提花工艺，提高了生产力，而且可以织造出图案奇特的织锦。

汉至南北朝漆器

漆器是汉代主要的工艺美术，生产地区广，品种多，工艺精巧，髹饰方法更加丰富。宫廷除了在少府监专设漆器工场外，还在蜀郡（今四川成都）、广汉郡（今四川射洪）设工官，负责监造各种漆器，供宫廷享用。汉代漆器的品种有饮食器皿、化妆用具、家具、漆画、兵器、日用器物等类，如盘、奁、盒、弓弩、刀鞘、梳子等。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和山东临沂银雀山和金雀山汉墓出土了几百件漆器。其中马王堆出土的一件耳杯套盒，设计极为巧妙，在直径16.5～19cm、高约12cm的椭圆形套盒内，能容纳6件顺叠安放的耳杯和一件反扣的耳杯，盒盖和盒则以子母口扣合，制作极为精致。汉代漆器的髹饰方法，除了彩绘、贴金银箔、镶嵌玻璃珠和玉石等外，还创新了堆漆（用粉料在漆器表面堆起纹样后再髹漆）、锥画（针刻）、戗金等，加以金银扣箍的装饰方法也极为普遍。汉代夹纻胎漆器的应用比过去更广，有耳杯、盘、奁、盒、匣等，其中不少作品虽然经历约2000年，但至今仍不变形、不开裂。南北朝时期，由于尊崇佛教，出现了许多用夹纻胎漆器制作的佛像，质轻，便于抬举游行。

汉代玉器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在汉代以前，玉器多为加饰浅浮雕的扁平玉片，如佩饰及玉璧、玉璜等礼器。到汉代，圆雕、深浮雕和镂雕的玉器陈设品和殉葬品逐渐增多。圆雕玉器中最著名的是陕西咸阳出土的白玉“奔马”，长约20cm，高约16cm，生动地表现了骑在马上的战士披甲戴盔，俯身扬手，向前奔驰的情景。在琢碾技法上，汉代常在隐起的浮雕花纹上饰以细如毫发、刚劲有力的阴线，使花纹更加生动。这些技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至南北朝琉璃工艺品

汉代，琉璃工艺品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在广州、洛阳、长沙、邯郸、扬州等地的墓葬中，都发现了许多琉璃工艺品。在品种上，除了耳珰、珠饰、带钩等小件装饰品和实用品外，还有耳杯、碗、盘等生活器皿。广州和长沙出土的汉代琉璃碗，在质料、造型上已与近代的相似。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琉璃缽和葫芦瓶，已采用了吹制成型工艺，是中国最早的吹制琉璃工艺品。

秦汉金属工艺品

秦汉时期的金属工艺品较过去更加轻巧，并结合实用。蒜头瓶和鍪（烙饼用的炊具）是秦代独特的品种。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遗址出土的铜车马，反映了秦代青铜器工艺的高超水平。汉代铜器的品种以实用居多，有铜镜、带钩、铜洗、灯具、唾盂、尺、熨斗、熏炉、车马装饰等。铜镜采用鎏金、金银错、漆绘、镶嵌玉石等装饰技法，上有“四灵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样和十二生辰文字，反映了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灯具的造型很多，并将照明的功能和雕塑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例如，河北满城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朱雀灯、羊灯等，既实用，也是精美的案头雕塑工艺品。熏炉的式样也很多，但以博山炉为主，为汉代所创。河北定县出土的狩猎纹车马装饰，长26.5cm，直径3.6cm，分4段以金银错技法装饰山峦、云气、花卉、树木以及人物、禽兽等纹样，金银丝细如毫发，每段还镶嵌绿松石20块，显示了汉代金银错工艺的高度成就。一些铸铜雕塑，如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即“马踏飞燕”），更是举世闻名的珍品。此外，在内蒙古集宁、四川昭化和新疆、云南晋宁县石寨山等地出土的铜器，则反映了汉代少数民族在工艺美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云南晋宁县的饰片、贮贝铜器以铸刻、镂錾等技法装饰赶集、家畜以及野兽搏斗等浮雕、圆雕式的形象，简练而生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汉代，官府在山西、山东、陕西等地大量开采金、银矿。在四川广汉郡，设有工官，负责监造御用金银器。在长沙、广州等地汉墓中，发现了金珠、金戒指、银手镯、银碗、银碟以及浮雕葡萄纹饰的金片，有的金戒指上还镶嵌绿松石。

隋唐至两宋时期工艺美术(589～1279)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分裂战乱的局面，凿通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唐代经济、文化发达，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在长期的国际交往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在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吸收外来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唐代工艺美术博大清新的时代风格。这时的工艺美术题材也有了变化，开始了以花鸟图案为主的时期。宋代商业繁华，官府和民间手工艺有很大发展。工部所属宫廷手工艺工场文思院下，设有玉器、银器、象牙雕刻、刺绣、缂丝等42个作坊。在《东京梦华录》等史籍中，都记载了汴京（今河南开封）、临安（今杭州）都城漆器、扇子、象牙雕刻、彩塑等手工艺作坊、集市的盛况。宋代工艺美术一反唐代的华美富丽，呈现清秀、淡雅的风格。五代和宋代的山水画、花鸟画、风俗画等已极完美，这对宋代刺绣，缂丝、织锦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时，北方辽、金国的辽瓷、辽三彩等，既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又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唐代金属工艺品

唐代的金属工艺品主要有铜镜和金银器皿。铜镜在南北朝时期一度衰微，到隋唐又兴盛起来。唐代铜镜多为银白色，接近水银镜的颜色，直径大到60cm、小到4～7cm，器身厚重，造型上突破了圆形为主的规范，有菱花镜、葵花镜、带柄镜等新式样。铜镜的浮雕纹饰主要为花鸟、瑞兽、蝴蝶、葡萄、人物故事等，有的采用剪影式的形象；在装饰技法上，还采用鎏金、金银平脱、螺钿、镶嵌玉石等，使铜镜更加华美。唐代的金银器皿品种很多，有高足杯、手镯、项链、戒指、头饰金片、熏球、罐、壶、碗、盘、筷、调羹等。日用器皿的造型圆润饱满，规整而有变化；在工艺上，有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鎏金、铆接、锤打、錾刻、镶嵌等技法。杯、盘、碗等器皿常錾刻卷草、龙、凤、狮、团花等纹样，其中主要纹样多作浮雕或鎏金，使之主题突出，并在底子上錾刻细密的鱼子纹，以衬托主题。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有270多件，其中舞马纹银壶的造型为皮囊式，吸收了游牧民族器皿造型的优点。还有一件八棱金杯的纹饰运用掐丝珐琅的技法，是以后景泰蓝的滥觞。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银熏球镂空錾刻石榴、瑞鸟等纹样，工艺奇巧，无论熏球如何转动，球内的香末都不会外漏。

隋唐两宋印染手工艺品、刺绣和织锦

隋唐时期的印染工艺以夹缬、绞缬、蜡缬最为流行，纹样复杂，套色繁多。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夹缬残片和绞缬绸裙、印花绢等是其代表作品。到宋代，在彩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和泥金、描金、印金等相结合的印染工艺。唐代刺绣的针法较过去更加丰富，除了辫子股针外，还有直针、针、打子、平金等，提高了刺绣的艺术表现力。宋代刺绣针线细密，光彩夺目，已具有较高水平，刺绣服饰品日臻精美，刺绣欣赏品由唐代的佛像、经卷转向名家的字画。

唐代的织锦突破了经线提花的工艺，创新了纬线提花，进而发展为经纬线互相配合提花，从而使纹样和色彩更加繁复。纹样以联珠纹、对鸟纹、对兽纹为主，有的明显地受到西域织锦风格的影响；此外还创造了团花和色彩层次深浅不同的退晕花等新纹样。织锦色彩丰富，用色大胆。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唐代织锦有20多种色彩。宋代织锦纹样秀丽，色彩素雅，并且大量出现了风格写实的折枝花纹样。织锦中的缂丝非常精美。南宋缂丝名家朱克柔的“莲塘乳鸭图”是传世珍品。

唐宋漆器

由于瓷器的普及，自东汉以来，漆器生产逐渐减少。但在唐代，漆器有了发展，在髹饰技法上主要有堆漆、剔红、螺钿、金银平脱、夹纻胎造像等，以金银平脱最为突出。宋代，民间漆器生产以浙江临安(今杭州)和温州为主。民间生产的漆器多为素面，不施雕刻纹饰，风格简朴，牢固耐用。

唐宋陶瓷工艺品

唐代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发展的时期，南方以越窑为主，生产青瓷；北方以邢窑为主，生产白瓷。唐三彩是唐代陶瓷的重大创造，当时主要用作殉葬的明器，题材广泛，形象生动，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后来，在唐三彩的基础上发展成低温色釉和釉上彩瓷。唐代陶瓷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刻划花、印花、釉下彩绘、附加堆贴纹等。到宋代，中国陶瓷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名窑众多，主要有汝窑、官窑、定窑、磁州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各具特色。著名的品种有定窑的白瓷、磁州窑的刻划花、钧窑的“窑变”、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窑的影青、建窑的黑釉窑变蓝釉、吉州窑的玳瑁斑釉等（见陶瓷史）。

元明清时期工艺美术(1279～1840)

元明清时期，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中国工艺美术得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同时也对当时欧洲的陶瓷、刺绣、折扇等工艺美术和洛可可艺术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清两代官府手工艺十分兴盛，机构庞大，技艺精湛，到乾隆年间(1736～1795)达到高峰。

金属工艺品

这一时期的金属工艺品，主要是金银器皿、铜器、景泰蓝等，取得了优秀的艺术成就。元代统治阶级崇尚金银器皿，并受西域艺术风格的影响较深。这一时期出现了朱碧山等著名的银器匠师。明代金银器皿以北京定陵出土的文物为代表，有大至直径30cm的錾花龙纹金脸盆，小至高9cm的8条象足装饰的金酒盏，特别是金丝王冠，金丝细如毫发，编织紧密而匀称，充分表现明代花丝工艺的高超水平。明代铜器以宣德炉为著名。它是宣德二年(1427)宫廷工部督造、用以祭祀和陈设的铜器，以各式香炉为主。宣德炉的造型成为后世铜器的典范。景泰蓝是明代著名的金属工艺品，采用铜胎掐丝珐琅的技艺制成。这一工艺早在唐代业已出现，在元代又吸收了阿拉伯国家珐琅工艺的优点，到明代逐渐成熟，至景泰年间(1450～1456)最为兴盛。清代乾隆年间，景泰蓝又有很大发展，釉色丰富，掐丝工艺精细，产量大，用途广。当时除了宫廷造办处设有作坊外，北京、江苏、扬州、广州等地都有生产，并开始出口。清代宫廷使用的金银器皿更是琳琅满目，有编钟、印章、脸盆、餐具、熏炉、首饰、金塔和陈设品等，有的镶嵌珊瑚、宝石、玛瑙等，工艺精巧，无比华丽。

织锦、刺绣和印染手工艺品

元明清时期，织锦、刺绣和印染手工艺品都有了发展和提高。元代宫廷织造了许多“纳石失”，即以金线为纬纹的织金锦，雍容华贵，对明代的南京织锦有一定的影响。明、清两代，南京和苏州的织锦极负盛名。南京织锦大多为硕花枝纹样，以金线勾边，色彩绚丽，并运用由浅至深的退晕方法，犹如彩霞，因而又称云锦。苏州织锦多仿宋代式样，色彩淡雅，称为宋式锦，简称宋锦。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南京织锦吸收缂丝工艺的特点，创造了妆花工艺，能在同一幅面上织出10多种色彩的纹样。缂丝在明代以南京、苏州、北京为主。清代乾隆年间，宫廷多用缂丝织造朝服、名人字画、仙佛神像等，工艺之精细超过宋代和明代。

明、清时期，苏州、广州、长沙、成都等地的刺绣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明代，上海刺绣以顾绣为代表。其中名家韩希孟所绣制的“洗马图”、“白鹿图”、“松鼠葡萄”等作品留传后世。清代刺绣名家丁佩编著的《绣谱》和清末刺绣名家沈寿编著的《雪宦绣谱》，是中国有关刺绣的重要专著。

印染工艺在明清两代十分发达。明代印染工艺的中心是安徽芜湖和京口(今江苏镇江)。清代印染生产主要在江苏镇江、扬州、苏州、南京以及上海松江、浙江杭州和宁波、广东佛山等地。印染色彩有大红、天青、明黄、酱紫、古铜、月白等，多达数十种。蓝印花布在民间盛行，以江苏苏州和南通、湖北天门、湖南邵阳等地为主。

地毯

元代，宫廷在大都（今北京）设毡毯院局，所织造的毡毯约有70多种。清代，地毯生产以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地为主。清末，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的地毯作坊兴起，并且创造了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图案程式。

漆器

元明清时期的漆器，品种繁多，髹饰技法丰富，名家辈出。元代漆器名家首推浙江嘉兴张成、杨茂。他们都长于剔红，刀法圆润浑厚，不露锋芒。在元代大都遗址中发现的“广寒宫图黑漆盘”残片，证明元代薄螺钿的技法已相当成熟，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安徽新安（今歙县）名家黄成所著的《髹饰录》，是中国漆器工艺史上的唯一专著，明清两代的漆器，髹饰技法繁多，主要有罩漆、 描漆、 堆漆、填漆、雕填、螺钿、剔红、戗金、百宝嵌等。描金漆器名家有北京杨埙、苏州蒋回回。螺钿漆器以江苏扬州匠师江千里所制最为著名。清代薄螺钿镶嵌更加精巧，并加嵌金、银箔，细密如画。剔红是明清两代漆器的主要品种。宣德年间(1403～1435)，宫廷设置果园厂，生产剔红，由张成之子张德刚掌管技艺，作品仍然继承了元代的风格。百宝嵌漆器是以金、银、宝石、玉石、珍珠、玛瑙、翡翠、珊瑚等多种珍贵材料镶嵌于硬木漆器之上，组成画面，五光十色，风格富丽，为明代扬州名家周翥所创，人称“周制”。此外，福建脱胎漆器、四川成都退光漆器、贵州皮胎描金漆器、广州描金彩绘漆器等，在清代也都各有特色。

玉器

这一时期玉器的品种甚多，除器皿、印章、文具、佩饰、鼻烟壶等外，还有座屏和欣赏品，主要产于北京、江苏苏州和扬州等地。现存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的“渎山大玉海”是元代著名的大型玉器。明代苏州玉器名家有陆子刚，作品玲珑奇巧。清代玉器在乾隆年间最为兴盛，在继承阴刻、浮雕、圆雕、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创造了描金、镶嵌金银和宝石等，使之更加华贵。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型玉器“大禹治水玉山”，是乾隆年间扬州匠师费时6年才制作完成的，构思巧妙，制作工整，堪称清代的代表作品。

雕塑工艺品

明清时期，由于从国外大量进口牙料，加以宫廷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象牙雕刻的生产有很大发展。乾隆年间，广州象牙雕刻的品种有折扇扇骨、胸针、项链、梳子、鼻烟壶、粉盒、象牙球、国际象棋等，并出口欧洲。清代宫廷在造办处下设有象牙雕刻作坊，集中有一批名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月曼清游册”就是由在宫廷供职的广州匠师们雕刻的，表现了古代妇女在一年12个月内的不同生活以及不同的自然景色，人物秀丽动人，构图虚实得体，并适当地运用敷彩和镶嵌玉石工艺，作品风格淡雅而妩媚。

民间的石雕、竹刻、木雕等雕塑工艺在明清两代也有很大发展。石雕以浙江青田石雕、福州寿山石雕、湖南浏阳菊花石雕为主。浙江东阳、温州、乐清以及福州、广东潮州则已成为著名的木雕产地，其中广东的金漆木雕颇具特色，浙江温州和乐清则以黄杨木雕著名。明代竹刻主要产于上海嘉定和南京，其中嘉定以朱松邻与其子朱缨（号小松）、其孙朱雄（号三松）为代表，都有作品传世。清代，嘉定竹刻后继有人，名家辈出。浙江黄岩、湖南邵阳等地则以贴黄工艺为名。上海嘉定金元钰在嘉庆年间(1796～1820)所著《竹人录》是古代竹雕的唯一专著。

琉璃工艺品和鼻烟壶

清代，琉璃工艺品主要产于山东博山和广州、苏州、北京等地，色彩丰富而鲜艳，运用吹制、拉抻、琢碾等工艺制成单色、套色和各种色彩混合的绞料以及仿玉器料、金星料的帘珠、碗、笔洗、笔筒、香炉、鼻烟壶等。清代晚期，北京的内画壶蜚声中外，名家有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等人，其作品被欧美艺术鉴赏家们视为珍宝。

陶瓷工艺品

自元代以后，中国陶瓷从青瓷、白瓷为主发展到以彩瓷为主的新的历史阶段。彩瓷包括釉上和釉下彩绘以及各种颜色釉，生产以江西景德镇为主，人称瓷都。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描金等装饰技法使瓷器更加美观。颜色釉的品种很多，有鲜红、霁红、宝石红、孔雀绿、鳝鱼黄、茄皮紫等，到乾隆年间约有30多种。福建德化则以白瓷和瓷塑著称。广东石湾的陶器注重窑变，釉色变化无穷。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器在这一时期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见陶瓷史)。

近现代工艺美术（1840年以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工艺美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逐渐衰退。但是，由于出口贸易的刺激，玉器、景泰蓝、雕漆、象牙雕刻等特种手工艺生产在20世纪初曾一度有所发展。花边、绒绣、机绣、草编等也适应出口的需要，在山东烟台、上海、浙江海门、广东汕头等沿海城镇发展起来，并且吸收了外国花边、绒绣等工艺的长处，又结合中国传统刺绣、编结等工艺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20世纪初以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15)、南京的南洋劝业会(1919)、杭州的西湖博览会(1929)等大型博览会上，许多中国工艺美术的作品获奖，这对促进当时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工艺美术摆脱困境，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