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近代史(朝鲜哲宗历史人物)

[拼音]：Chaoxian zhexueshi

[外文]：history of Korean philosophy

朝鲜的哲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前3世纪，朝鲜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农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私有制和奴隶占有制不断扩大，促使人们产生了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哲学观。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朝鲜哲学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

公元前 4～前 3世纪，古代朝鲜人在关于世界始源问题上的哲学思维，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古代朝鲜哲学主要是围绕着主宰天地万物的是“神”还是“气”的根本问题展开的。

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了日月星辰风雨云雪等天体和自然现象同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在认识这些天体和自然现象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过程中，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唯物的自然观。据《三国遗事》、《三国志魏书》等记载，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气”组成，并由阴阳两气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而奴隶主阶级为维护奴隶制度、利用原始社会的宗教和迷信思想，神化国王权威，核心的思想是“敬天”。天神崇拜思想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是天上的某种最高的、绝对的神。

1世纪前后，古代朝鲜奴隶制社会渐趋瓦解，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封建国家先后建立。这时，中国的儒家学说传入朝鲜三国，成了维持和巩固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儒学家以家国一致、忠孝一致的思想，把阶级支配解释为近乎血缘关系的社会现象。

4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长期争霸，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的反抗直接威胁着封建统治。为了麻痹人民，统治阶级积极扶持佛教的传播。佛教在372年首先传入高句丽，尔后又迅速传到百济和新罗。6～7世纪，新罗佛教进入极盛期，出现了圆光、慈藏、胜诠、慧超、圆测、元晓、太贤、义湘等著名佛教思想家，建立了朝鲜独特的佛教哲学思想。最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是元晓。他根据“和净”的逻辑方法，扬弃三论宗和唯识宗相对立的不同侧面，提出了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一心”，认为宇宙万物由 “一心” 的存在而产生和发展。这“一心”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而是某种构成世界始源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绝对精神。这就把佛教哲学从主观唯心主义推向客观唯心主义。元晓的哲学思想尽管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但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辩证因素。如对“同一”和“差异”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差异”是对“同一”而言，“同一”是对“差异”而言的；“同一”只有在“差异”之中辨别，“差异”只有在“同一”之中才能明确。

6～7世纪，新罗还有一种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花郎道，即风流思想。它把儒家的忠孝，道家的无为，佛教的积善思想融合成一个有民族特色的伦理道德观，以此培养忠君思想和陶冶爱乡爱国情 *** ，以适应新罗进步贵族阶级对内巩固和发展封建秩序、对外统一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的政治需要。从根本上说，花郎道是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进行辩护的封建意识形态。但它代表了进步贵族阶级的利益，对新罗社会的发展和在统一三国的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9世纪初， 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新罗，逐渐形成一派。到新罗末期，教（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宗派）、禅两宗分庭抗礼，互争势力，佛教势力渐衰。

10世纪，高丽王朝建立。在贵族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持下，佛教又渐转盛。

高丽前半期，天台宗与禅宗广泛流传，前者的代表是编撰高丽大藏经的义天，后者的代表是曹溪宗的创始人智讷。智讷的佛教哲学对后来朝鲜哲学史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它从禅宗的立场调和禅、教二门教义，既反对教宗的读经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反对禅宗不立文字的“以无念为宗”的“顿门主义”，主张“禅教一致”，“定慧双修”。这样，智讷在改造禅宗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佛教教义，创立了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流派曹溪宗。他认为“真心”是世界的本原，除了真心之外什么也不存在，“真心”即世界。智讷的“真心”说，把各种佛教的超自然与超人间的神秘主义范畴溶化在人的主观意识(心)之中，进一步把佛教哲学推向主观唯心主义。

13世纪，高丽王朝渐趋衰落，统治阶级堕落腐败，争权夺利，政局动荡；大土地兼并使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蒙古兵和倭寇的侵扰使民族倍受蹂躏;佛教腐化堕落，日益丧失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安珦、白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元朝引入朱子学（见朱熹）。到14世纪，朱子学广泛传播，为重整封建秩序、实现李朝取代高丽王朝提供了思想武器。李穑、 郑梦周、郑道传等人是此时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利用朱子学，在政治上标榜“王道”， 要求维护和加强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新政权李氏王朝；在经济上揭露大土地兼并的弊端，要求改革田制，废除私田，推行科田法；在思想路线上以客观唯心主义反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朱子学的传播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朝鲜社会的进步。

“抑佛扬儒”，确立和巩固朱子学的统治地位成了当时朱子学者在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几乎所有朱子学者都从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等不同角度对佛教展开了批判，其中尤以金貂、朴础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烈。郑道传撰文《佛氏杂辩》，全面批驳佛教教义。他以“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的唯物观点，说明形体关系，否定“灵魂不灭”；以天地万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过程为例，否定“定数轮回”；以可知论反对佛教的“虚幻”说。郑道传的排佛思想包含了某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唯物论思想的发展。

1392年李朝开国。李氏王朝建立后，朱子学由论证旧政权的不合理性转为歌颂新政权的合理性， 它在 14世纪末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日见消失。李朝统治者实行 “独尊儒术” 的政策，从李朝开国到1876年日本势力入侵朝鲜的近 500年间，朱子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哲学分歧和论争都以朱子学内部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同朱子学对立的学说也只有借助朱子学的外衣才能存在。

15世纪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是权近。他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提出“天理人欲”说，要求人们服从天理，节制物欲，维护封建秩序。权近的思想经金宗直、金宏弼、赵光祖等人传到16世纪。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为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也禁锢了人们思想，摧残了学术思想的争鸣和发展。

与当时“理一元论”相对立的是金时习的唯物论。他以物质的“气”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主张“天，积气耳、日月星辰、积气中有光明者”；认为阴阳两气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反对迷信鬼神，提倡无神论。金时习的思想是13～14世纪唯物论的继承和发展。

16世纪是朝鲜哲学史上的重要年代。这个时期围绕“理”、“气”问题的争辩，把哲学思维水平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在前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思想基础上，徐敬德最早提出了“气不灭论”。他以“元气”的聚散离合解释物质的运动变化，认为物质的存在变化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在发展观上，他提出“机自尔”的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阴阳动静的推动而引起的。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可知论，认为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把握事物本质。徐敬德的唯物宇宙观对朝鲜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时期的唯心主义代表是李滉和李珥。李滉持“理一元论”观点，强调世界万物产生于“理”，“凡事皆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在理气关系上，他主张“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动静乎”。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先知后行”，强调“性”有纯善无恶的“本然之性”和善恶不定的“气质之性”之区别，提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开了朝鲜数百年“四端七情理气之争”之先河。在李滉理论的打击排斥下，徐敬德的唯物论以及其他哲学思想都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在社会伦理观上，李滉为封建专制与封建伦理道德辩护，维护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和“绝对性”，提倡“三纲五常”。李滉哲学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是李氏王朝从发展顶巅开始跌落时的产物。他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朱子学始祖藤原惺窝和著名朱子学者山崎闇斋也受到他的思想影响。

李珥提出“理气二元论”，认为“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主张理气“浑然无间，无先后，无离合”，同为世界万物之源。但他又认为如论理气先后之分，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在认识论上，他强调感官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反对李滉在“性”、“情”上的“四七说”，提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认为七情以外无四端。在社会观上，他主张变革旧法，要求缓和阶级矛盾，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进步阶层的利益。李珥思想从认识论、辩证法方面丰富了朝鲜哲学。

李滉、李珥的“四七论争”，开拓了朝鲜朱子学的新领域，使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发展到较完善的程度。尔后，随着“四七论争”的继续，朱子学逐渐沦为烦琐的经院哲学。17世纪，朱子学经过宋时烈的加工，更趋保守和专制，此时期的其他思潮，如尹鐫的唯物论思想等都被视为异端，遭到压抑。

18世纪，朝鲜政治、经济每况愈下，朱子学同高丽末期的佛教一样已失去其维系人们思想的作用。富国强兵、振兴经济已成为时代呼声，于是，产生了讲求实效、反对空理空谈的实学思想。实学起源于17世纪，李晬光、柳馨远等为其先驱。李晬光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世界的始源是物质的气，明确地把“天”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否定“天”是超自然的存在。他还科学地解释了月亮与太阳的关系，强调人们必须研究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指导自己的行动。在经济上，他提出实行均田和发展工商业的设想。在此基础上柳馨远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实学初步形成体系。

18世纪，实学进入极盛时期，形成了以李瀷为代表的星湖派和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北学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两派都强调“气”的第一性与不灭性，借助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对很多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李瀷提出人的意识与动物心理的差异在于它的能动性的观点，认为脑是人的感觉器官，心是人的认识器官。这种解释虽尚缺少科学性，但却明确表述了人是通过感觉器官来认识客观事物的唯物论观点。洪大容提出了地圆地动说，解释了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原因。朴趾源进一步阐述物质不灭思想。在经济方面，星湖派强调经世致用，强调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北学派则在此基础上又强调向中国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实学思想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丁若镛集大成。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有任圣周、崔汉绮等。

19世纪中叶，“东学”思想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东学”思想是崔济愚针对当时在朝鲜开始传播的天主教而创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主张“人乃天”，要求人的平等。它的哲学观是以唯气论为基础的泛神论，认为“气”即“神”，神乃自然（气）的表现形态，天地万物包括人的动静、喜悲、善恶都源之于气运的造化。从而否定存在超自然的“造物主”。东学思想虽然蒙上宗教外衣，但它却内含着唯物论思想因素。

1876年，日本强迫李氏王朝签订《江华条约》。从此，这个与世隔绝的封建王国大门被叩开了。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侵入和国内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朝鲜封建制的基础，也打破了封建制的精神支柱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富国强兵，振兴国运已成为当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潮流。顺应这种时代要求，产生了“儒教求新论”、开化和文化启蒙等爱国思想。以李建昌（1852～1808）、金泽荣(1850～1929)为代表的“儒教求新论”派撷取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实践”因素，批判传统朱子学的空洞学说，试图建立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儒教。这反映了当时渐臻成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开化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朝鲜壮大而产生的一种要求采用西方文明，消除封建愚昧，实现富国强兵的改良思想。其主要代表有金玉均、朴泳孝等。它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商业，在文化上要求否定封建意识，在政治上要求逐步建立君民同治的君主立宪政体。这种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文化启蒙思想包括要求发展科学技术、振兴生产、普及教育等内容。它反映了朝鲜民族不甘沦落的气概。其主要代表有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20世纪初的文化启蒙运动，广泛地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表明了领导这场运动的阶级已无力再把朝鲜引向独立和富强了。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长期的抗日解放斗争，1945年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光复后，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劳动人民在朝鲜北半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金日成在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阶级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