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旧中国的流传是什么?

[拼音]：xifang zichanjieji jingjixue zai jiu Zhongguo de liuchuan

[外文]：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bourgeois economics in China before 1949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思想界和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影响的整个历史过程。19世纪下半叶，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一产生就受到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十分软弱；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所以，中国社会从一开始就缺乏产生自己独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而主要是从西方输入。当时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欧美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庸俗经济学，即使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经济学也主要来自欧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旧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其前期，在此以前，几乎完全采用翻译西方经济学论著的方式把它介绍到中国来。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是其后期，除大量翻译西方经济学论著外，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日益增多。

清末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最早阶段。最先传入而有案可查的，是北京同文馆，它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培养翻译人才在1826年设立的机构。大约在1867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为同文馆开设“富国策”即经济学讲座，最先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当时他所用教材是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旧译法思德，1833～1884）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1882年这份讲稿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取名《富国策》。不久，第二本比较重要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译本《富国养民策》，在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它是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的译本。可见，最先传入中国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洋务”有关，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有关。

在19世纪80～90年代，除了上述两部译本外，还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译本，著名的如介绍银行制度的《保富述要》（〔英〕布来德著，〔英〕傅兰雅口译），介绍财政赋税制度的《列国岁计政要》（〔英〕麦丁富得力编，〔美〕林乐知口译），书中也叙述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关学说。此外，不少在华的西洋传教士，也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论据，纷纷发表经济政策主张，著名的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写的《局外旁观论》、《生利分利之别》（1894）、《新政策》（1895）、《养民有法篇》（1896）等等。据粗略统计，到1898年已出版与西方经济学有关的著作约12种、26册，大多宣传英国庸俗经济学的观点。由于上述著作的译者都是些传教士，对经济学一知半解，汉语表达能力又差，所以译文质量很差，错漏甚多。这些译本的出现并未引起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重视。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封建社会的进一步瓦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逐渐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在戊戌政变（1898）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仍企图通过君主立宪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或者效法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宣传法国启蒙学派的政治学说、C.R.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和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或者效法日本，走“明治维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始把一些日本经济学者写的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书翻译出版。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它是英国经济学家A.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一部中译本，也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曾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最先引起人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注意。由于这本书宣扬了“任民自由”的思想，论述了由此使国富增加的具体途径，因此受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

大约在1903年，日本人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习，编写了《经济学讲义》，它很可能是第一本取名“经济学”的中译本。这种所谓搜集欧美各经济学大家著作编成的讲义，当年就出版了四本之多，在辛亥革命前后仍不断印行，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日渐减少。

1903年最先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部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它们的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引起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时企图比较不同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途径。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在这期间出版的与西方经济学有关的著作，大约有42种、54册。其中直接阐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译本，约有16种、24册。此外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书，较重要的也有15本之多。当时比较流行的经济学译本，一是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J.L.罗林（1850～1933）原著，奚若译述的《计学》；一是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R.T.伊利（1854～1943）著，熊嵩熙等译的《经济学概论》。后者曾风行一时，到1916年已经出第四版了。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其后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工人运动高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大资产阶级专政日益动摇。官僚资产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都需要广泛流传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有关的译本和论著成倍地增加。从事这种流传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主要的场所是大学经济系科的讲坛和有关的报刊杂志，出版有关译著主要用作大学教材。当时，也有少数思想比较进步的经济学者，例如郭大力、王亚南等，他们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作，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中国社会经济。

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以庸俗经济学占绝大多数，虽然涉及各个主要学派和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基本资料残缺不全，而且所介绍的内容一般比较浅薄和陈旧。在20世纪开头的20多年间，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曾经颇为流行，不少人赞成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发展中国工商业，直到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W.罗雪尔的《经济学历史方法论》（即《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和G.von施穆勒的《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即《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等书。但是在30～40年代，在中国最流行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以边际效用学说（见边际效用学派）为核心的经济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许多大学通用的经济学教材，还是一本宣扬这种庸俗经济学的美国教科书，即F.R.费尔柴尔德等人所写的《经济学概论》。柏姆－巴维克的代表作都有中译本，如1934年黎明书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崩溃》（即《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肯定论》（即《资本实证论》），1948年出版了《资本与利息》（即《资本与资本利息》）。此外，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作的中译本，还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J.B.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和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杰文斯的《经济学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理论》）等，这些书都在当时的中国广为流传。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A.马歇尔和A.C.庇古的学说在30年代以后也颇为流行。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在1932年已有刘君穆译本，但译文质量欠佳。当时许多大学开设高等经济学一课仍采用《原理》的英文原版作为教材。

在旧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代表作的中译本也很少，只有郭大力译的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人口原理》），郑学稼译的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J.-B.萨伊的《经济学精义》（即《政治经济学概论》），郭大力译的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穆勒经济学原理》等书。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作的中译本则更少，只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193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斯密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D.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即《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林光澄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A.-R.-J.杜尔哥的《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即《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等书。

这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的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据统计，在1921～1938年共出版经济学说史书近50部，仅1929年就出版了12本。它们的种类繁多，观点庞杂，其中比较流行或有影响的如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C.基德（1847～1932）和C.里斯特的《经济学史》，1925年出版的L.韩纳的《经济思想史》，1932年出版的J.K.英格拉姆（1823～1907）的《经济学史》，1936年出版的W.司科特的《经济思想史》等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观点的O.史盘（1878～1950）的《经济学说史》，在1932～1934年竟出版了三种中译本。

从2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书籍大量出版。据粗略统计，在1921～1948年间，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类书籍已在30本以上。这类书籍往往错误甚多，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确有研究者是少数，能用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更是凤毛麟角。这类书籍中比较流行或较有影响的，最早有刘秉麟的《经济学》，1919年已出修订本，从1925年至40年代初曾再版十余次。再版次数最多的是赵兰坪的《经济学》，从1933～1947年印行了26版。这本书在体系上采用四分法，内容陈旧，没有跳出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的庸俗经济学的窠臼。马寅初的经济著作比当时许多同类著作更注意反映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流派学说，他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书中除宣扬全体主义的经济思想外，也介绍制度学派和瑞典学派代表人物的经济观点。在1943年出版的《经济学概论》中简要地介绍了一般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倾向、乘数论等当时比较时髦的西方经济理论。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曾一度广为流行。然而，对马歇尔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最先作系统和概括介绍的，要算1948年底印行的徐毓枬的《当代经济理论》一书。在这部书中，J.M.凯恩斯、庇古、J.R.希克斯 （1904～ ）、E.H.张伯伦（1899～1967）、J.罗宾逊等人的主要理论得到比较准确和扼要的阐述。上述经济著作，虽然有的也涉及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理论上并无创见，都没有能够称得上独创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东西。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旧中国流传的历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反动统治下中国文化事业的落后及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