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石刻造像

[拼音]：Beichao shike zaoxiang

[外文]：stone statues of Northern Dynasties

中国北朝石刻造像。题材以佛像和菩萨像为主，也有声闻、天王、力士等雕像。主要出土于今陕西、河北、山西、河南、 山东、 宁夏及四川等省区。它是当时佛教信徒所造的供养像，许多造像上铭刻有造像主的姓名、身份以及造像的年月，为研究北朝雕塑史提供了一批纪年明确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可以显示出北朝石雕造型风格的演变规律，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石雕艺术的高度成就。

依据造像形体与真人的比较，可以分为两类：第1类像高超过一般人，有的在2米以上，是作为寺庙宫观所供养的主尊来雕造的，发现的数量很少。第2类体高低于一般人，常不及1米，或在0.5米以下，多是官民发愿雕造的供养像。发现的数量很多，并且像上常镌有纪年造像铭，是北朝石刻造像中的主要作品。

第1类石造像，题材多为佛像或菩萨像，庄严宏伟，使人望而起敬。这类造像在山东省保存较多，如山东临淄龙泉寺址原存的4尊石造像（现存青岛市博物馆），均为立像，足踏莲座。其中2尊是佛像，高度都超过5.8米，像作高肉髻，面相瘦削，衣饰呈褒衣博带式样，雕像的造型宏伟，刻工精湛，容貌慈祥，是较成功的宗教艺术品，显示出北魏晚期的作风。另外2尊是菩萨像，约高3米，惜头部已损毁（现有的头是近代补配的），雕造的时代与佛像相同，应是主尊的胁侍菩萨。这样高大的雕像，只有相当宏伟的殿堂才能容纳得下，因此可知当年龙泉寺的规模颇为可观。广饶县所存比丘道造弥勒石佛，是“大魏孝昌三年(527)正月二日奉诏建皆公寺”时，比丘道发愿为“一切众生”所敬造的，形体虽较临淄龙泉寺的2尊石佛略矮，高3.46米，但刻工更为精美。石佛亦为立像，踏于下有方台的莲座上，面容慈祥，衣纹流畅。像后附立有着精美浮雕的舟形背光，背光上有体态优美的飞天，围绕主尊虔诚地以香花供养。佛像足下的石台上还有线刻护法的狮子和供养比丘。造像熟练地使用了圆雕、浮雕、线雕等手法，突出表现了弥勒慈祥而庄严的形象，显示了北魏晚期宗教石刻的艺术水平。

第2类石造像，出土数量很多。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余件石刻造像，其中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有纪年造像铭的247件造像中，属北魏至北齐时期的计有158件，占全部的64％。造像数量之多，反映出当时佛教信徒出资造像习俗之盛，这样的迷信举动却促进了石刻艺术的发展（见曲阳修德寺雕刻）。综观各地出土的小型石造像，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1）从造像时间的早晚不同，可以看出造型风格的变化和技法的发展；

（2）从不同地区出土的造像，可以看出在造像细部和技法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异。

北朝小型石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和北朝石窟寺中造像的风格相一致的，显示着相同的时代特色。但是由于雕造条件、作品尺寸、放置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又与石窟造像有一定差别。一般说来小型石造像的手法更为细腻，作品显得纤巧精致，虽缺乏浑厚宏伟的风度和宗教的神秘感，但显得更慈祥亲切，似乎缩短了神人之间的距离，因而具有更为浓烈的宗教魅力。

北魏的造像中，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改制以前的作品现存数量极少，当时造像的面相及服饰与同时的云冈石窟中的雕像近似。雕造较精的作品如皇兴五年(471)造弥勒坐像，全像高86.9厘米，佛像丰面圆颐，穿通肩大衣，衣纹细密，有厚重感，交脚坐于狮子座上，下有地神托足。身后附舟形背光，浮雕火焰和化佛。背光的背面纵分为6栏，每栏又横隔为若干小区，分别浮雕佛传故事等画面，如乘象投胎、树下诞生、九龙灌顶等，形象生动，雕工精细。下座的背面，则雕刻造像铭记。太和改制以后，造像面容日渐清瘦，长颈，衣饰改为褒衣博带形式。到北魏晚期，造像的面容又从过分瘦削向丰满转变，仍为长颈，衣褶厚重，下摆常披覆于佛座上。由于当时盛行对弥勒的信仰，故造像中多见弥勒像，有时作佛装，有时作菩萨装，曲阳出土的神龟三年(520)造弥勒下生像是较典型的作品。此外，观世音菩萨的造像也是当时主要的题材。

东魏时期，造像风格有了新的变化，面相日趋丰满，衣褶从模拟厚重质料转向模拟轻薄质料。因之，凿刻方法也有了改变，常用双勾的阴线来表现。造像的题材，以曲阳出土的为例，弥勒像有所减少，观世音像有所增加，还常见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和思惟菩萨像。武定元年(543)杨回洛造观音像，高47.5厘米，面容丰满，头与身躯的比例增大，腹部微凸，态势慈祥安谧，显示出由北魏向北齐造像转化的中间状态。

北齐造像风格已与北魏颇为不同，体态由修长转成稍觉矮胖，腹部显得前凸，头部似觉过大，面相已颇丰满。因此造型稍嫌滞重，但所穿衣服更趋轻薄，衣纹刻法更为疏简，常常仅用阴线表示。与造像本身雕刻日渐疏简的趋势相对应，其周围的装饰性雕刻日趋繁缛，除像下的莲座、宝床及背后的项光、背光上的雕饰以外，还出现了花树交织成的龛状透雕，时间越晚越流行，以河清至武平年间(562～575)为最盛。在河北的藁城、临漳等地出土了不少这样的作品，其中最为精美的如河清元年比丘尼员度等造弥勒像，连座高93厘米，正面宝床上雕半跏趺坐双弥勒像，两侧雕树干，其上枝条交织成穹窿状顶盖覆于像上，枝条透雕，并附有化佛、飞天、宝塔、盘龙，构图繁缛。与众不同的是该像背面同前面的雕刻布局相近似，仅宝床上为双思惟菩萨倚坐像。全像两面俱可供养，结构复杂，雕工精细，显得端庄华美、玲珑剔透，是表现出北齐石雕艺术水平的代表作。同时，北齐造像中出现许多双尊像，如双释迦、双弥勒、双观音、双思惟菩萨等像，是其他时期罕见的题材。与北齐同时期的北周造像，发现的数量不如北齐，雕造工艺更为粗略，因此显得古拙质朴，例如宁夏固原出土的建明二年(531)金神庆造像。

以今陕西省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今河北、河南两省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在雕造技法上有些差别。前一地区的作品显得粗放简朴，后一地区比较精细繁缛。这种差别到北朝晚期更较清楚，河北曲阳、藁城、临漳出土的北齐石雕，特别是带有花树交织成的龛状透雕作品，显示出精细繁缛的技艺特色。固原的北周造像，除主尊、胁侍和供养像外，无其他雕饰，对比之下，确是拙朴简洁的代表。另外，四川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有少量北周造像，例如天和二年(567)造菩萨像，虽已残损，但仍可看出与关中造像不同的特色。该像雕刻精细，衣褶密垂，缨珞满身，并且足穿草鞋，应系北周入蜀后与当地造像艺术相结合以后的产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见成都万佛寺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