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wangdui Hanmu
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2年发掘了1号墓。1973至1974年初,发掘了2号、3号墓。1973年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 1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3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3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1号墓分别打破2号墓和3号墓,则其年代应再晚些。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墓葬形制马王堆汉墓的地面上,原有大小相仿的两个土冢,东西并列,底径各约40米,顶部圆平,高约16米。当地原是一片四、五米高的土丘,造墓时先在土丘上挖出墓坑的下半部,再用版筑法夯筑出墓坑的上半部和墓道,入葬后填土夯实,筑起高大的坟丘。3座墓的墓坑,形式基本相同,都是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1号墓的墓坑最大、 最深。墓口南北长19.5米, 东西宽17.8米,以下有4层台阶,再下则是斗形坑壁,直达墓底。墓底长7.6米,宽6.7米,深16米。另外两座墓的规模略小,墓坑较浅,墓壁只有3层台阶。2号墓墓底长7.25米,宽5.95米;3号墓墓底长5.8米,宽5.05米。
3座墓的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1号墓填木炭厚0.4~0.5米,总重量约达1万多斤,分布在木炭层外的白膏泥,厚1~1.3米,粘性甚强,渗透性极低,对于密封起决定性作用。1号墓的白膏泥堆积既厚又匀,封固严密,使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各种物质的损毁作用,故墓内的多层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器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另外两座墓,特别是 2号墓,则因白膏泥堆积较薄,分布不匀,密封程度不好,墓内的保存情况较差。
棺椁结构1号墓和3号墓的棺椁都保存相当完整,结构大体一致,但规模有一定的差别。1号墓的庞大椁室和4 层套棺,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方法制作而成,约用木材52立方米。椁室用厚重的松木大板构筑,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下置垫木和两层底板,再树4块壁板和4块隔板,便形成居中的棺房和四周的边箱,上部覆盖顶板和两层盖板。4层套棺用梓属木材制作,内壁均髹朱漆,外表则各不相同。外层的黑漆素棺体积最大,长2.95米,宽 1.5米,高1.44米,未加其他装饰。第2层为黑地彩绘棺,饰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及形态各异的神怪和禽兽。第3层为朱地彩绘棺,饰龙、虎、朱雀和仙人等祥瑞图案。第 4层为直接殓尸的锦饰内棺,盖棺后先横加两道帛束,再满贴以铺绒绣锦为边饰的羽毛贴花锦。3号墓的椁室南边箱多一纵梁。套棺3层,外棺和中棺的外表均髹棕黑色素漆,未加其他装饰,内棺则在加帛束之后满贴以绒圈锦为边饰的绣品。 2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来,结构和 1、3号墓有所不同,椁内置2层棺。
女尸及其衣衾
1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为研究尸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女尸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衾,捆扎9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绵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公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出土不久变成棕黄色)。这种棺液经多种科学分析判明不是防腐剂,而是土壤中的水分通过白膏泥和木炭层渗入墓室,经长时间的凝结而积聚棺内,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但不是尸体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随葬器物
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遣策”竹简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墓随葬品的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 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彩绘帛画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 (见彩图)。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纺织品和衣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 香囊和巾、袱外, 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见汉代纺织品)。(见彩图)
帛书和医简
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二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见马王堆帛书)。
医书简两卷200支,一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一卷则为房中术。
乐器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漆器和木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匜、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纻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一些漆器书有“轪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见彩图)
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 参考书目
-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
参考文章
- 马王堆汉墓和放马滩秦墓中的惊人发现中国地理长沙马王堆汉墓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国地理马王堆汉墓地图中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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