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1912～1935)是什么?

[拼音]：Nie Er

中国作曲家、音乐活动家。

1912年2月15日生于昆明。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原籍云南玉溪，父聂鸿仪，母彭寂宽（傣族），以中医兼营药铺为业。弟兄 4人。聂耳行四。4岁(1916)时父亲去世，靠寡母继承父业，勉力维持一家生计。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在校学业成绩出众，又喜爱音乐，课余从民间音乐家学习演奏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熟悉传统乐曲。1922年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为该校“学生音乐团”的活跃成员。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在1925年秋的一篇学校作文中，已有了“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的初步认识。1927年考入云南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组，参与本校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的活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8年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越南转赴上海。在此之前，曾于1928年12月去驻在湖南郴州的滇军范石生部“学生军”中当了 4个月兵。途中的经历与见闻，旧军队中不堪忍受的新兵生活，在他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到上海后，先在一家商号云丰申庄作店员，工作之余坚持学习小提琴和外文，阅读文艺理论书籍，并在1930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云丰申庄歇业，适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剧社”招考，遂前往应试，被录取，任小提琴手。在明月歌剧社期间，聂耳一方面努力提高专业技巧，师从普杜什卡接受严格的小提琴训练外，还自修钢琴、和声学、作曲法和作曲等，另一方面随时注意思想上的锻炼。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明月歌剧社的歌舞实践更加促使他去考虑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的道路，探求“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建立了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心。和田汉的友谊与合作，对聂耳的艺术成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月间，用“黑天使”笔名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性短文《中国歌舞短论》（载《电影艺术》第3期），对黎锦晖的歌舞作品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鼓励他“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但此举未能得到社内一些人的理解，不得已退出该团体，于1932年8月前往北平，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和组织建设，并师从外籍教师托诺夫继续学习小提琴。11月重返上海。

回上海不久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他以炽烈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多方面的工作，积极从事创作和评论活动。同时还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随后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在这些左翼音乐团体中，聂耳是一位积极而活跃的主要成员。在繁忙中，他仍坚持学习音乐业务，除继续从普杜什卡学小提琴外，从1933年12月起，每周都去参加上海工部局由司劳特斯基指挥的交响乐队的排练和演出。1934年4月，聂耳进百代唱片公司，与任光共同主持音乐部，组织录制了一些进步歌曲唱片。同时建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选编并领导演奏录制了《金蛇狂舞》等7 首民族器乐曲。他借“百代新声会”音乐会上的演出扩大革命歌曲的影响。自入“百代”之日起，他又向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外籍教授阿克沙可夫学习作曲理论。1935年1月他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他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他于4月18日抵东京。在日本，聂耳考察了日本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动态，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了中国音乐的新发展，并加紧学习外语和音乐。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

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包括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的4首歌曲），都是在他死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为数较多的优秀之作，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不朽的珍品。

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1933年8月发表的第1首作品便是《开矿歌》（田汉词，影片《母性之光》插曲）。在这首歌曲中，他将民间劳动号子里1人领唱、众人和腔的形式引进了电影歌曲创作。随后，在1934年元旦首映的影片《大路》里，又创作了《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和《大路歌》（孙瑜词）。这两首歌以其鲜明的典型形象和富于独创的艺术形式，表现出聂耳创作技巧的成熟，是两首成名之作。此后他陆续创作有《码头工人歌》(蒲风词)、《新女性》（孙师毅词）、《打长江》（田汉词）等一些优秀的工人歌曲。在这些歌曲中的几种工人形象，都得到了准确、鲜明、生动的音乐表现，他们是正在觉醒、正在崛起的新时代的主人。这些肩负着历史的重担，英勇地奋起斗争，并对未来充满胜利信心的工人阶级形象，也正是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写照。聂耳是中国音乐史上第1个成功地塑造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

聂耳创作的歌曲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几首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这是他的歌曲中影响最广的一部分。包括《毕业歌》(田汉词，影片《桃李劫》主题歌)、《前进歌》（亦名《苦力歌》，田汉词，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插曲）、《自卫歌》（唐纳词，影片《逃亡》主题歌）以及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等。这些歌曲以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般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无所阻挡的气势，有力地表现了处在深重灾难中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从而在群众中迅速而广泛流传。

聂耳还创作了一些抒情歌曲，其中重要的有《飞花歌》（孙师毅词，影片《飞花村》主题歌）、《塞外村女》(唐纳词，影片《逃亡》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影片《风云儿女》插曲）、《告别南洋》和《梅娘曲》（均为田汉词，话剧《回春之曲》插曲）等。这些歌曲倾诉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不平，但它们不是无望的呻吟，而是在感情的深处蕴藏着坚韧的毅力，在抒情中饱含着刚健的美感。这使他的抒情歌曲在同时代的抒情歌曲中显现出新的特色。此外，聂耳还创作过一些反映儿童生活的歌曲，其中最杰出的一首便是著名的《卖报歌》。歌中那为困苦生活而沿街奔走叫卖的报童形象，是那样生动、真切，令人喜爱和同情。

聂耳歌曲创作的杰出成就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创作方法的结果。他从开始创作之日起，就对生活和艺术抱有一种新态度。他能立足于现实，预见到未来，在层层的压迫下看到抗争的烈焰，在无边的黑暗中预见到灿烂的明天。因此，他的歌曲在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同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他在歌曲的艺术形式上作了创造性的革新。他的歌曲既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又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与陈规束缚的框格绝然不同，而是与音乐形象融合无间的崭新的形式、崭新的韵律。正由于此，他第一次使中国群众歌曲提高了艺术价值，奠定了这种体裁的历史地位。

聂耳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人民的心声。给人民带来了力量，带来了光明。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