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4——
独立知识分子刘伯温的晚年悲剧
众所周知,打天下时的朱元璋,幕僚群中据有左膀右臂,一个是领衔淮西派的李善长,另一个则是带队浙东派的刘伯温。对于刘伯温,朱元璋的态度是先扬后抑,打天下时,对刘伯温以老师相待,极尽拉拢之能事,建国后却翻脸打压,甚至逼着刘伯温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迫于形势,刘伯温硬着头皮也写了《乙卯岁早朝》这样的应景文章,但君臣二人却由此拉开距离。
从士大夫的分类来讲,刘伯温是独士,是个想拥有独立人格的读书人。这种读书人,与想控制一切的暴君是犯冲的。
在投奔朱元璋之前,刘伯温是元朝一小吏。人到中年才混到总管府判六品官、处级干部,对于不世奇才的刘伯温来说,自然极为郁愤。刘伯温官场不顺,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史书描述他“疾恶如仇,与人往往不合”,说刘伯温性格正直刚烈,官场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你想在贿赂公行的元末官场,这样的性格岂能混出头来,不屡受打击才怪。
小小官职让充满抱负的刘基无法施展才能,于是47岁时他决计弃官归田,隐居在南田山下。这就为他在天下大乱时寻找明主,埋下伏笔。
从投奔朱元璋的年头来看,刘伯温在明军谋士群中算是比较晚的。他是在元至正十九年即公元1359年来到朱元璋麾下。此时距离朱元璋一统天下不到十年,朱家军已有些成大气候之势。这年11月,朱元璋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这是刘伯温老家辖地,老家都被人占了,必须重新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名士——叶琛、宋濂、章溢一起,据说是被朱的兵士一路保护送到南京去见朱元璋。
《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场面很是温馨。
朱元璋犒劳四人,对他们毕恭毕敬,不耻下问:
“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
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虽然是“尧舜之君”的老套子,但名士们还是被打动了。
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运筹帷幄的人生新路。
后来人们为了增添传奇色彩,给二人的合作浓墨重彩,附会了不少神秘故事。
诸如,史籍中流传一个“西湖望云”的故事,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南京)有“天子气”,所以决心“辅之”。跟定朱元璋后,刘伯温神机妙算,料事如神,呼风唤雨,神通广大,亚赛诸葛亮再世。其间,还有“鄱阳湖救主”传说更为神奇。说朱元璄与陈友谅双方大战,朱元璋正在旗舰上督战,坐在他身旁的刘伯温掐指一算,深感大事不好,突然一跃而起,拽着朱元璋说:“走,快走!”朱元璋不知就里,也来不及细问,只得跟着刘伯温迅速撤到另一艘战船上。还没坐定,只见一发炮d“嗖”地落在先前的旗舰上,将之炸成碎片。朱元璋晚走一步,可能就被一炮轰死,所以心中非常感激刘伯温的救命之恩。
这些民间史料对刘伯温本事的描述,显然是有些神化了。但总得来说,刘的作用确实不小。在朱元璋讨伐天下过程中,作为主要谋士的刘伯温,功劳不说最大也堪称甚大,就拿他在鄱阳湖大战的表现,去掉夸张的水份,还是有不少贡献有史可查的。
提及鄱阳湖之战,应该算得上是朱元璋争霸天下的最后一场大战。公元1363年,元朝气数将近,各路起义军为争天下火拼。朱元璋与宿敌陈友谅决战。此战朱元璋得胜的关键,是朱元璋毫无保留地采纳刘伯温的计谋。此战过后,朱元璋顺风顺水,三年而得天下。用“一战定乾坤”形容此役,一点也不为过。一人而抵百万师,刘伯温运筹帷幄的才能,于此发挥到极致。
还有,把朱元璋捧上神坛,也有刘伯温的一份功劳。
公元1367年11月,朱元璋北伐大军直击元大都,胜利在望。手下劝进朱元璋登基。而这位大哥自然要谦让一番。怎么办呢?请老天说话吧。当年夏历12月22日这一天,南京阴霾密布天降大雪,这天朱元璋祭祀天神地神。朱元璋发布祭文,翻译成白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拥有的土地有两万里广,臣僚们都让我做皇帝,我已经推让再三了,现在没有办法只能做皇帝了。日期已经确定在第二年的元月四日,一切都已经就备了。但是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就另推别人,如果同意,那么新年正月初四给我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而这个日子正是刘伯温帮助敲定的。刘伯温通晓天文,算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很清楚,22日南京突然降雪,再过10天恶劣天气也会过去。到了新年元月初四(公元1368年1月23日),果然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朱元璋再次祭拜天地。随后来到了新修好的太庙祭祖,再到新建成的奉天殿登基成为皇帝。为什么叫做“奉天殿”?意思就是奉天登基做皇帝的,我的一切都是按照天命做的。
从此,朱元璋发出的诏令就叫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谁跟他过不去,就是“逆天”了。
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被授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年二百四十石。这个级别与食禄四千石的韩国公李善长比,相差近二十倍,并不怎么高,可见朱元璋对刘伯温态度是有保留的,隐约感到刘先生似乎不会轻易被驯服为忠实奴才。《明史》称刘伯温“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就是说他是具有刚性性格的士大夫。这样的士人很难屈就君主。
果然,受封后的刘伯温不为荣华富贵所惑,请朱元璋赐回家养老。回老家后,“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名为养老,其实是对暴君的一种消极抵抗。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意识的儒士,新朝的建立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但他却寸步难行,甚至感觉了不祥之兆。因为在朱元璋这等君主手下再想畅所欲言,形同找死,乃至赞美得不起劲,都会出大事。
于是刘伯温陪着小心,想保留士大夫最后自尊——沉默权。
但朱元璋不允许他这么做,天下安定,朱元璋已经从明主转为暴君,还能容忍要刘伯温这样的独立士人吗?
刘伯温跟朱元璋征战八年,他的大明时光比这更短,只有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他先后几次受封,又几次挨整,反复回乡。
第一次挨整是因为求雨未遂。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弊政,劝朱元璋,“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不应动辄羞辱,都是非常有针对性。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报复,作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
之后刘伯温已经意识到伴君的危险性,此时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暴君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所以更主动地希望息影园林。
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隐居的刘伯温,竭力洗尽铅华,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他知道,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明史》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所以换上便服求见,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升火做饭以待客,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刘伯温马上变色,自称小民,便立即退避。
一般人认为,刘伯温低调自持,是高风亮节。但刘伯温的主公却看出这是一种消极抵抗,朱元璋对不肯五体投地的老先生不满了。
主人不满,就该打手上场。朱元璋的新干将胡惟庸出场,要击倒大明第一智囊。
于是,如此小心的刘伯温还是出事了。
洪武五年,刘伯温又挨了一次大整。他无意间做了一件事,让嗅觉灵敏的胡惟庸闻到味了。说刘伯温下乡回老家,发现这地方治安不太好,于是回来奏请朝廷,建议在他家乡附近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弄个巡检司,加强管辖。但这件事智者千虑的刘伯温犯了大忌。
因为谈洋元末时曾被农民起义军占领,是个起兵造反的好地方。胡惟庸见此,立刻就将这个难得的机会抓住了。上书朱元璋,称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伯温此举别有用心。他是不是想把巡检发展成自己的武装,做大做强自己?
朱元璋对此事的态度值得仔细分析,“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朱元璋心“动”的是什么呢?是他相信胡惟庸所说,刘伯温真的为自己选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要搞武装割据吗?
不难想见,朱元璋的“所动”根本就是装出来的,他要骗的人恰恰就是进谗言的胡惟庸。朱元璋杀刘伯温的决心已定,却不想亲自动手,免得背上骂名,眼见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刘伯温于死地,正好顺水推舟,借刀杀人。
遭举报的刘伯温被朱元璋勒令,回京向中央说明情况。刘伯温又不能在家呆下去了,他启程进京谢罪。
面对朱元璋,刘伯温“惟引疚自责而已”,他什么辩解的话都不说,只承认错了,朱元璋将之暂扣京城。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又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朝廷祭奠孔子,仪式结束后,祭祀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荣誉。刘伯温没有参加祭奠仪式,却接受了肉。朱元璋说: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参加祭奠却享受祭品?学礼学到哪里去了?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关键是皇帝行动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面子。由此可见这次入朝的刘伯温,其处境之尴尬。此时的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挨整了。只隐约感到在劫难逃。朱元璋既不治刘伯温的罪,也不放他回家。“乃留京,不敢归”,处境和心情都恶劣,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在朱元璋和胡惟庸眼里,刘伯温能掐会算,是一个永难驯服的大仙,不彻底整灭火还是不踏实,所以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久,机会又来了。
史书记载,洪武八年,64岁的刘伯温偶感风寒,朱元璋派胡惟庸带了太医去探望。太医开了药方,他照方抓药服用后,病情不仅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加剧。刘伯温觉得大事不好。抱病见朱元璋,说胡大人带着御医来探病,给我开了药,我吃了之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好像生了一个大肿瘤。朱元璋听后反应冷淡。刘伯温见状明白大半,悻悻归故里。不久与世长辞。
刘伯温跟随朱元璋前后加起来十五年,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眼见一个“尧舜之君”变身桀纣之君,他无能为力。最后因为赞美得不起劲,企图独善其身而反复挨整,被下了地狱。
关于刘伯温之死,史上有诸多争议,但总之朱元璋与胡惟庸难脱干系,不能排除此系君臣二人合作的“整人成功案例”之一。两人相互利用,但还是朱元璋老奸巨猾,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比刘伯温的死因更耐人寻味的是,朱元璋在刘伯温死前表现出来的态度。
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朱元璋极尽冷落。大明文集刻成,他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人,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刘伯温病重被赐归,朱元璋还颁发了一纸诏书,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竟有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的内容,并以此为据,表示自己当皇帝后,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国之大体”的。对病者刘伯温来说,得到这样一份诏书,肯定不是件愉快事,只能加重病情。
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谋臣,但他更自居为儒士,然而让他羞愧的是,朱元璋却在更多场合把他当成术士。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像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大儒?
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儒者?因为他认为儒者都应该是愚忠的,奉君如神,应该做一个唯皇帝马首是瞻的家臣,而刘伯温显然不够这个标准。
据说刘伯温早已看穿了这一切,他临终前曾留下遗命,告诫子孙不得为官。显然,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刘伯温的独立之士大梦最后终告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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