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国家女人不能外嫁

为什么中国还不禁止女性外嫁（外嫁数量世界第一）

在越南、菲律宾等国，女性嫁到国外已是司空见惯，“输出新娘”成为产业集群。

这让人们想起了30年前东亚女性嫁到国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中心不是韩国或日本，而是中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跨国婚姻浪潮。

这种婚姻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女性都嫁到了外面，然后任斥之为“酒店情侣”、“跳板婚姻”、“用青春换金钱”、“崇洋媚外”。

这些批评不是空。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嫁出去”和“嫁进来”的畸形，即各地所有涉外婚姻都以大陆女性结婚为主，比例几乎超过90%；

二是年龄匹配严重失衡，即夫妻年龄差距大，外籍丈夫比内地妻子大一二十岁的现象相当普遍；

第三，婚姻状态失衡。与国内婚姻相比，涉外婚姻中大多数人都是再婚，尤其是涉外婚姻。

说白了，中国女性嫁给资深老外，大部分都是二婚、三婚。

有网友形容是“国耻”。虽然言辞过于激烈，但说实话，这种“跨国恋”确实伤害了民族感情。

然而3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为什么2018年中国涉外婚姻还是以女性为主，2011年北京还是80%以上？

直到2018年左右，中国的涉外婚姻才高于涉外婚姻，扭转了性别比失衡的局面。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这显然是滞后的。

其一、“出口新娘”的涉外婚姻

涉外婚姻是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婚姻，也称为跨国婚姻。

中国的涉外婚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跨国婚姻。比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韩国的联姻；中缅边境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与越南、老挝、缅甸通婚。

另一类是涉外城市婚姻，集中在广东、福建、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这些地区国际化程度高，嫁到国外的女性大多嫁到了日韩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是“邻国通婚”、“同源民族通婚”，还是国际都市的跨国婚姻，中国所有的涉外婚姻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一个特点:外族婚姻是绝对主体。

80年代初，广州涉外婚姻占涉外婚姻的95%以上，福建省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上海1996年至2002年涉外婚姻比例仍高达88.9%，北京2005年至2011年仍为80.2%。

“输出新娘”是中国涉外婚姻扯不开的标签。

二、意识上的经济差距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经济因素仍然是中国女性嫁往海外的基本考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济考量是意识层面的经济差距，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购买力差距。

说白了，这种中西经济差距是已婚女性主观武断的。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西方“发达印象”的觉醒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已婚女性的想象中，西方仍然远比中国发达。

已婚女性只看以美元衡量的GDP，不考虑美国的物价，不计算实际购买力。看似人均20万人民币的GDP比中国还高，但每斤200人民币的鸡肉价格，却击碎了美好生活的想象。

西方已婚女性只看纸面上的福利待遇，没有考虑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以及福利使用的门槛和排队时间的漫长。

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意识上的自我矮化难以纠正。

再次，从婚姻梯度和交换理论来看，作为理性人的夫妻双方都希望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来实现“互惠”。男方的资源通常体现在社会和经济特征上，如教育、职业和收入，而女性的优势往往体现在年龄、外貌和气质上。

涉外婚姻中，“用青春换婚姻”“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来改善家庭经济”的“交易型”涉外婚姻，源于观念上的交易型、物化型婚姻。

由于地区发展的差异，偏远地区仍有涉及外国人的交易婚姻。

在延边地区，相当一部分朝鲜族女性用青春换取朝鲜族男性优越的生活资源。在桂林等西南地区，有大量的外国游客，许多年轻女性因为廉价旅游而嫁到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

功利色彩和贸易意味涉外婚姻双方都是匹配的，但也造成了匹配不平衡的畸形婚姻。毕竟，外籍男性在身份上的主导地位增加了婚姻的交换权重，客观上也拉大了双方在年龄和文化上的差距，逃婚现象也屡有发生。

婚姻的本质是基于亲密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不是买卖，不是交易，更不是移民外国的跳板。

当一个人失去了对婚姻的基本观念，婚姻的幸福大概就不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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