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ang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面，中国在唐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唐王朝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间在中宗、睿宗之际曾出现过短暂的武周政权。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统计，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八个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迄安西，北起单于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以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东都，通称“二京”。
前期唐朝的建立和前期的统治唐朝的建立和平定全国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一年(615)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备突厥，并镇压今山西省境内的农民起义。当时，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统治阶级一再发生大分裂，地主武装和义军星罗棋布于各地。李渊素有大志，移官太原后，看到隋朝即将败亡，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左右的裴寂、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到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已居优势，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各个武装集团，李渊觉得时机成熟，遂于次年五月在太原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今山西霍县），渡黄河，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见唐高祖李渊）。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全国。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的薛举。经过反复较量，唐军于武德元年(618) 十一月俘杀薛举子薛仁杲，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同年冬，幽州罗艺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凉州（今甘肃武威）胡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计擒李轨，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占领了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唐高祖派李世民率军征讨，于武德三年收复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刘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杀。这时，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次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窦氏余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李渊先后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军东讨。建成于武德六年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区。在江淮方面，李世民东征时，占有丹阳的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为吴王，不久，又亲赴长安朝见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余部在辅公祏策动下再度起事反唐，据丹阳，称宋帝。七年公祏被执杀，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将李靖围江陵，南朝梁代后裔萧铣降，其于隋末所建的萧政权被消灭。五年，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冯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据有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死，其地为唐所有。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不久，于贞观二年(628)发大军征讨据有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的梁师都，师都为其下所杀，夏州归唐所有，至此全国统一。
政治制度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是朝廷宣布国家大政的一个重要年代，很多制度和法令都在这一年正式颁行，厘定官制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些制度和法令又有所发展。
唐因隋旧，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的正副长官是尚书和侍郎，左右仆射与六部尚书合称“八座”。每部分设四司，各司的正副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合称“郎官”。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贯彻执行的事务机构有九寺五监。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九寺五监也是中央的重要机构。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官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d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即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地方行政亦沿袭隋制，为州县二级。州设刺史；有时称郡，则设郡守。县设县令。刺史（郡守）、县令掌本级地方政府的政令。县以下在农村实行乡里制，百户为里，设里正；五里为乡，设耆老（贞观九年，每乡置乡长，后废）。城市的居民区以坊为单位，设坊正。乡、里、坊是最基层的政权，对城乡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催督课役，镇压反抗。在沿边及内地紧要之处，州(郡)之上还设有都督府，长官是都督，原来只管军事，因都督例兼所在州刺史，故亦兼管该州民政。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即道），称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从关内道析出京畿道，从河南道析出都畿道，增置黔中道， 共成十五道。唐朝不断派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官员分巡诸道，监察刺史以下各级地方官的善恶，以整顿吏治，并加强中央集权。开元(713～741)间各道渐设有治所，这种监察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行政区的性质。
刑律和法规唐朝先后颁布了律令格式。律指刑律，令指国家对各种规章制度所定的条例，式指各种章程细则，格基本上指皇帝不断以制敕形式颁布的禁令汇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再修订的《唐律》。
唐高祖即位后，令刘文静、萧瑀和殷开山等人损益隋朝的《开皇律》，制定新律，即《武德律》，在武德七年(624)正式颁布。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厘改《武德律》为《贞观律》。唐高宗即位后，令长孙无忌等人删改《贞观律》，勒成十二卷，是为《永徽律》；并令长孙无忌撰《律疏》三十卷，逐条解释律文。《律》与《律疏》后通称《唐律疏议》。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体现了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职能。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各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显著的影响。
兵制府兵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兵制。西魏、北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府兵制发展到隋代已渐臻完备，但在隋朝覆亡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因此，在唐初，统治者必须重新整顿兵制。唐高祖于武德初置十二卫(见十六卫)，下设军府，有时称骠骑府，有时称统军府。唐太宗在贞观十年(636)调整和健全府兵制，下令改统军府为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统率本府卫士（兵士称号）。折冲府的数目有所增加。当时全国约有六百多府，关内道占二百六十余府，形成了军事上居重驭轻的局面，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每逢战争，皇帝命将帅领府兵出征，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防止形成将帅专兵的局面。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卫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府兵例从受田民户中选拔丁男充当，三年一拣点。这种亦农亦兵的卫士三时耕稼，冬季讲武，既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农村劳力。
府兵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另一项任务是戌边征防，即出征和到沿边的镇、戌充当防人。府兵执行这些任务时，均须自备衣粮和部分武器。卫士免除一般的课役负担。
府兵制是唐朝统治者对全国百姓进行军事镇压的暴力工具，也是捍卫民族利益和进行民族征服的手段。充当府兵是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中央禁卫军，除主要宿卫南衙，归十二卫统领的番上卫士外，还另置北衙禁军。后者是皇帝的亲军，专司守卫宫禁和扈从。其原为元从禁军，成员老、死后例由其家子弟及上户子弟补充，后亦改由卫士简补或招募。北衙军的名称及组织屡有改易，曾出现过飞骑、百骑、千骑、万骑等称谓，至开元、至德之际终于形成六军，即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及左右神武军。
除府兵外，统治者往往强行征募民丁充当镇戌防守，或临时组成军队出征，以应付战争，这种士卒称作兵募。
唐代从军的人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地主。立有战功的军人可以根据勋位得到勋田，不过实际所得勋田远远少于法定的亩数，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
学校和科举学校是培养地主官僚子弟、使之成为后备官员的场所，科举是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之一。
学校分京师学和州县学。京师学隶属于国子监，包括以下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类学校均置博士与助教以授经业。学生称作生徒。诸学中以国子学和太学最为重要。国子学专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三百人；太学专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有五百人。至于四门学则兼收六、七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多达千余人。律学、书学和算学居于次要地位，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可以入学，名额各数十人。在地方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规模较小，生徒有限。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的生徒主要学习儒家的经典，诸经中尤其以《孝经》和《论语》为主，是共同必修的经书。考试的方式是读和讲，通经数达到标准方可卒业。唐朝力图把生徒培养成合格的封建官吏，用以对人民进行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发展学校，增筑学舍，大增生徒，各少数族及亚洲各国君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于是儒学大盛，为古昔所未有。
唐朝在门下省设宏文馆，在太子东宫设崇文馆，各置学士若干人，除掌书籍外，亦教授学生，唯学生均来源于高级贵族、官僚子弟，为数不过数十人。
除官家的学校外，当时还有私人聚徒讲学。
适应门阀世族日益衰落的历史趋势，唐朝继续发展与完善新兴的科举取士制度。参加科举的人有由学校保送的生徒，有通过州县初试的乡贡。唐代科举分制举和常举。制举由皇帝下诏举行，以待“非常之才”，随时设科，名目繁多。最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辞科等。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废。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到唐太宗时，此科几至废绝，士人的趋向才开始转变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试帖经、经义及时务策。进士科在贞观年间试策和经义，高宗时加试杂文（指诗赋），到玄宗时始改变为以试诗赋为主。此科后来跃居独重地位，进士及第者往往能飞黄腾达。常举须先通过礼部试，进士及第者仅得出身；然后通过吏部试，身、言、书、判合格者始得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所谓门荫，是指凭借先辈的官资以荫得官。唐代属于九品范围的职事官称流内官，低于九品职事官的官吏称流外官，流外官多半是出身卑微的胥吏。所谓入流，是指流外官经过考铨，升职为流内官。唐初，由此两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员才占了多数。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是选官制度上的一个进步。它在削弱门阀士族的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提高官员文化水平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期政局的发展唐朝前期政治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武则天执政时的政局变动和玄宗朝的开元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开明皇帝，接受亡隋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留意“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出现了天下升平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虚怀纳谏，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大臣能够面折廷诤，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不避权贵；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纵鹰犬，罢贡献，节俭自持，力戒奢淫，二十年间风俗淳朴；修撰《贞观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士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胡越一家”的盛况，唐太宗被少数族尊为“天可汗”。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唐太宗承认，他孜孜从政是为了使公卿百官“长守富贵”，即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而采取上述进步的开明政策。因而，贞观年间不但有卖子鬻女的现象，而且发生过农民自残肢体以逃避徭役的事。劳动人民仍然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皇后武则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幑之女，十四岁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勣、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废黜王皇后，改立她为皇后。以后她排除异己，对反对立她为后的顾命大臣加以打击，如先后流放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从显庆(656～661)开始，唐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 *** 武后之手， 天下称皇帝和武后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不久，又废中宗，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终于废睿宗称帝，改国号周。在称帝前后，她大力打击皇亲国戚，诛杀海内名士。武周政权持续了十五年之久(690～705)。
武则天 *** 国柄将近半个世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她重视农业发展，曾向高宗建言劝农桑、薄赋敛；以后又向全国颁布了《兆人本业》，用以教导农民，内容包括农俗四时种莳之法。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她破格用人，发展科举制，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官员。她还一再下令放奴为良，限制王公以下的畜奴数，禁止西北一带养蓄突厥奴婢，各地不得以“佣力”为名质卖男女。武则天即位前，还令大臣撰成《姓氏录》， 以代替《贞观氏族志》，进一步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同时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等七姓十一家相互通婚。上述建议、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生产有所提高，户口迅速增加。
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消极的一面。她广建佛寺，筑“明堂”、“天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其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一方面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均田制已开始趋向弛坏，农民逃亡逐渐普遍，阶级矛盾有激化的倾向。
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武则天在夺权的过程中曾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和索元礼等，广事罗织，以酷刑逼供，大兴告密之风，一时冤案累累，滥杀无辜中也不免祸及部分劳动人民。到武周政权基本巩固之后，这种风气才有所收敛。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崔玄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策动左右羽林军李谌、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的亲信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重建了李氏王朝。
中宗复位以后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及武后余党武三思等人手中。这些新贵浊乱朝政，滥增官员；广占田园，财货山积，肆意侵剥劳动人民。在一片混乱声中，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此后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而大权在握，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睿宗于延和元年(712)让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赐死，党羽或杀或逐，混乱政局至此结束（见韦后之乱）。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力求有所作为。他先后以姚崇、宋璟、张嘉贞、韩休和张九龄为相。诸相或忠言直谏，或守法不阿，或长于吏治，均能较好地辅佐皇帝。玄宗本人留心纳谏，精简机构，释放宫女，减毁服玩，显著节省了开支。其时对官吏循名责实，对地方官加强监督，吏治趋向清明。又针对经济、财政、军事上出现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收到一定的效果。在经济上，大力兴修水利，边境上大规模兴建屯田，以发展生产。文化方面，在东、西二京置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典籍，抄写经史子集约九万卷。故开无年间形成了政治清明、物阜民殷的局面，史称开元之治。这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地主经济和租佃关系唐代前期尽管继续实行均田制，地主占有土地并剥削依附佃客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关系。在地主阶级内部，有官僚贵族地主、庶族地主、寺院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唐初，有的官僚贵族自北朝以来世代做官，田产代代相承。其中有些是前代的赐田，有些则是新贵从李唐政权获得的赐田。无论是官僚贵族、庶族地主还是商人、高利贷者，都大量购买土地。有的人“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不少官僚贵族地主还依据官品、勋品从国家得到永业田和勋田。所有的地主不仅用这些土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为供游赏的园林，这种情况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郊区尤为普遍。寺院经济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下一度有所削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恢复和发展，并有日益膨胀的趋势。寺观不仅有常住田，而且可以据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产是来源于施舍。
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出佃收租，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约，是当时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见证。吐鲁番的租契反映，主佃双方多为小农，他们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经营不便而交错出赁土地，也有小农因家贫无力垦种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当性质的立契租佃。但由此可以断定，地主与佃客间建立租佃关系的情况一定也相当普遍了。根据出土契约，租额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预付和后付，地租有交产品和货币之分，上述诸区别取决于土地质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种类。租佃关系采取契约形式，定额租的产生和流行，凡此都说明唐代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比以往历代有明显的减轻。部曲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估计在大多数地区的现实生活中，部曲已经极少，《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文字是从《开皇律》中承袭而来的，并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赐奴婢的情况，动辄以数百人甚至以千人计，受赐者大多是立有战功的军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国以后，赐奴婢的数量锐减，说明掠战俘为奴的习惯不再盛行了。上述各种情况反映，地主对依附者的超经济强制明显地趋向缓和，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隋末农民起义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均田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打击下有所削弱，因而唐初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其余大部分则用以实行均田制，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占有。民户中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官员按品级受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勋官按勋品受不同数量的勋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妾及笃疾、废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与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宽了对买卖永业田、口分田的限制。不仅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均田令的记载，《唐律疏议》中有土地还受的规定，而且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手实、户籍和给田文书、欠田文书、退田文书，也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均田制实施的状况。从上述文书可知，民户“应受田”额与“已受田”额距离颇大，受田一般不足法定亩数。
封建统治者实行均田制的目的是：尽量利用现有劳动人手垦种土地，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和保证财政收入；通过授贵族、官员永业田和授勋官勋田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阶级的土地要求，因此均田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过实行均田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
课役制度唐朝前期实行的课役征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和地税，其中，以租庸调为正税，户税和地税是辅助税。此外，还有杂徭和色役。
租庸调课敛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称作调；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绢，每日合三尺，这种以绢折役的办法称作“输庸代役”。不产丝织品的地方，以麻布二丈五尺代调绢，另纳麻三斤，庸绢每日折麻布三尺七寸五分。
正役以外，农民须服杂徭，有的还要服色役。
唐朝把民户划分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户等主要根据财产和户内丁口多少划分。国家根据户等高低征收税钱，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开元时，户税分小税和大税，每年收小税约四十万贯，三年收一次大税约一百五十万贯。此外，每年还另收八十万贯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宝年间，八等（即下中等）户纳钱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户纳钱二百二十二文。户税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唐太宗继承隋制，于贞观二年(628)在全国普遍设置义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百姓根据籍内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亩纳粟或麦、稻二升于义仓，以备荒年赈灾之用。义仓征敛即地税。后来由于“公私窘迫”，国家遂贷义仓存粮支用。自中宗神龙(705～707)之后，义仓储粮支用向尽。天宝七载(748)以后，每年地税总收入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是唐王朝的一笔重要税收。
农业的发展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推动下，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促使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蒸蒸日上之势。当时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中央尚书省工部设有水部郎中，负责主管水利政令；都水监有都水使者，主持兴建水利工程和灌溉、水运等事宜。各地的渠及斗门均置长一人，专司调节渠水、分配使用。国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规。唐代的水利工程百分之七十兴筑于前期，这与当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有关。比较大的工程有：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六千余顷；贞观年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八百顷；武则天执政时期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东北所开的窦公渠，曲折三十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期在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三河(今河北三河东)、彭山（今属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兴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数千亩。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轳和桔槔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式水车溉田。
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耕作技术的进步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的发展导致垦田数量和户口的增加。开元年间，有的地方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有的地方原来榛莽丛生，这时也变成了秔稻之川，土地得到了空前的开发。随着垦田的扩大，新增加了一些县。贞观年间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经过百余年的繁衍和逃户落籍，到天宝十三载(754)增加至九百余万户，而据杜佑在《通典》中估计，如果把隐漏的逃户、隐户都计算在内，人口最多时的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
手工业的发展唐代前期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手工业分官府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官府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两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为主。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有的官营作坊则部分地和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巧儿”。各种劳动者都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趋向缓和。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这种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此类产品的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两道稍逊于上述各道。上等丝织品称绫称罗；绢和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毫州（今安徽亳县）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著进步。传统生产的越窑青瓷，“类冰”、“类玉”，晶莹可爱；新产品白瓷开始制造于北方的邢窑（在今河北邢台），色泽“类银”、“类雪”，质量很高。唐代还出现了三彩陶俑，即所谓“唐三彩”，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见彩图)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二百七十件，经过鉴定，知道当时已出现了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唐代手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是广大手工业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高级手工艺品却全部供统治阶级享用，劳动人民只能使用一般的民生日用品。
商业的繁荣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商业比魏晋南北朝时显得繁荣。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开炉九十九处，一年铸钱达三十二万七千余贯。随着商业的繁盛，出现了一些藏镪巨万、邸店遍海内的大商人，他们多从事远地转运，获取巨额利润。更多的是小本经营、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贩。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三十里置一驿，全国共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的驿八十六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交通孔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营店肆，备有“驿驴”，供行旅者骑用，倏忽数十里，相当方便。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城市的繁荣与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诸州、县治所均置市，由市令管理。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经济比较繁盛的城市。长安的坊为居民区，全城居民约有百万左右。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市内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亦有坊有市，全城共有“三市”：北市、南市和西市，是集中进行贸易的场所。除长安、洛阳外，唐代重要的城市还有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及号称“锦城”的成都。广州则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在城市中，诸“市”内各业分行序列，从而产生了由同行业者组成的“行”，每行有行首或行头，负责向国家纳税，执行官府命令。
唐朝的工商业虽然空前繁荣，但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绝对支配地位。长安的东、西两市一共才占有四坊之地，与全城的百余坊相比，处于次要的地位；加之钱绢兼行，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
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和改革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因开元、天宝之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唐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改革。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于是渐渐被破坏。田令规定永业田只受不还，而且二十亩永业田一般足额，口分田则严重不足额。所以每还受一次土地，国家的官田就随之减少一次。其次，从北魏到唐初，受田私有的倾向渐渐明显，尤其是唐朝永业田、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均许出卖，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助长了土地买卖的趋势，这就为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破坏提供了条件。复次，贵族、官僚强买民田，侵夺私地，非法侵占国家土地，也使大量官私土地和民间受田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最后，从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以来，几经兴废，且废而一再得以复行的条件是，国家能够不断掌握大量荒地。这一情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秦、汉以来只有黄河流域的良田沃壤已经垦辟，而周围很多地区，尤其是南方，还有大片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发。而且中原每遇战乱，就有大量地主率宗族、部曲、奴客南逃，他们到南方很容易“求田问舍”，故在战乱结束后多不再重返故里认领原有的土地，那些抛荒田的存在，就成为历届王朝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的条件。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唐代，待开垦的沃壤已不多了，避乱逃亡的地主很难在别处获得未开垦的荒地，在战乱平定后多数要还乡认占旧有土地，因而地主政权再也不能自行处理“无主抛荒田”了。这是实行了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唐中叶最后失去生命力、无法继续推行的原因所在。均田制的最终破坏，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课役、财政改革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课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均田制实行之初，就有不少农民受田不足。在均田制走向破坏的过程中，民户受田越来越少，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逐渐成为农民无法忍受的负担。为了逃避课役、兵役，他们纷纷逃亡，于是逃户、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课丁锐减的现象，故唐朝在财政上不免感到“课调虚蠲，阙于恒赋”。因此，李峤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建议，一方面奖劝逃户返旧贯自新；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不愿还旧贯者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大概此议为朝廷所采纳，故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武周时期的文书中分别出现了“括浮逃使”和“括户采访使”等职衔。进入盛唐以后，逃户问题更加严重，唐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令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户，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左右，共括得客户凡八十万户，籍外剩田“亦称是”。劳动人民脱籍亡匿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括户是唐王朝针对逃户采取的措施，斗争的剧烈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加速变化。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迴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见迴造)。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迴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天宝初年，韦坚又以江淮义仓粟转市轻货，北运长安，显然是“迴造纳布”的继续。唐朝统治者用各地运来的绢、绫、罗、金、银、珠宝等轻货购买关中地主的存粮，以解决财政问题，显然是适应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兵制改革和沿边节度使的产生从武周到开元之末是府兵制加速崩溃的时期。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少，贫苦农民逐渐无力承担自备戎具、资粮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瓦解的根本原因。番上宿卫的卫士原系执行侍卫皇帝的任务，被尊称为“侍官”，后来被官吏任意驱使，甚至执僮仆之役，身分大为降低，京师人甚至以“侍官”为辱骂时的用语。高宗时因为军镇增加，仅府兵不足戍边，开始强使征行的一部分兵募也充当镇兵。戍边的府兵和兵募本来规定三年轮换，开元时延长至五、六年更代，有的甚至长征不归，并且他们均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和迫害。富人子弟由于勋田逐渐不能兑现，不再愿意被拣点为府兵或充兵募，大多数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故兵役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旧兵制的崩溃，旧兵制的崩溃又反转过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唐朝统治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于兵源枯竭，面临折冲府“宿卫不给”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兵制的彻底改革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令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招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骑（音郭）”，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皆免征镇赋役。开元二十五年改革征防军，在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情愿充健儿长住边镇者为兵，听家口自随，官给田地屋宅，称长征健儿。征兵制已改为募兵制，唐玄宗于是在天宝八载(749)宣布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至此终告废除。
在府兵制崩溃的过程中，地方上又出现了团结兵，亦称“团练”，开始产生于近边诸州，以后扩展至关中及其他各地。团结兵由各地差点殷赡、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不离乡土，也从事生产，但与府兵不同，不需自备戎具、衣粮，而是官给身粮、酱菜，带有雇佣职业兵的性质。后来由于广泛使用团结兵，诸州因置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等职，例由刺史、观察使兼领。
开元、天宝时期兵制的变化和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宗、高宗之际，唐对周边各族主动出兵，一则力图解决边患，一则为了开疆拓土。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频仍，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自从打败西突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防御线大大延长，再调兵遣将东征西讨已很不便，而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应付新的备御形势， 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 因而就形成了军区。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至此始有节度使之号。至天宝初年，后突厥兴起，吐蕃、奚、契丹不断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边地形势紧张。于是全国先后出现了十道节度、经略使，即安西、伊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及岭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这是造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
政治制度的改变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职官制度的混乱和变革就是其中主要表现之一。
首先是尚书仆射地位的降低。仆射在唐初是当然的宰相，而且是从二品官，品阶高于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但武周政权结束后，仆射凡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者不再是宰相，称为“空除仆射”。这一变化说明中书省、门下省的地位有相对的提高，尚书省的地位有所下降。
其次，政事堂原置于门下省，高宗死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宰相张说又改政事堂号为“中书门下”，下面设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这一变革对尚书省的六部形成了侵权和重叠现象，也是动摇旧宰相制度的表现之一。
复次，差遣制逐渐流行，差遣职增加，成为固定职官。差遣制的特点是：官与职脱节，本司官往往判别司事；差遣官无定员，无品秩；其任命不由吏部和兵部铨选。非三省最高长官的其他官员，假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使居相位，就是一种差遣官。但在唐初，差遣职务多属临时性质，而且是一种个别现象，并不普遍。武则天执政时期破格用人，官员大增，差遣之法逐渐流行起来。到玄宗朝差遣官成为制度。当时带“使”字的职衔均为差遣官，节度使、团练使、户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差遣官大量出现，不一而足。
最后是翰林学士院的兴起。武则天执政时，为夺宰相之权，引文学之士多人密令参决奏议疏表，时人号为“北门学士”。玄宗于开元末年置翰林学士院，学士专掌“内制”。学士也是差遣官的一种，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书省形成部分侵权。
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日益富裕，贞观、永徽时期统治集团的俭朴自持之风逐渐为声色狗马的奢靡风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逐步转化成了一个贪图逸乐的皇帝，挥霍浪费，用不知节。皇族、贵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浊乱。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谄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为人阴险狠毒，排摈贤良，在他执政时期，以谄佞进身的人与日俱增。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也是一个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余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
后期后期的政治和财政改革安史之乱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健儿的出现虽能加强边防，但同时使节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节度使不仅兼任采访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职，他们终于成为既掌握军事权又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自雄于一方的力量。当时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余，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中央与军镇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两个这样的人物。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东北一带的杂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为相，外出为将。李林甫为杜绝“出将入相”的情况，以巩固自己独专朝柄的地位，建议玄宗任命寒人蕃将镇守边境，安禄山遂得一身兼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专事对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知平卢军事。安禄山经过累年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
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安禄山很快就攻下洛阳，自行称帝，国号燕，并分兵西攻关中。唐玄宗于潼关失守后仓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面以朔方军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任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进讨；一面命燉煌王李承宷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在战争期间，安史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后来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最后思明亦为其子朝义所杀。内部斗争大大削弱了安史军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发动战争不得民心，到处遭到群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逐步转败为胜。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军与回纥军展开反攻，最后在次年正月战败叛军，史朝义自缢。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次事件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的转折点，是阶级矛盾由缓和走向激化的转折点，是唐王朝对周边各族由主动进攻走向被动挨打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唐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刘晏的财政改革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当时税源枯竭，开支浩繁。为了维持统治，必须整顿并改革财政。形势的要求造就了一些理财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代宗朝的刘晏和德宗朝的杨炎。
宝应元年，代宗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广德二年(764)，又以刘晏为河南、江淮以南转运使，以后又兼盐铁使、常平使等职。刘在整顿财政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改革漕运、改进盐政和行常平法。
安史之乱使汴河堙废，运河沿线户口流散，漕运不能畅通，刘晏为整顿漕运采取了以下几项有效的措施：
（1）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运船短途往返，并把漕粮分段运往太仓；
（2）根据各段运路水流情况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制造适合于各河水流的坚固耐用的船只；
（3）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牵挽粮船的办法，以盐利充漕佣，雇船工、水手进行运输；
（4）大力疏浚运河道，畅通漕运。经此整顿，运量大增，运河沿线的社会经济亦得到恢复。
刘晏在肃宗上元元年(760)任盐铁使后，根据“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原则，改革盐法，其主要办法是：
（1）国家在产地统购亭户（制盐户）生产的食盐，然后加价卖给特许的盐商，任其自运自销；
（2）鼓励商人以绢代钱籴盐，国家用所得的绢制做将士春服；
（3）离盐乡很远的地方，转盐官在那里储备食盐，等商绝盐贵时减价出卖，称作“常平盐”。经过整顿，盐利由每年四十余万缗增加到六百余万缗，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刘晏自京师至诸道巡院重价募“疾足”，并根据他们及时汇报的全国各地的物价和年景，实行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的办法，以稳定物价，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常平法。
上述改革对唐朝的财政状况尽管有所改善，但还没有触及主要的赋税制度，而且岁入的增加最终是来源于对人民的剥削，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两税法的实行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唐朝赋税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政治大动乱中，赋税征敛也随之紊乱，财政、经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田不足和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民无力负担只问丁身、不问资产的租庸调和杂徭，占田以千亩、万亩计的地主积谷无算，却只负担微不足道的丁课，而唐王朝财源枯竭，无法按旧税制加重“积谷翁”的负担；在正税失灵、官禄兵饷日增的条件下，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民不堪命，破产农民大量转化为逃户和浮客，阶级矛盾随之趋于激化。
针对上述问题，代宗时已开始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加户税和地税。而到唐德宗时，终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宣布实行两税法。新税制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以前的租庸调和一切苛杂，各项并入两税。不论土户、客户，一律就地落籍纳税，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纳相当于资财三十分之一的商税。新的税项是户税和地税。户税据户等以钱定税，纳税时可折收绫绢；地税按亩征收。由于小麦种植推广，二年三熟和一年二熟的情况已比较普遍，遂规定户税与地税都一年两征，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因此新税制称作“两税法”。上述内容说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为税产，这符合土地集中和贫富升降的社会现实。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是土地制度变化、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这次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对此后历代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税法实行以后，只能在较短的时间改善唐王朝的财政状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因为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大地主、大商人或则利用特权免税、减税，或则利用非法手段逃税漏税；加之唐朝后期吏治败坏，行政效能很低，有的时候往往几十年都不重新定户，结果，有的地主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有产去税存之苦。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实施以后，唐朝的岁入又遇到了困难。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从地主手中低价购买谷物，就采取了以下两种措施：
（1）户税尽量多征钱币，少折纳绫绢，这样就迫使纳税者多向市场提供商品粮、绢，国家就可一手向纳税者征钱，一手又从他们手里购买廉价的实物。其结果是导致市场上供过于求，物价连年跌落。两税法实行四十年后，绢价由每匹值钱四千文降到八百文，米价由每斗二百文降到五十文。这样，按户等确定的户税钱额虽然如旧，而纳税者的负担却成倍地增加了。由于一般人看到物价下跌的趋势还会长期延续下去，就尽量贮藏钱币，甚至用销钱为器的手段逃避国家对藏钱的禁令。直到唐末懿宗时，由于社会生产已经严重衰落，政府对物价失去控制，才产生了回升的趋势。
（2）实行榷酤、税茶，即通过流通领域多收间接税的办法增加钱币收入，弥补正税的不足。这种措施同样也起了激化阶级矛盾的作用。
藩镇割据和中央对藩镇的战争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藩镇割据的形势却从此形成。唐代宗在战争结束之初就继续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过程中及平定战乱后，唐朝军将亦几乎都授以节度使之名，内地也先后建立军区，藩镇制度因此进一步推广，遍于各地。在节度使中，虽然有服从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其中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见河北三镇）。淄青镇与上述三镇情况完全相同。这些节度使父死子继，自署将吏，缮邑治兵，目无朝廷，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酿成了战火连年、国无宁日的局面。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见上供、送使、留州）。
唐朝后期，中央同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唐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第二次，唐宪宗大举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镇；第三次，唐武宗平泽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唐德宗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李、田遂连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不允，李纳遂反。战事日益扩大，卷进来的藩镇越来越多，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虽先后败死，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藩帅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坚决讨伐转变为姑息妥协。从此，有些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立成为惯例，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刻化了。
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闢、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愬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侄刘稹请为留后，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定了泽潞。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抵消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连绵不断的、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次大的战乱之后，黄河流域往往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唐代后期朝廷与藩镇各自扩大自己的兵力。唐宪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地主对人民进行横暴的统治，战争和重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宦官专权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召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狗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榨。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翦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擅的政局，并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伾两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伾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着手进行革新，斗争矛头首先直指宦官集团。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钱，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藩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大肆打击和贬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也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历时一百余日，以失败而结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斗争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犹有在左右者，决心加以翦除。当时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权纳贿，皇帝对他无可奈何。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料事泄失败。此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提拔李训、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常与两人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835)李训以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企图内外配合，发动事变。不久，李训拜相。这年初冬，文宗诛杀王守澄，消灭了弑宪宗的最后一个逆党。在李训的策划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伪奏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夜有甘露，百官称贺，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鱼弘志）等前往验看。李训预先已伏兵该处，谋乘机诛杀宦官，不料为仇、鱼等发觉，宦官因强拥皇帝退往后宫，并与朝官展开搏斗。大臣李训、郑注、王涯、贾、舒元舆等均全家被杀，其余死者不可胜计。斗争结果，朝官惨败，宦官全胜。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作“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闵等指陈时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员外郎韦贯之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厌恶牛僧孺等人，因此贬杨、韦两人，牛僧孺等只得长期充当藩镇的幕僚，不能即时升迁。这次事件揭开了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序幕。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与李让夷等人。牛党除牛僧孺、李宗闵外，主要成员还有令狐绹、李珏和杨虞卿等人。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牛党利用科举中投卷、关节之风，相互援引，竭力拥护进士科取士；李党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企图改革选举制度。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裁汰冗官，牛党持相反态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废佛之举，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恢复了会昌废佛时被废毁的寺院。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曾于大和五年(831)率众来降，德裕遂收复了该城。当时，牛僧孺居相位，因疾李党之功，表示反对，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弃维州，悉怛谋等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牛李两党交替执政，执政时各自贬谪对方。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李党从此失势，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东南)。以后，朝廷上形成了牛党当权的形势，党争至此结束。
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和发展，始终未能重现开元年间的全盛景象。安史之乱结束之初，中央所能掌握的户口仅三百万户左右，相当于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的客户落籍，经过整顿，增加至三百八十余万户。到唐武宗会昌(841～846)间，国家掌握的也不过四百九十余万户。户数大减于盛唐，固然与强藩巨镇不申户籍和逃户大量存在有关，但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不过，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在生产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南方农业的发展各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北方战争频繁，社会生产时兴时衰；南方兵燹较少，加之北方人口部分避难南徒，增加了那里的劳力，因而经济成就远比北方显著。在水利建设方面，南方兴修了不少陂、塘、堤、堰，其中著名的如句容（今属江苏）复置的废塘绛岩湖，周围百里，开田万顷；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一带筑堤以捍赣水，用斗门节水灌注陂塘近六百个，开田一万二千顷；其他如常州、湖州(今属浙江)、明州及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都兴修了溉田以千顷计的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种植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已经采用插秧移植的技术。随着稻麦复种制的开始推广，亩产量有明显的提高。
植茶的发展对南方经济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名茶达二十余种之多，遍产于长江上下游很多州县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门等地经营茶业的人很多。私营的茶园或则雇农民采摘，或则出佃收茶租。官茶园则征发茶农从事生产。茶叶是经济作物，茶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唐代后期茶叶不但贩运于全国各地，而且也是输往少数族地区和国外的主要商品。
北方农业生产的徘徊迟滞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使得江淮一带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产区。在河朔藩镇不供贡赋的情况下，中央政权就只能主要依靠东南的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及湖南等八道提供赋税，其中尤以今苏南、浙江一带最为重要。漕运在唐代后期成为国命所系的大事，与江淮地区农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户口数的此消彼长，亦呈现不平衡状态。兹据《元和郡县图志》将长江流域部分州的户数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全国编户锐减中，江南很多州的户数猛增，其中最突出的如襄州、饶州均增加约两倍，这确实是江南经济上升的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户数大增的州都在长江中游一带，下游除苏州略有增加外，其余各州均趋减少，有的地方减少的数字还很大，说明南方户口的增减也是不平衡的。
南方手工业的发展唐代后期手工业在南方也呈现上升趋势。取江南道、剑南道各州的土贡资料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随着年代的推移，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的产品尤为名贵。南方种桑养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是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民间大量植桑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非常有利。造纸业在唐代后期有长足的进展，著名的产地也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淅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均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发展的道路。蜀人造纸还特重染色，能制成著名的“十色笺”。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阳)善制漆器，称为“襄样”，亦为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造船方面，当时已能制造“轮船”，用人力踏轮车转动，好像挂帆席一样便于航行。史籍记载，代宗、德宗之际巨商俞大娘，拥有可载米万石的大型航船， *** 驾之工达数百人之多。当时中国造的海船，有的大于外国的番舶。唐代后期制瓷业也有新的进展，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瓷窑近三十处，遍布于今十个省。施釉技术有所提高，普遍使用护胎釉，而且彩釉较多。瓷器的造型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装饰手法亦有改进。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银器。
唐代后期私营手工业作坊有日益增加的趋势。随着中央集权的瓦解和唐政权的衰落，官营作坊逐渐削弱，但统治者对手工业品贡户的剥削却无疑有所加重。生产领域中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在配置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后期的商业当时商业的繁荣既与部分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关，也与土地兼并造成的下述条件有关，如：官僚、地主、商人日益富裕，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刺激了转运贸易发展，而农民纷纷破产，被迫舍本逐末，转化成小商小贩。在商业病态繁荣中，官商合流的倾向比前期大大加强了。有的节度使也大肆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富商巨贾则贿赂官员牒补列将，甚至能升于朝籍。刘晏所说“如见钱流地上”，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首先反映在城市经济的发展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史载，贞元(785～805)时长安除两市外，在“要闹坊曲”之处亦有货卖用物的商贩。《唐阙史》亦载，京师宣阳坊设有彩缬铺。城中两市店铺栉次鳞比，数量大增，如会昌年间长安失火，延烧东市曹门以西的十二行，四千余家。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麕集着大量的客商，不少节度使也在该城列置邸肆，从事商业活动。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在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增加，出现了为商人服务的柜坊，商人可以在柜坊存放钱物， 称作“僦柜”。柜坊向客商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 并可根据商人所出的凭据代为支付钱货，这就使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商品数量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频繁是导致柜坊产生的根本原因。邸店是商人存放大批商货和居住的场所，虽然北朝以来早已出现，但至唐代后期有进一步发展。
唐代后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汇兑。商人可在长安把钱币交付各道的进奏院或诸军、诸使、富家，领取一种文券，执持文券轻装以赴四方，凭文券在各地合券，提取所汇钱币，称作“飞钱”或“便换”。飞钱的产生既与商业的发展有关，也与两税法实行后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有关。不少地方官因境内缺钱而下令禁钱出境，大大妨碍了转运贸易，因而商人就以汇兑的方式克服钱币过境的困难。唐王朝曾一再下令禁止与商贾便换，力图把汇兑业务全部垄断在官府手中。唐朝末年，由于江淮商贾凭官府文牒而不能如数提取所汇之钱，便换失信于民，遂自行停废。
在唐朝前期，集市贸易虽然存在，却不普遍。到唐代后期，由于农村小生产者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有所加强，所以集市贸易在城市以外有明显的增加。这种集市，在江淮一带称草市，在西蜀称亥市和蚕市，北方则称为集。在集市上贩卖的商品多是农具和农副产品，由于需要适合农民的生产节拍，故贸易均定期举行。有的集市则开始有商人定居，有的甚至因发展迅速而被置为县。
周边各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周围的少数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回纥、西南的吐蕃、南方的南诏以及东北的契丹和靺鞨。
东突厥突厥族起源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之北，后来逐渐向东迁徙。北齐天保三年(552)，首领阿史那土门正式建立了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建牙在于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不久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汗国。开皇三年(583)，突厥被隋朝打败，遂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的称西突厥；东部的称东突厥或蓝突厥，且因居唐朝之北，亦称北突厥。
东突厥在隋末唐初势力很大，控弦百余万，不断向南攻扰，抢劫财物，俘掠人口。唐初有人甚至向李渊建议放弃长安，迁都山南以避突厥。李世民反对这种错误主张，力主积极抵御。他即位后，于贞观三年(629)派李靖、李勣等率十余万大军分路出击，次年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太宗李世民把突厥降众中的半数左右安置在西起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东至幽州的地区，并置羁縻府进行管辖，仍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将军。其余约万家入居长安，其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开明的民族政策既解除了唐初的北方边患，也有利于突厥此后的发展。这件事在北方各族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因而唐太宗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
东突厥灭后，北方最强大的民族是薛延陀和回纥。当时铁勒诸部皆受薛延陀统治，时起反抗。唐太宗乘其内部斗争剧烈的时机出兵北征，于贞观二十年灭薛延陀，以其地置燕然都护府，管辖下属的羁縻府州。
以后，东突厥降众在阿史那骨咄禄领导下又进行复国活动。突厥南迁后，骨咄禄为小部首领。在高宗时期南迁突厥一再聚众反抗而遭失败后，他招集散亡，被部众奉为颉跌利施可汗。他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将别部民分为“突利”、“达头”两区。后得单于府降户部落检校阿史德元珍，封之为阿波达干，使专统兵马。垂拱元年(685)以后，以丰州(今内蒙古临河东)一带为根据地发展势力，采用暾欲谷所献策，东击契丹，北征铁勒九姓，并占领了乌德鞬山（即于都斤山）。从此建牙于乌德鞬山，所恢复的汗国通称“后突厥”。天授二年(691)骨咄禄去世，其弟默啜继位为可汗。证圣元年(695) 武则天遣使封之为“迁善可汗”。突厥族自南迁后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需要种子、农具发展生产，武则天曾应默啜可汗之请，赐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并许通婚。后突厥有时亦南扰唐边。景龙二年(708)，唐朝命张仁愿在黄河以北筑三受降城以御之。以后，毗伽可汗在位时期(716～734)对唐朝又采取睦邻政策，北边两族人民在一起养畜资生，种田末作；双方互市规模相当可观，唐朝每年以帛数十万匹换取突厥马匹。突厥在和汉族交往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产生了向封建制过渡的倾向，阶级斗争逐渐激化，统治集团亦斗争不已。天宝三载（744，一作四载），后突厥终为回纥所灭。
回纥初称回纥，后改称回鹘，是铁勒的一部，散居于今色楞格河一带，臣属于突厥汗国。因不堪突厥贵族的奴役和压迫，回纥曾在隋末唐初一再进行反抗。贞观元年(627)，回纥人民在其首领菩萨领导下大败东突厥，声震北方。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受薛延陀控制。当时，菩萨建牙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回纥族已经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回纥协同唐朝击灭薛延陀以后尽据其地，唐朝在那里广置羁縻府州，并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以其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龙朔(661～663)时，唐朝改燕然都护府为瀚海都护府，统领回纥及漠北之地。后突厥复国后，7世纪末8世纪初，回纥中的一部分迁往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留在碛北的，自天宝以后均为后突厥所役属。天宝三载 (744)回纥联合后突厥统治下的其他各部灭后突厥，不久尽有其地。唐玄宗册封回纥骨咄禄毗伽阙为怀仁可汗。当时的回纥建牙于乌德鞬山，建立起一个势力范围东极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的汗国(744～840)。其俨然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铁勒诸部遂逐渐在回纥名义下融合为一族。
安史之乱时期，回纥一再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此后，回纥人留居长安者常以千计。贞元四年(788)，回纥更称为回鹘。吐蕃占领陇右以后，唐朝丧失监牧之地，战马奇缺，因而不断以绢、茶易换回鹘马匹。随着陇右的丧失，唐朝和西域、中亚的交通必须假道回鹘，回鹘人遂得以从东西贸易中得到很大利益。唐朝特意在灵武通向回鹘的路途中设立了很多驿站，便利双方交往。唐朝皇帝不断以宗女和亲于周边各族，但嫁给回鹘的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和太和长公主三人都是皇帝的生女而非一般的宗女，可见唐朝与回鹘的政治关系特别亲密。两族间文化交流也有所发展，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回鹘文、汉文和粟特文刻成的。摩尼教亦由中原传到回鹘，并被其定为国教。
从9世纪中叶起，回鹘内部纷争不断，又屡遭天灾，国力大为削弱。散居阿尔泰山的黠戛斯族乘机摆脱了回鹘的统治， 其首领阿热自称可汗。以后回鹘连年发生战争。开成五年(840)，回鹘为黠戛斯所破，被迫进行大迁徙。有的南迁近塞，有的西迁葛逻禄地区，与邻近部落建立了哈剌汗国；有的西迁西州、龟兹，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即今维吾尔族的祖先；有的西迁甘州，称甘州回鹘，即今裕固族的祖先；还有一小部分迁往吐蕃地区。
吐谷浑两晋时，吐谷浑系鲜卑族的一支，西迁以后，逐渐控制了今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氐族和羌族。4世纪时，其首领叶延正式建立了国家，都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口南）。隋炀帝曾一度灭吐谷浑，于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隋末大乱，其首领慕容伏允乘机复其故地。
唐初，吐谷浑处唐朝与吐蕃两大势力之间，执政的慕容伏允持亲吐蕃、疏唐朝的态度，唐太宗几次征他入朝，均未达到目的。从贞观八年(634)开始，唐朝一再派兵西征。次年，李靖大败吐谷浑，伏允为左右所杀，其子慕容顺属亲唐势力，在唐朝的支持下继立，遂称臣内附。慕容顺死后，唐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西平郡王，并以弘化公主与之和亲，资送甚厚。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为吐蕃所并，诺曷钵率众徙今宁夏。以后，唐朝于灵州置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南）以安置之。
西突厥与西域各族隋唐之际，西突厥是今新疆、中亚一带的一个强大势力，天山以南诸国如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及疏勒等均受其控制。
隋唐之际，中原大乱，西突厥射匮可汗去世，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他北并疏勒，西拒波斯，控弦数十万，势力相当强大。这一情况有碍于今新疆一带的统一，而且不利于丝绸之路的畅通，所以唐朝与西突厥间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东突厥被灭、吐谷浑归附以后，唐太宗腾出手来，开始经营西域。高昌麹氏政权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成联盟反对唐朝，拥塞道路，妨碍东西方贸易，唐太宗派侯君集率军出征，于贞观十四年(640)攻下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麹智盛降。唐朝以其地置西昌州，不久改名西州，并于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统辖高昌故地。同时于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置庭州。以后，唐军又于贞观十八年平定了焉耆王龙突骑支之乱，二十二年平定了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之乱，唐朝遂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于疏勒、焉耆、于阗同时设镇，合称安西四镇。当时西突厥分裂为两部，陷于内争，其属国高昌、焉耆和龟兹又先后被唐朝所灭。以后，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虽然一度统一了两部，但不久又发生纷争。高宗为了解除西突厥对庭州等地的威胁，遂于显庆二年(657)派苏定方、萧嗣业等率军西征，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奔石国被擒，西突厥至此宣告灭亡。唐以其地分置昆陵都护府统辖五咄陆部，濛池都护府统辖五弩失毕部。唐灭西突厥后，国界越葱岭，远达咸海东、南一带。高宗调露元年(679)王方翼筑碎叶城，以后一度以龟兹、疏勒、于阗与碎叶为安西四镇。为了控制西突厥广大地区，武则天又于长安二年(702)分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地区为北庭都护府，治所设在庭州。
吐蕃藏族的祖先在唐代建立了一个王朝，称作吐蕃。7世纪初，吐蕃的赞普（意即王）松赞干布执政，继承祖、父两代开创的基业，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羌族诸部，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并把首都从琼结迁到逻些（今西藏拉萨），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在统一全藏的过程中，依山而居的民众纷纷迁往平原，农业人口随之大增。吐蕃的王族和贵族是奴隶主，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奴隶和平民。当时，吐蕃已经创造了文字。
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遣使于唐，请求通婚。经过一番周折，唐太宗终于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十五年，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赴吐蕃，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并在吐蕃为公主修建了唐式宫室。文成公主带去了第一批入藏的汉人，其中有一些是手工业工匠。大批的书籍、手工业技术亦随之传入吐蕃。这次和亲揭开了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序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唐中宗时又以宗女金城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弃隶蹜赞，又有一些工匠随公主入藏，龟兹乐亦传往吐蕃。后来，吐蕃还得到了精工抄写的《毛诗》、《礼记》、《左传》及《文选》等重要典籍。由于两族交往的频繁和扩大，吐蕃的马、金器、玛瑙杯和纺织品等特产也传到了唐朝。吐蕃占领河西、陇右时期的敦煌遗书中，有关于禅宗的写本，是用藏文写的，这说明禅宗已经传入藏族。
吐蕃有时对唐朝发动掠夺奴隶、财物的战争。唐朝前期吐蕃势力伸向西域，双方在那进行过长期的拉锯战，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数易其手，但唐朝尚能基本上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吐蕃乘唐朝西北重兵内调的机会，一举出兵占领了河湟陇右一带，并于广德元年(763)一度攻入长安。唐代宗被迫逃往陕州，赖关中及长安城中人民奋起反抗，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皇帝才得以复还京师。此后，唐朝的河陇直至北庭、安西的广大以区，几乎全部沦于吐蕃之手。陇右各族人民不堪吐蕃奴隶主贵族的奴役和压迫，曾在汉人张议潮领导下于宣宗大中二年(848)发动起义，先后恢复了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等河西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前后， 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原）、安乐州等地亦摆脱了吐蕃的控制，重新归附唐朝。唐代后期，两族间虽然不断发生战争，但也一再建立盟约恢复睦邻关系，如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弃松德赞当政时就积极推行与唐朝和盟的政策，双方在穆宗长庆(821～824)间结盟时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
吐蕃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同奴隶制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代表奴隶主利益的王朝走向衰落。会昌元年（842；一说846年）赞普郎达玛被刺杀后，内部大乱。至60、70年代时，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全族规模的农民、牧民、奴隶大起义。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吐蕃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形成了割据局面。
南诏7世纪以前，在今云南洱海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昆明国，其主要居民是“白蛮”，即今白族的祖先。在昆明国的北方、东方和南方还有一个称作“乌蛮”的民族，即今彝族的祖先。从 7世纪初至中叶，乌蛮不断移入洱海地区征服白蛮，形成了六个乌蛮的政权，称六诏，即蒙嶲诏、蒙舍诏、越析诏、邆赕诏、施浪诏和浪穹诏。其中蒙舍诏处最南方，亦称“南诏”，其王族为蒙氏。当地民族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最进步的地区是蒙舍诏，已有很发达的农业。贞观二十三年(649) 蒙舍诏的首领细奴逻建立“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这时蒙舍诏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8世纪时蒙舍诏征服各诏，建立起统一的国家，通称为南诏。不久迁都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大历十四年(779) 南诏又定都于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南诏统一以后，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册封其王皮罗阁为“云南王”。以后双方保持友好关系，皮罗阁派其孙凤迦异赴长安朝见皇帝，玄宗赐以胡部、龟兹两大乐队。不少南诏最高统治者接受过唐朝的册封。汉人郑回被俘后曾担任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凑三代南诏王的清平官（相当于汉族的宰相），地位显赫。南诏夺取西爨地区（今云南中部、东部）以后，同唐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8世纪中叶开始，双方不断爆发战争，南诏王阁罗凤遂归附于吐蕃，受封为“赞普钟”。后来，阁罗凤发现背唐对南诏不利，他在《南诏德化碑》中流露了对唐朝友好关系的怀念。异牟寻当政后，终于接受郑回的建议，在贞元十年(794)恢复了同唐朝的和睦关系，唐德宗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以后双方时战时和，但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没有间断。南诏基本上模仿唐朝的官制，相当尊重儒学，其统治者不断派子弟至成都学习书算。汉族的典籍和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帖亦传入南诏。汉人手工业者把纺织技术输入南诏后，其纺织品的质量可与唐朝相比。大理崇圣寺塔是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南诏人民在开发、建设祖国边疆中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南诏在和唐朝的接触中，社会生产迅速发展，产生了封建制因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渐趋激化。开复二年(902)郑回的后裔郑买嗣灭蒙氏政权，建立了大长和国。
契丹契丹族是古代东胡族的一支，北魏时散居于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支流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中、下游地区。当时该族已进入父系氏族阶段，共分八个部落。隋代，契丹族已经组成了松散的部落联盟。到匀德实可汗时，契丹族开始有了农业。以后，冶铁鼓铸和纺织业亦随之兴起。
唐代初年，契丹族首领大贺摩会归附于唐朝。贞观中，唐太宗于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武则天执政以后，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翙对契丹进行凌辱，引起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妻兄孙万荣的反抗，战争断断续续达数十年之久。至开元初，唐朝始得复置松漠都督府。此后恢复了和睦关系，双方聘使不绝，经常互市。唐代后期每年有两三批契丹人来内地贸易，每批约数百人，有的在幽州就近互市，有的则前往长安。汉族与契丹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相当的发展。
到唐朝末年，契丹族已经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尽头，接近奴隶社会的门槛了。
靺鞨靺鞨在古代称肃慎，北朝时称“勿吉”，分布于粟末水（今黑龙江省的第二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下游）流域。6～7世纪时勿吉人逐渐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居骨、拂涅、号室及黑水等七大部，其中最强大的是黑水部与处于最南端的粟末部。唐高宗时粟末靺鞨南徙营州。圣历元年(698)其首领大祚荣开始建立政权，称“震国”，奴隶制国家即正式确立。开元元年（713）唐玄宗以大祚荣所部置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从此其辖区便以渤海为号。十四年，唐朝又在黑水靺鞨部所在地置黑水州。靺鞨族即满族的前身。
渤海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当发达。渤海的政治、军事制度多仿唐制。靺鞨族不但使用汉文，而且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等典籍。两族间聘使往还，经常互市，自鸭绿江入海至登州（今山东蓬莱）登陆，是渤海通往内地的要道。从代宗开始，唐在青州(今山东益都)专设渤海馆以接待其使臣。渤海还派遣了不少学生到长安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在渤海京城发现的瓮门显然是模仿唐制而建造的，发现的白瓷片也与唐朝制品完全相同。渤海朝贡使臣所作的诗曾受到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的称赞。
唐代周边各族与汉族的交往空前频繁，各族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因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又有长足的前进。
唐朝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科学与技术唐代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科技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及印刷术等方面。
天文与数学僧一行，本名张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他青年时代就精通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唐玄宗召他到长安主持改定历法。当时，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已经制成木黄道游仪的模型，一行主张改用铜铸，并与令瓒继续进行研究，经过两年的努力，最后于开元十二年(724)制成铜黄道游仪。次年，一行又与梁令瓒奉玄宗之命，共同研制成铜铸的水运浑仪，用以计时。黄道游仪和水运浑仪的制成，对观察天象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元十三年，一行还用自己制成的“复矩图”，令南宫说率人到今河南若干地点测量北极高度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日影长度，测出地球子午线1°的长度约合十二万三千七百米。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行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天文学家。他临死前编成《大衍历》的草稿，日后经张说等整理成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书。该历在编写的过程中使用的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在数学上都是杰出的贡献。
此外，李淳风等注释《算经十书》及十书中最后一部王孝通所撰《辑古算术》，也都是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地理学唐初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是《括地志》。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延揽学士萧德言、顾胤、蒋亚卿及谢偃等，根据《贞观十三年大簿》的资料编撰成该书，于贞观十六年(642)奏上。 《括地志》全面叙述了唐初政区的建置沿革，并介绍了各地的山岳、河流、风俗、物产及人物故事等。该书共五百五十卷，另有《序略》五卷，内容丰富，惜今天已无完帙，清代以来的辑佚本仅数卷而已。
唐德宗时的贾耽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贞元十七年(801)绘成《海内华夷图》，并撰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其中尤以《海内华夷图》贡献最大，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以一寸为百里，古地名标以黑字，唐代地名题以红字。可惜原图已失，但12世纪时根据它编绘的《华夷图》刻石至今仍保存于西安市碑林。贾耽的其他重要地理著述还有《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等。
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是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撰成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四十卷，目录两卷，在所介绍四十七镇的每镇之前，都附以地图。全书记录了当时各地的物产、贡物、户口、州县沿革和山川险易等情况。原书仅存三十四卷，图已佚，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总志，对后世方志的编撰有很大的影响。
此外，杜佑所著《通典》的《州郡典》共十四卷，在方志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十卷，详细记载了洱海一带的民族、风俗、山川、道路，是舆志中较早的著作，为研究古代云南地理及南诏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医药学孙思邈是唐初医学和药物学家。他于高宗永徽三年(652)撰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故名其书为《千金要方》。该书广收博采自古代至唐初的重要方剂，对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导引养生之术均有周详的论述。后来，孙思邈觉得《千金要方》仍有阙遗，又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辅之。这两部书在中国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人尊称孙思邈为“药王”。此外，显庆四年(659)唐延颁行的《新修本草》，为世界上第一部官修的药典。这是唐高宗时期医药工作者集体作出的重要贡献。
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出现是唐代重大技术成就之一。雕版印书始于何时，其说不一，至迟在中唐、晚唐时已经逐渐兴起。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了木刻《陀罗尼经》印本，刻于704～751年间。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也出土了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印本。此外，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刚经》，卷首有版面，正文刻字精美，足见刻印技术已较成熟。唐僖宗时成都书肆有印制的各种书籍出售，而且不少地方都在印刷历书。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五代以后大量印书创造了条件。
宗教和哲学道教与佛教
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早已盛行，唐朝统治者深知宗教对巩固封建统治能起一定的作用，经常利用道、佛二教麻痹人民的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道教与佛教往往发生矛盾和斗争。唐代，有的统治者崇此抑彼，有的统治者崇彼抑此，对宗教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他们也调和道佛之争，并且加以利用。
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唐朝大多数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为突出，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全国道观总计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当时道教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各有不少经戒符箓传世。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及张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黄白术，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搞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有的道士讲求符箓、辟谷、导引之术，往往以这些方术受到统治者的宠遇。
佛教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的经济实力而言，实际上都超过了道教。在武周时期佛教倍受宠遇，甚至一度凌驾于道教之上。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是：
（1）佛教的经、律、论在过去已有不少翻译，大体完备，有了充分的资料。
（2）在理论上佛教已从玄学附庸的地位走向独立，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3）政治需要促使佛教进一步发展，如适应门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等级特权的削弱，各派均论证成佛的可能性，并给以肯定的结论。智钑创天台宗也是适应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
（4）经过长期发展，佛教已渐趋中国化，得到改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派。隋唐佛教各宗的形成，是佛教高度发展和高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南北朝时佛教已经有一些流派，隋唐时期形成了正式的宗派。当时最主要的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其中尤以慧能和神秀所倡导的禅宗的中国化程度最高，流行最广。
随着佛教的大盛，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起来，僧侣地主广占良田，大蓄奴婢，在社会上闹钱荒的时候，佛寺中以铜铸像，而且为各阶层逃避课役的人提供了藏身之地。这就必然触动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鼓动下，于会昌(841～846)年间下令打击佛教。在这次“废佛”中共拆除大、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小庙宇(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勒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均充两税户；没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经过这次打击，佛教与寺院经济暂时有所削弱。
哲学思想唐代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有韩愈和李翱，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柳宗元和刘禹锡。
韩愈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原道》、《原性》等名篇。他尊崇儒学，反对佛、道，尤其排佛最为激烈。韩愈认为僧侣不事生产，徒费社会财富，是产生贫穷和盗贼的根源，主张僧尼还俗，焚烧佛经，废毁寺院为民居。他曾因谏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逐岭南。在理论上，他觉得宗教宣传无君无父，违背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因而大力提倡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仁义之道。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尧、舜传到孔、孟，后来就中断了，声称要以继承道统为己任，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以贬抑佛、道。不过他不是以唯物主义作批判的武器，而是以儒家的唯心主义批判佛教的唯心主义。在宇宙观方面，韩愈认为天可以对人间进行赏罚；在人性论方面，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把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且认为每个人的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观点。
李翱主要的哲学论著是《复性书》。他也是佛教的反对者，但同样宣扬唯心主义思想。李翱继承与发挥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只是由于有喜怒哀乐等情欲，性才不能得到发扬，所以情是性之累。为了排除这种干扰，就要按照儒家格物致知、制礼作乐、治国平天下等理论进行修养，这样做就可以“复性”。这种关于人性的学说，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韩愈和李翱都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也都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在唐代后期兴起，是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程、朱学派思想的萌芽，李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陆、王学派思想的前导。
针对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唐代先后产生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唐初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有傅奕和吕才。傅奕主要批驳佛教的观点，并且上书唐高祖，建议废佛。吕才主要反对中国传统的宿命论，并揭露阴阳吉凶之说的虚妄。但两人都缺乏理论的高度，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够有力。
柳宗元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名篇。他不同意董仲舒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天即自然，并不能对人间进行赏功罚过，人们的祸福遭遇纯系“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命无关。这样的论点显然属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柳宗元指出，人类历史不是依照“圣人”之意发展的，它本身有必然之“势”，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之所以优于三代的分封制，就是由于前者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些看法说明，他在社会历史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进步观点。
刘禹锡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认为宇宙间并没有真正的“空”和“无”，而是充满了物质。所谓“天”，不过是“有形之大者”，同样也是物质。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柳宗元和刘禹锡一方面宣扬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都信奉佛教，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都不够彻底。
史学和文学史学在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声中，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后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例由宰相监修。从此纪传体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此外，由李延寿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于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藏书和档案，且分工撰成，成书较快，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史料；但由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了史家观点的自由发挥，而且一书成于众人之手，其中难免有牴牾重出现象。
唐代史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刘知几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刘知几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该书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魏晋以降，文史逐渐分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相继产生，史学本身也相应需要有独立的理论著作问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刘知几写成了这部专著。作者对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人物评价、史事叙述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总结性、独创性的看法。他强调史学家应当秉笔直书，无所阿容，并反对记叙怪诞不经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二篇，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刘知几认为史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是:才、学、识。他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性，即史家最可贵之处在于自已的独到见解。《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佑长于吏治和理财，他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先前，刘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得其书，认为条目未尽，乃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广其所缺，参益新礼，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书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杜佑特别重视财政经济，故将“食货”门列于全书之首。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均是附载于正史之“书”、“志”，未有专书；《通典》则发展以往的“书”、“志”而创典志体，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
文学唐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诗歌创作、古文运动、民间文学等方面均有辉煌的成就。
古典诗歌在唐代处极盛时期，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全唐诗》辑录诗歌近五万首，其作者达二千二百余人，名诗人辈出，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诗歌创作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科举制随之由策论取士改变为诗赋取士。进士科的独重又反转来促进诗歌创作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南朝以来文人对声律的讲究也为唐代律诗的大盛提供了前提。根据唐朝诗歌创作发展的具体情况，通常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诗人承袭南北朝颓靡绮丽的遗风，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自“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至沈佺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初唐最杰出的诗人是陈子昂。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陈子昂写的诗刚健朴素，一扫南朝绮靡、颓废的流风，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诗歌体裁众多，风格各异，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盛况。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適和岑参等。王、孟写作艺术较高，内容上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岑参以写边塞诗见长，高適才气逊于岑参，但能反映一些民间疾苦。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继承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技巧，学习民歌语言，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创造，使其诗具有气势磅礴，想象力丰富，长于夸张，语言明快生动的艺术特色。他的“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和蔑视王侯、不羁封建礼教的精神，不时在诗篇中闪耀光芒。但李白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求仙饮酒、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情绪在诗中也经常流露。《将进酒》、《蜀道难》、《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及《秋浦》等名篇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杜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从《诗经》、《楚辞》直至初唐的优秀诗作中撷取精英，又革新创造，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真挚的感情、雄浑的基调、精炼的语言，构成了杜诗的艺术特色。“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的座右铭。就思想内容而言，诗人肯细心观察社会政治，能体会劳动人民的遭遇和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揭露阶级对立的名句。他安史之乱后的诗篇反映社会生活更深刻了。“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和《北征》、《悲陈陶》、《羌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非常夺目，因而被目为“诗史”。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人。白居易与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口号。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他以讽喻诗表现其“兼济”思想，以闲适诗表现其“独善”精神。讽喻诗共有一百七十余首，其中《新乐府》占五十首。作者在这些诗中讽刺横征暴敛，反对黩武战争，攻击豪门权贵，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白居易在艺术上的特色是语言通俗、叙事平易。他的代表作有《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秦中吟·重赋》、《琵琶行》及《长恨歌》等诗，其中有的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杰出成果，当时已被目为“元和体”。
元稹年岁略小于白居易，两人名噪诗坛，时称“元、白”。他也主张诗歌创作要“刺美见事”。代表作有：《连昌宫词》，是与《长恨歌》齐名的长篇叙事诗；《田家词》，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亦为名篇。不过元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略逊于白诗。
李贺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穷困潦倒，但在诗坛上却是异军突起的诗人。他在《拂舞歌辞》、《秦宫诗》、《猛虎行》、《吕将军歌》、《雁门太守行》及《老夫采玉歌》等名诗中鞭挞割据一方的强藩巨镇，讽刺与揭露统治集团的贪墨成风和荒淫误国，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他的诗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存在较浓厚的唯美倾向和伤感情绪。
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
李商隐在政治上历尽坎坷，虽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但“运与愿违”，不得实现，因而诗中既有反对藩镇、斥责宦官的内容，也常常流露伤感的情调。他写了不少《无题》诗，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之作，实际上具有政治内容。他的诗具有隐晦朦胧、文字清丽的特色。
杜牧境遇略优于李商隐，但也沉沦下僚。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关心国家治乱，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环境中，他的希望化为泡影，生活上不免纵情酒色。在艺术上，他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浮浅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唐末农民战争之际，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继承现实义主传统，也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内容的篇什。但随着唐朝的走向衰落，失望和颓丧的感情压倒一切，唐诗也呈现强弩之末的状况。
初盛唐时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叫作词。它的特点是适于合乐，每种曲调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如《菩萨蛮》、《念奴娇》等，而为了配合这些调子，句子随之有长有短，所以词亦称长短句。词在中唐时普遍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开元时，城市中的歌者杂用里巷间的俚曲调，词中不免渗入一些市民意识。现存最早的词是敦煌发现的曲子调，其中除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外，大多是民间作品。中唐前后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著名的作家有李白、张志和、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和温庭筠等人。最杰出的是温庭筠，艺术成就很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改革浪潮。南北朝以来，流行写骈体文，其主要缺点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缺乏充实的内容。中唐时期，在思想领域，儒、道、释杂行，韩愈因而大力提倡“道统”，企图用传统的儒学整顿混乱的思想。旧的文学形式不能适应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于是文学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应运而生。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实则是复古其名，创新其实，力图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古文”这一概念即由韩愈提出，他自己说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为了一反几百年来流行的骈文，韩愈认为作文章必须“唯陈言之务去”，要有创新精神，辞必己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他特别强调锤字炼句，应把文章写得“文从字顺”。韩愈根据自己的理论写了不少的古文，名篇如《师说》、《毛颖传》、 《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及《祭十二郎文》等，均为脍炙人口之作。
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辅时及物为道”，反对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作的首要条件，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褒贬”和“讽喻”，文章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在古文创作上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他所写的著名作品有《天说》、《封建论》、《非国语》、《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梓人传》、《黔之驴》及《永州八记》等。
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和变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两种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隋及唐初的传奇小说仍未摆脱六朝志怪的余风。中唐时期，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强的文体；诗歌的长期发展，在语言、意境方面给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传奇小说适于表现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为投卷（唐代报考进士科的人在考试前把自己的诗文作品呈交考官或与考官有关系的名流，以此争取登第，称作投卷）所需要，进士科的盛行也对传奇创作起了推动作用。因此，贞元(785～805)、元和(806～820)间出现了大量作品，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及蒋防的《霍小玉传》等均比较著名。
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到了中国。唐代，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僧讲和俗讲。后者专以世俗民众为对象，其话本叫作变文。唐末，变文已用来讲唱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事迹，说唱者亦不限于僧侣，并且在讲唱时辅以表演。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变文主要有《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王昭君变文》和《张义潮变文》等多种。变文的出现对后世的民间文学中的宝卷、d词、鼓词、话本及长篇白话小说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
艺术绘画和雕塑唐代绘画艺术在画法上有独特的创造，题材比以往广泛，名画家辈出。人物画在当时绘画中占重要地位，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都是善画人物的画家。现存阎立本所画的《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笔力刚健，线条有如屈铁盘丝，能以简练的笔法表达人物的神态。盛唐的吴道子被称为“画圣”，他吸收西域画派的晕染法，并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使画面具有立体感。吴道子尤善画迎风轻举的衣服，号称“吴带当风”。盛唐、中唐之际的张萱和周昉善画仕女，使人物画又有新的发展。魏晋以后，山水树石只是人物画中的配景，不受重视。隋唐以后，山水风景才成为绘画的主题，从而出现了山水画。初唐、盛唐之际的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其子昭道更是青出于蓝。二李喜用重彩，务求富丽，笔法繁密。诗人王维亦擅长山水画，笔法精练，务求淡雅，后世称其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代还有一些特具专长的画家，如曹霸、韩幹均长于画马；韩滉作画，多取材于农民的现实生活，尤长于画牛；戴嵩师法韩滉，亦以画牛称著；边鸾则善画花鸟。壁画也是绘画艺术的重要成就。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及陕西乾县的唐章怀太子墓、唐懿德太子墓等处发现的壁画，都是唐代绘画艺术中的珍品。(见彩图)
雕塑有石雕和泥塑。洞窟、寺院和帝王陵寝有大量的石雕和泥塑，如昭陵的“六骏"、龙门的卢舍那佛都是杰出的艺术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俑也是民间艺人的泥塑作品。唐代雕塑家辈出，最著名的是盛唐时的杨惠之，被称为“塑圣"，他为艺人留盃亭所塑的像，维妙维肖。(见彩图)
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博物馆，而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现存窟龛四百余个，其中唐窟二百一十三个，几占半数。莫高窟最主要的艺术作品是塑像和壁画。唐代塑像遗存者有六百七十躯，半数尚存原形。与过去的佛像相比，唐代作品有世俗化的特点，佛和菩萨塑像端庄、慈祥、温和，而且这一特点有日益加强的趋势。洞窟四壁布满了绚丽的壁画，经变画的画面巨大，内容丰富，构图紧密，著名的“维摩诘经变画”具有突出的中国化倾向。大型塑像的出现和净土宗经变画对极乐世界的描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经济繁荣和昌盛。经变画的内容还涉及耕地、收获、伐木、射猎等生产活动及角觝、百戏等场面，是社会生活的写照。供养人像是当时各个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写真。随着社会经济的衰落，敦煌艺术在唐末有下降的倾向。(见彩图)
此外，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安西西南的榆林窟，也都有一部分唐代洞窟，其中均有塑像和壁画。麦积山石窟的泥塑秀丽、生动，榆林窟的艺术风格近似莫高窟，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书法从汉魏之际起，书法艺术开始脱离篆、隶的窠臼，演变出楷书、行书和草书。隋唐时期，随着全国统一的重现，南方风流潇洒的笔法终于压倒北方拘谨保守的风格，风行全国。另一方面、在南北合流的基础上，经过探索和努力，在唐代又形成了新风格。隋末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号称初唐三大书法家，其传世作品有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和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圣教序》等。盛唐的颜真卿融篆、隶、行、楷为一炉，在书法方面有所独创，其特点是气势雄浑，形体敦厚、笔法遒劲。他的传世作品有《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及《多宝塔碑》等。中唐、晚唐之际的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他吸收了欧、颜两家之长，自成一体，代表作品有《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等。唐代著名的草书家有孙过庭、张旭和怀素等。孙过庭还著有《书谱》，对书法理论有所阐发。
音乐和舞蹈
音乐、舞蹈的发达大大丰富了唐代社会的文化生活。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原有的汉族固有文化一度凋零，西域文化逐渐东传中原，并与汉族文化相融合，为隋唐音乐、舞蹈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前期经济繁荣的升平景象，又为殊方乐舞的百花争妍提供了条件。
隋代曾将中外音乐分类整理，先后置七部乐和九部乐， 唐太宗时进一步扩充成十部乐， 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及高昌乐。不同的名称说明这些乐舞少数属于汉族所固有，大部分来源于国内各族及亚洲各国。但由于长期的统一更有利于文化的融合，所以各部乐间的区别渐趋泯除。到唐玄宗时终于取消了十部的名称，而改设立部伎与坐部伎。坐着在堂上演奏的称坐部伎，立于堂下演奏的称立部伎。坐部伎技艺最高，有不称职者，淘汰后改入立部伎；立部伎中被淘汰者改习雅乐。唐代雅乐保存至今者尚有《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这种音乐旋律单调，节奏平直，演奏技艺不高，已不受重视。唐玄宗时以清乐为主，杂用“胡夷俚巷之曲”演奏法曲，这种新声受到特别的重视。玄宗还选拔坐部伎中的优秀乐师三百人，亲自指点他们在梨园练习演奏，故这些乐师被称作“皇帝弟子”或“梨园弟子”。
唐代的乐与舞原不可分，乐曲是为舞蹈伴奏的，舞分健舞与软舞。健舞有“剑器舞”、“胡旋舞”及“胡腾舞”等，武术亦包括在健舞之中，所以，当时的“舞”实际上超过了舞蹈的范畴。软舞有“乌夜啼”、“凉州乐”及“回波舞”等。“柘枝舞”本是健舞，以后逐渐演变得接近软舞。为歌颂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功所制作的“秦王破阵乐”，后改名“七德舞”，与“九功舞”、“上元舞”构成有名的“三大舞”。“婆罗门曲”在天宝时改称“霓裳羽衣舞”，是中印乐舞融合的最高成就。由于不少的舞蹈带有杂技的性质，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过去士大夫舞蹈的风气到唐代走向衰落。
唐代乐舞分大曲与散乐。大曲是大规模的歌舞，包含着以后戏曲的部分因素，是中国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散乐是杂技，统称为“百戏”，如浑脱、寻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伴奏的乐器不多，乐曲却保存着淳朴的风格，在群众中颇受欢迎，但被统治者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艺。
中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唐朝在亚洲各国交往中的地位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因而对其他各国发生了吸引力，亚、非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学问僧潮涌而来。唐朝生产的空前发展也促使国际贸易大为增加，中国人到外国聘问、经商的络绎不绝。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不但与各国频繁交往，而且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转的枢纽。
唐朝对外交通的发达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陆路交通，经过西域，可达中亚及印度等国。海路交通以广州为主要港口，可至东南亚各国及波斯湾等地；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登舟，可浮海东通朝鲜、日本诸国。中国的航海大船长二十丈，载重能力与抗风能力都超过大食海舶，每艘船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经常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只名目繁多，如“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波斯舶”等。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麕集于此，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接触。
朝鲜和日本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发达。唐朝的十部乐中有高丽乐；唐高宗时很多高丽、新罗的音乐和歌舞家住在长安。7世纪初，百济人味摩之把从中国学得的西域乐舞传入日本，称吴伎乐。7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与唐朝的聘使往返更加频繁了。留在长安的新罗子弟，有的在国学肄业，有的在唐朝做官。新罗僧人慧（亦作“惠”）超幼年时即已来到唐朝，后来航海赴天竺诣佛迹。开元末由天竺取陆路回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卒于长安。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载了遍游天竺的经历，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留学生达两百余人之多，其中有王子多人。唐末，新罗人在中国科举登第的很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十三岁入唐，十九岁中进士，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是有关中朝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新罗参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7世纪末，留学生薛聪利用汉字创制“吏读”，用以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和助动词，对朝鲜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文学家张和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新罗流布，深受朝鲜读者的喜爱。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罗坊”，接待新罗人的旅店叫“新罗馆”，有的地方设有“勾当新罗所”，说明新罗人在中国的确实为数很多。 在两国交往过程中， 不少物产、药材、手工业品和书籍也得到交流。
倭国在唐代改称日本。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的经济高涨与日本的社会飞跃结合起来，促成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终唐之世，日本派遣唐使达十余次，每次除使臣、水手之外，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医师、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及细工生等，少则二百余人，多则五六百人。9世纪末以后，遣唐使虽然停止，但又出现了中国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经济交往保持繁荣。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日本人士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空海等。吉备真备于开元五年(717) 来唐朝留学，十七年后回国，携去大量中国书籍和文物。后来他在日本任右大臣，致力于日本的改革和推广唐朝的文化。阿倍仲麻吕亦于开元五年随遣唐使来唐朝留学，汉名晁衡（朝衡）。他在太学肄业，成绩优异，不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还担任过左补阙、卫尉少卿及秘书监。晁衡先后结识了中国的诗人储光羲、李白、王维、赵骅、包佶等，相互酬唱不绝。天宝十二载(753)，晁衡登船回国，中途遇险，李白曾作《哭晁卿衡》以抒悲痛之情。晁衡脱险后，再次入唐，先后任左散骑常侍及镇南都护，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空海和尚三十一岁时启程来华留学，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抵长安，三年后返日。他带去不少中国的佛经、法帖和诗文集，将佛教密宗从唐朝传入了日本。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是关于中国诗文修辞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他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的第一部汉字字典。由于吉备真备和空海传播了中国文化，日本产生了以汉字偏旁为字母的平假名（草体）和片假名（楷体）。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圆仁，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遣唐使藤原常嗣来中国。虽然登天台山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到过五台山巡礼，以后就转赴长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圆仁携带大批经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乘船归国。他留唐将近十年，到处寻师求法， 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 河北、山西、陕西、 河南诸省。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尽地叙述游历中国的经过，并记载了当时唐朝社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实况，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是扬州的名僧，律宗大师。天宝元年日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赴日传授戒律，鉴真欣然接受，但此后十余年中，五次东渡都宣告失败。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载以六十六岁的高龄成功地抵达日本。鉴真在日本生活达十年之久，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去世。他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主要贡献有：携去律宗、天台宗的经典，弘法传教；与门徒建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该寺是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其门徒在唐招提寺的金堂中用夹纻法制成鉴真像，促进了日本雕塑艺术的发展；在书法、刺绣、药物等方面也有所交流。
日本的“大化改新”吸收了不少唐朝的制度，如参照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也实行租庸调制；仿照唐制实行户籍、计帐制；参考《唐令》制定了《大宝令》和《养老令》等。奈良、平安均模仿长安的坊、市、街道设计建筑。奈良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很多唐朝的工艺品。
东南亚、南亚《新唐书·地理志》中保存了贾耽《皇华四达记》的部分材料，其中记载的海路航线，从广州出发，经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可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和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从诃陵国西航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可至天竺（古印度别称）和提（音玉）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以西）。陆路从岭南出发可至泥婆罗（今尼泊尔）、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及骠国。此外，通过陆路上的丝绸之路亦可经西域南达南亚次大陆。中国同上述各地区、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玄奘和义净是两个重要人物。
玄奘少年时，立志赴天竺求佛法。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取道今新疆、中亚等地，最后抵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贞观十六年（642，一作十四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佛教经学辩论会，玄奘以论主的身分发表议论，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贞观十九年他返抵长安，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后他组织译经机构，二十年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把中国的《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根据沿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很多国家的状况，是研究7世纪中叶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历史和地理的珍贵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是研究印度中世纪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对研究中国西域亦极有价值。
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天竺学佛学，后又至室利佛逝、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附近）搜罗并抄写佛经，最后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共携回经、律、论约四百部。义净还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记录了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状况和中国僧侣在外国的经历。
中亚、西亚、东非、北非隋唐时期中亚有九个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他们是：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安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曹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北）、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东南）、何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西北）、火寻国（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西）和史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唐朝与上述诸国均不断互通使节，有频繁的商业交往，康、安、米、史、石等国的音乐舞蹈亦传来中国（见昭武九姓）。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唐朝与大食国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大食通使达三十六次。8世纪下半叶大食的海上贸易以印度和中国为重点，其中尤以中国居于首位。天宝十载(751)，唐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今苏联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之役为大食所败，在这次战役中有中国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术因而传去撒马尔罕，在那里建立了中亚最早的造纸厂。伊斯兰教在唐初由大食传入中国。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绕过印巴次大陆后，可至波斯湾沿岸。大食商人活动范围西起摩洛哥，东到中国，所以他们与中国的通航促成了中国与东非、北非的经济交流。阿曼就是东非象牙运往中国的转运站。
中国与波斯（今伊朗）通过“丝绸之路”也有密切的交往。波斯人在唐朝长安等地开设店铺，并出卖其名酒“三勒浆”。在中国的唐墓中不断发现阿拉伯的金币和萨珊朝波斯的银币，说明商业往来经常进行(见彩图)。
唐末词人李珣就是波斯商人的后裔，他编的《海药本草》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波斯的波罗毬戏是一种马球运动，也在唐代开始传入中国，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墓中就有打马毬的壁画（见彩图）。
北朝时从波斯传入的祆教在唐朝进一步广为传布，景教和摩尼教则是在唐代开始由波斯传入中国的。今西安市碑林藏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洞窟还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它们都是中伊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的灭亡阶级矛盾的激化唐朝后期正值土地制度发生剧变的阶段，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贫富不均成为阶级矛盾趋向极度尖锐化的总根源。
强藩巨镇遍布各地，藩镇战争连年不绝，不但在战火中生灵涂炭，庐舍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于大量养兵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对本辖区的人民则施以“繁刑暴赋”，肆意压榨。
土地和财富的集中使地主阶级趋向奢靡腐化，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荒淫纵侈更属惊人。唐懿宗不但亲迎佛骨，大造浮图、宝帐和幡盖，而且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铺张。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其家财据说可供全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唐王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贸易，严禁私人贩运，违者治罪，对武装反抗的私盐贩处以死刑。但由于盐价过高，私运有利，实际上武装贩盐的商人大有人在，他们具有同官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唐朝后期盐价逐渐提高达几十倍，广大群众困于高估，有的只好“淡食”。
农民在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的情况下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转化成逃户。统治者把逃户的课役分摊给邻伍负担，这种办法叫做“摊逃”。进行“摊逃”的结果大大加重了未逃户的负担，迫使他们也先后成为逃户。这种情况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但到中叶以后日益严重。逃户的增加为农民的武装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所以，唐朝末年出现了“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的状况。
唐文宗时应贤良方正科的刘，在对策中指出了“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进一步罗列了农民的“八苦”，描绘了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的悲惨遭遇，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
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东南一带素来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早在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际，就爆发过浙东袁晁起义和宣歙方清、陈庄起义。唐朝后期，中央的财政主要依靠搜刮东南各道，当地农民遭受的苦难特别深重。于是，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终于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裘甫发动起义后连续攻克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等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义军很快就扩充到三万人。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曰“天平”。义军向各地积极进军，先后克唐兴（今浙江天台）、焚上虞、入余姚，然后东下慈溪，南克奉化，攻占宁海，并重新分兵围攻象山。
唐朝的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连吃败仗，朝廷知道他本性“懦怯”，乃改派王式前往镇压起义。消息传来，义军内部就如何应敌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裘甫犹豫不决，未能制定任何作战方略，因而错过了时机。王式率唐军赶到后，义军立即陷于被动，连遭创败。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夏，裘甫被围困于剡县城内，与唐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义军主动出击，三日内凡八十三战，妇女亦组成女军登城参战。裘甫知寡不敌众，不宜久守孤城，遂乘夜出城突围，不幸中伏牺牲，起义失败。
唐朝与南诏虽有经济、文化交流，但有时亦难免发生战争。为了加强南方边备，统治者曾调徐州士卒三千人戍守岭南，分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今广西桂林)。至咸通九年，戍卒因不满超期戍边，遂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卷旗北归。他们回到徐州城下，因惧怕自投罗网，欲胁迫朝廷任命庞勋为节度使。唐朝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于是先发制人，主动派兵出战，正式开启战端。
庞勋避开敌人主力，南向攻克宿州；不久又攻占彭城（徐州治所），俘虏了崔彦曾。在作战过程中，农民纷纷加入这支军队，使之很快就壮大到万人以上，兵变于是发展成为起义。此后义军攻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克滁州、和州，向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时，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滋长着骄傲情绪，而且始终念念不忘向朝廷邀求节钺，对统治者存有幻想，往往坐失良机。这些因素使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连吃败仗。在形势日趋不利的时候，又发生了宿州守将张玄稔叛变降敌的事件。不久，唐大将康承训占领了徐州，并分兵西追庞勋。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上，战败牺牲，起义被扑灭。
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战争咸通十四年(873)懿宗去世，太子李俨即位，是为僖宗，改名儇。僖宗终日打猎游嬉，朝政日非。黄河中游天灾严重，广大农民卖妻鬻子，无以为生。农民反抗遍于各地，大起义爆发的条件终于成熟。
王仙芝和黄巢是唐末农民战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两人原来都贩私盐，一贯与官军为敌，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等首先在长垣发动起义，发布檄文指责唐政权“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义军先后攻克濮州、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亦于同年以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两支义军汇合在一起壮大了声势，困于重敛的农民争先恐后归附者凡数万人。
三年，义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以后进军郑州，因感敌人军力强大，乃改用避实就虚的战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方进军，主要在长江中游以北及淮河上游以南战斗，攻克不少州县。由于在围攻蕲州的战役中，王仙芝曾发生动摇，有降唐意，黄巢遂与他分兵作战。大致此后仙芝仍转战于南方，黄巢则北上打回沂州等地。四年，王仙芝第二次发生动摇，虽降敌之举末成功，但士气大为削弱。五年，王仙芝在黄梅战死，尚让率余众北上与黄巢会合，众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从此，黄巢就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同年，义军进攻受阻，遂再次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后向东挺进，由浙趋闽，最后于乾符六年攻占了广州。在岭南经过两个月的休整，黄巢于冬季开始率大军北伐，目标是攻取两京，推翻唐政权。黄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指斥唐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并宣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所指皆当时极弊。义军北伐后，在荆门（今属湖北）为刘巨容所挫，乃转而东进，在信州（今江西上饶）之役击杀唐将领张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久，黄巢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渡长江北上，接着，攻克了洛阳。义军沿途不剽财货，纪律严明，入洛阳城后“闾里晏然”。不久，黄巢又乘胜西进，破潼关天险，攻占长安。唐僖宗狼狈逃往成都。黄巢入城的时侯，尚让对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881年1月16日），黄巢在含元殿即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农民政权在长安正式建立后，立即镇压隐藏在城内的公卿、贵族和百官；没收富豪之家财产，号为“淘物”。唐官四品以下的酌情留用，三品以上者全部罢免。
当时，关中尚有残留的数万禁兵，凤翔节度使郑畋把这些残军组织起来，并传檄诸道，号召藩镇出兵镇压起义。于是双方在关中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战争呈相持状态。后来，发生了对大齐不利的几件事：
（1）长安城中粮食严重不足；
（2）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守将朱温叛变，投降了敌将王重荣；
（3）唐朝乞援于沙陀族李克用，李亲率一万七千人自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支援唐军。随着力量对比朝不利于大齐的方向发展，义军在中和三年(883)春大败于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知久留关中已不可能，遂于四月放弃长安东撤。
义军撤出关中时犹有众十五万，途经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迫使唐朝守将秦宗权战败投降。夏秋之交，黄巢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这次战役持续达三百日之久，最后唐朝调朱温、李克用增援，义军连遭挫败，黄巢终于在中和四年夏退军北撤。围陈之役耗尽了义军的力量，黄巢犯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错误。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发动进攻，义军损失万余人，尚让降敌。黄巢渡汴河北去，最后与亲故数十人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壮烈牺牲。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唐末农民战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但这次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唐政权，并且首次提出了“平均”财富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经济，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唐朝走向灭亡唐王朝在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分崩离析，名存实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新兴起一批节度使，于是新旧割据势力相互间展开了剧烈的兼并战争，其中黄河流域势力最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汴宋节度使朱全忠（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三人。僖宗还京后，唐王朝能够控制的不过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诸道数十州，其余各地的藩帅皆自擅兵赋，相互兼并。
文德元年(888)唐僖宗去世，宦官杨复恭拥立李晔即位，是为昭宗。在他统治时期，藩镇更加猖獗，无论是北司的宦官还是南衙的宰相，都必须依靠藩帅的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朝官如崔昭纬、崔胤和柳璨等人，实际上都是节度使在中央政权的代表。其中尤其是崔胤，因交结朱全忠而擅权，气凌人主。宦官如骆全瓘、刘景宣、韩全诲、张彦弘等，均先后党附于李茂贞。南衙、北司的斗争，崔胤与韩全诲的斗争，实质上是朱全忠与李茂贞的斗争在中央的反映。这种情况说明皇帝进一步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宦官和宰相尽管重藩帅而轻皇帝，但这两个集团毕竟还是寄生在皇权上的政治势力，皇权的沦落最终会动摇他们的生存基础。李茂贞与朱全忠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后来双方发生战争，唐昭宗被宦官和李茂贞劫持至凤翔。朱全忠在军事上占优势，遂兵围凤翔。李茂贞不能支，终于让步讲和。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拥昭宗还京，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尽诛内侍省宦官数百人，出使在外的宦官亦下令就地诛杀，持续一百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翦除了。次年，朱全忠奉表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强令朝廷百官随驾东行，动身后派人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后来，朱全忠使人杀昭宗，另立李柷为太子。李柷不久即位，是为哀帝。天祐二年(905)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接着又把崔枢等被贬的朝官三十余人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这次事件史称“白马驿之祸”。政治上的阻力已全部扫除，朱全忠遂于天祐四年逼唐哀帝禅位于己，改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不久，改名晃），改元开平，都于开封。唐朝灭亡。
唐朝的历史地位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可以从几方面给予肯定。
首先，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高潮产生于西汉，第三次高潮产生于明清，第二次高潮就产生于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迈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廷帝国，但就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言，它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西欧的封建城市尚未出现。东罗马帝国除查士丁尼时期的短暂强盛外，社会发展进程很快就为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所打断。西方继起的强国是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国家，但其迟至 8世纪时才逐渐形成封建制。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始确立了封建制。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只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朝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关键阶段，是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折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均田制断断续续推行两百余年以后，终于失去生命力，走向崩溃，地主土地所有制从8世纪中叶开始得到空前的发展。经济基础中的这一变革引起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农民起义也随着提出了新的纲领性口号。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新事物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迅猛膨胀造成了空前严重的贫富不均，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农民起义提出了平均财富的要求。王仙芝“天补平均大将军”的头衔不仅是一个称号，而且是一个战斗口号。它也是宋代农民起义“均贫富”口号、明代李自成起义“均田”口号及清代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土地纲领的先声。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且是从汉代以来课役重丁口、轻田产转变到此后轻丁口、重田产的分水岭。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及清代的“摊丁入地”，都是杨炎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变化，而一系列新事物都产生于唐代后期。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曙光。
再次，唐朝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秦汉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第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但魏晋以后陷于民族大混战，这个过程暂时缓慢下来。隋朝历时较短，还没有来得及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唐朝历时较久，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唐帝国卓越的国际地位和优异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以至部分欧、非国家对之产生了钦羡之情，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中西交往中也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这三个中心，又以中国的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唐朝在发展经济、文化、密切民族关系和加强国际交往中，都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鼎盛局面；唐朝后期的历史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端倪。唐代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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